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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戴逸:他为一部《清史》工作了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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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多家媒体公开报道,1月24日上午,历史学家戴逸逝世。

对历史和修史的重视,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尤其是中国拥有最多的官修历史,几乎每个朝代建立之后,都要重修前代史书,建立自己的官修史书体系。“二十四史”中除了前几部,几乎都是官修史书。

以“二十四史”为“正史”,是清乾隆皇帝的钦定。但也恰是在清王朝结束之后,由于中国开始了近现代化的历程,这一修史传统也难以为继。虽有《清史稿》问世,但其是清代遗老遗少所写,无论立场和编纂质量都不理想。编纂清史,在新中国成立后仍屡被提上日程。现在,新的《清史》已进入最后审稿阶段。

我们曾在2017年采访了戴逸教授,彼时他在主持《清史》编纂工作,而这项工作他已经做了四十年。如今,戴老先生仙逝,我们特整理重新刊发此文,听他讲自己在人民大学任教七十年的经历,和他对编修清史的思考。

采写 | 新京报特约记者 宋晨希


戴逸,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现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2013年,获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主要著作有《简明清史》《中国近代史稿》《乾隆帝及其时代》《繁露集》,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等。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从讲授党史到中国近代史,再到后来研究清史,戴逸已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70余年。他的治学经历是沿着“逆向回溯”的路径进行。76岁时,戴逸凭借着一个历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感,毅然受命组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并担任主任一职。经过十余年漫长而艰苦的工作,这部由国内2000多名清史学者共同参与完成的多达3000万字的《清史》,已进入最后审稿阶段。戴逸说:“能够参加《清史》编纂,是人生最大的幸运。”

从党史教师到近代史专家

戴逸,原名戴秉衡,1926年出生于江苏常熟。戴秉衡从小就对历史故事抱有天然的兴趣,几乎将父母给的所有零用钱都花在了租赁历史故事书上面。

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年仅11岁的戴秉衡随父亲和姐姐避难上海,并在那里完成了自己的初高中学业。戴秉衡除了完成学业外,将业余时间全部花在阅读《左传》《史记》等传统经典上。有一次,为了补全自己在旧书店购买的残缺本《昭明文选》,他整整一个月闭门不出,将残缺的内容全部抄写一遍,并装订成册,幼年打下的传统文化功底,为他后来的研究之路埋下伏笔。


《戴逸自选集》
作者:戴逸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8月

1946年,出于对历史研究的热爱,戴秉衡义无反顾地从已经读了两年的上海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退学,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北大浓厚的学习氛围和雄厚的师资力量,让戴秉衡立下了毕生研究历史的志向。

当时,国民党政权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开始在大学里镇压学生们的爱国民主运动,戴秉衡因在北大参加学生运动遭到政府通缉。在地下党的保护下,戴秉衡才远奔解放区,在华北大学学习中共党史和革命史,并最终留校任教。为了防止国民党发现自己投奔共产党而连累家人,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戴逸”。

1949年4月,华北大学搬到刚解放不久的北平。1950年10月3日,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开学,人民大学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的正规大学。

在戴逸看来,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与之前从民国延续下来的大学有着诸多不同。人民大学以培养革命干部和经济人才为目的,应用性强,课程设置上比较务实,比如设立贸易系、外交系、工业经济系和农业经济系等,同时也注重政治理论课,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党史都是人民大学最早的专业课,戴逸负责的就是讲授党史。

1956年,人民大学决定增设中国近代史学科。戴逸回忆道,“我们中国历史界有个毛病,就是厚古薄今,老师们喜欢讲春秋战国,好像到汉代以后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当时几乎没有老师做近代史研究,学校就把我调过去补空缺,一开始,研究近代史并不是我的主观意愿。”从那时起,戴逸连续在研究生班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开启了1949年以后在高校讲授中国近代史的先河。

1958年,戴逸将两年来的教学经验和潜心研究的成果进行总结,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为中国近代史的脉络寻找出一条整体逻辑,撰写完成了《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被当时的学者评价为“一本流行很广的好书”。


《中国近代史稿》
作者:戴逸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1月

由于好学深思和笔耕不辍,戴逸多次被中宣部、北京市委宣传部临时借调参与重要文稿的写作。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中宣部副部长周扬都对他有良好的印象,这也为他后来参与国家清史编纂工作奠定了基础。

命运多舛的清史编纂计划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就提出要编纂两套历史书的设想,一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二是清朝历史。


《简明清史》
作者:戴逸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9月

“清朝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对当今中国的影响最为密切,我们要了解现在的中国问题,必须彻底了解清朝的统治。”戴逸说道,“清朝灭亡以后,民国曾经修过一部《清史稿》。但因为都是清代遗老遗少所写,他们是站在清朝的立场上来写的,歌颂清朝,反对革命,把国民党叫作‘乱党’,甚至史书里都不提孙中山。所以,民国时期,《清史稿》一直被当作禁书。”可惜,当时百废待兴,编纂一部客观公正的清史,虽然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但还是因客观原因被搁浅。

直到1978年,编纂清史被再次提上日程。为编纂清史积蓄力量,人大成立了清史研究所,由戴逸担任所长。为了将清代历史大的脉络搞清楚,他花费7年时间主编《简明清史》,这是1949年后,第一部系统完整论述清朝历史的专著。此后,戴逸潜心研读清代文献档案,梳理乾隆一生的功过得失,写出《乾隆帝及其时代》。乾隆档案有40函,还有4万多首诗,戴逸花两年多时间全部看完了。深入资料,摆脱之前以论带史的传统,既书写乾隆对维护国家统一作出的贡献,也批判乾隆奢靡的生活,让人们第一次不用脸谱化的方式看待清代帝王。


《乾隆帝及其时代》
作者:戴逸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3月

2002年,国家正式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并任命戴逸为主任。在他的牵头下,这部书聚集了全国2000多名清史专家,从大量的原始档案中进行筛选和编纂,尽量容纳最新的学术观点。耗时15年,这项浩大的工程即将在明年完工,谈到对这部书的期望,戴逸说:“我希望未来人们想详细了解清史,就来看我们编的这部书。”

对话戴逸

清朝形成多民族国家格局

新京报:你主持编纂的这部《清史》,在内容和体例上有何创新?

戴逸:这部《清史》仍旧是在传统的“二十四史”体例上进行创新。众所周知,旧有的“二十四史”中有本纪,即皇帝的传;志,主要是典章制度;表,一般是人名和事件的罗列;传则是所有名人的传记。在这部《清史》里面,我们则把传统的《皇帝本纪》变成了《通纪》,即叙述整个历史发展中的大事件。《清史》加入了《典志》,将清代末期出现的近代化因素全部囊括进去,比如铁路、电报等等。还特别设立了《城市志》,重点写受到现代化冲击之后出现的新城市,如上海、天津等港口城市和安徽蚌埠这种交通枢纽城市。新的《清史》还从20多万张图里面选出7000多张图画和照片,这也是之前“二十四史”不曾出现过的。

新京报:你对当前中国历史学界的研究有何建议?

戴逸:我不太同意研究太小的题目,搞碎片化的研究,因为这样不能形成规模,无法看出历史的前因后果。历史是“知古而鉴今”,要从历史中找到对现实的借鉴意义。历史学者要从全局看历史,比如清朝200多年是怎么发展的,又是怎么灭亡的,清朝有什么功绩,做了哪些大事?清史是我们的新兴学科,清朝灭亡以后,不论是国民党,还是“文革”之前,我们对清史没有丝毫肯定的地方。可现在,我们逐渐发现了清朝的价值,清朝奠定了我们大一统的版图,形成了我们现在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局面,这些全部是清朝带给我们的意义。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宋晨希;编辑:徐学勤、赵勇力、小盐、走走;校对:卢茜。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时间的刻度:新京报年度好书20年》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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