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的人们

青岛是一座移民城市。青岛的女作家连谏先生的作品《门第》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上映以后我很喜欢看，电视镜头里出现青岛那熟悉的街道感觉非常亲切。连谏最近又写了一部小说《迁徙的人》，书我没有看过，书的名字让我想起我们家迁徙的故事，文章的名字“迁徙的人们”。

我于1939年12月4日（农历十月二十四日），出生在山东威海城里北街。

青岛和威海真是两座姊妹城市，城市的建筑风格不同，可是自然条件和历史背景很相似，都是美丽的海滨城市。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腐朽的满清政府战败，北洋水师在威海刘公岛全军覆没。英国为了限制日本的势力在中国扩张，则侵占了威海。威海开埠，成为城市。

山东巨野教案发生，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的军舰开进了胶州湾，占领了青岛。青岛开埠，成为城市。

北洋政府先后将青岛和威海从占领者手中收了回来，青岛和威海一度成为直辖市。

城市出现了，谋生的人们迁徙来了。城市容纳了移民，移民造就了城市。

中国的农耕文明源远流长，许多村落设有祠堂，供奉着列祖列宗。中国人的姓氏都有自己的族谱，续写着家世，一代一代地传承。

威海是一座移民城市，从《威海市志》得知，威海以前有一个蒋家巷，说明蒋家在威海人丁兴旺。因为时局动荡，我们家不断迁徙，族谱遗失。听长辈讲我父亲是振字辈，我是继字辈，我的下一代是绍字辈。后来我去威海出差，威海的蒋姓和我们不是一个族谱。我的儿子在一个族谱网站上发了帖子，提供了我们家仅存的族谱信息，一个在大连定居的同姓人看到后联系到他。这个蒋姓人的祖辈是从威海移居到大连的。据他的介绍，我们蒋家在威海的族谱应该是学、长、维、振、继、绍。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每到春节时，我们这一支蒋家人都要到威海城关的西门祭奠先人，当时这一带是威海最繁华的地方。

我的祖父叫蒋完璞，按照辈分来讲，他的名字应该是蒋维~，至于“完璞”是字还是号，就不得而知了。我的祖父是一个生意人，写的一手好字。据说他早年从威海去了天津，在期货交易所做了一笔山东花生的交易，取得了第一桶金。交易所位于和平区的建设路，我的哥哥若干年以后定居在它对面吴家大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

我的祖父居住在威海的仓坊巷，据说院子房子很豪华。

青岛的大英烟草公司在威海招工人，我父亲被录用只身来到了青岛。

1943年是兵荒马乱到时候，我的母亲带着16岁的三姐、13岁的哥哥和四岁的我，乘船从海上来青岛找父亲，我的大姐和二姐已经出嫁，留在了威海。据说船行驶到成山头遇到风暴，一船人差点葬身海底。父亲把我们安顿在离青岛火车站不远处的六街口的一个客栈休整了几天，就乘闷罐车到了他所工作的所在地潍县二十里堡烤烟厂。

大英烟草公司的二十里堡烤烟厂当时被日本人管制，厂区分生产区和生活区。厂区的北面是公路和铁路，对面是一个简易机场，机场门口有日本兵站岗。

父亲送三姐到潍县一所教会办的红房子女子学校，哥哥则去了济南读书。厂区没有幼儿园，我5岁多一点就进了子弟学校读书，学的是日本人编的课本。

二十里堡烤烟厂是卷烟产品的原料生产基地，烤制的烟叶不但发往青岛，还发往天津和上海等大城市，厂里的员工有天津人和上海人。用这里的烟叶生产三炮台、老刀、大前门、环球等品牌的香烟风靡全国，后来所谓的“上青天”不知是否和香烟有关。

父亲做的是技术工种，负责烟叶的验收入库、等级划分等工作。1944年仓库烟包被盗，仓库保管是日本人，反而诬父亲父亲偷窃，便把父亲抓起来。

父亲在工友中为人很好，大家联合担保挽救被关押的父亲，就在这个过程中，偷盗的日本人在销赃时被发现，父亲这才被放出来。为避免事后被报复，经工友介绍父亲躲到河南许昌烤烟厂避难，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返回。

日本人走后，厂区对面的机场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兵营。厂宿舍区里的姑娘，来自大城市，思想开化，情窦初开，就和国民党兵谈起了恋爱。

国共内战爆发，早晨看到兵营里的国军喊着号子，气势汹汹地从兵营里出来，到了黄昏就丢盔卸甲，垂头丧气地返回，高亢的号子变成了伤兵惨痛的哀嚎。

1947年大英烟草公司从美国救济暑租了一架飞机把二十里堡烤烟厂的部分员工和家属接回青岛，我们家在南仲家洼租了房子，一家人总算安顿下来了。

没有多久，我的祖父和祖母带着一大家子人从威海来到了青岛，租住在金口二路一幢别墅的车库里。

父亲是长子，下面有三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最小。

我的叔叔读中学的时候发生了七七事变，他和几个同学离开了学校去昆嵛山寻找抗日武装，并和共产党的组织建立了联系。他后来考上北京大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解放以后在天津市担任高级干部。

他来青岛把爷爷奶奶接去天津安度晚年，一同去的还有我的三姑一家。

我的二姑嫁给威海郊区农村一户普通人家，子孙满堂，活到98岁去世，也算是寿终正寝。

我的大姑年轻时就守寡，她带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跟着爷爷奶奶一起来的青岛。她的大女儿嫁给一个海员，住在海关后。小女儿嫁给商业系统的一个干部，住在小鲍岛。

青岛的海关后和小鲍岛是青岛这座殖民城市独具特色的两片居民区，那蜿蜒的街道、充满烟火气的里院，构成的市井风情画面是老青岛人抹不去的记忆。

大姑的儿子读书学的是地质勘探，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云南工作，后来在昆明定居，大姑跟着女儿在青岛生活。

我父亲十八岁的时候娶了十九岁的母亲。母亲姓王，全家靠外祖父给人家打渔勉强度日。母亲排行老二，家里前四个都是闺女，我舅舅最小。舅舅是独子，从小娇生惯养，不务正业，后来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当了解放军俘虏以后反正。抗美援朝时赴朝参战，复原以后再也没有离开威海。大姨、三姨嫁人以后逃荒去了大连，以后杳无音信。小姨嫁了一个渔民，一直在威海生活。

我们家到了青岛，租住的房子在南仲家洼一条主干道上，进城和出城的人们都从这条路上经过，路的名字记不得了，只记得门牌是1148号。房子临街坐北朝南，一扇门，两扇窗，房后有一个院子。房屋分里外间，我和父亲母亲住里间，三姐和哥哥住外间，外间也是公共区域，做饭、吃饭、会客都在这一间房里。

房东姓焦，脸上有麻子，人称焦麻子。焦麻子家住在南仲家洼的台湛路，我们租住的地方就是他以前的酱菜铺。他的大老婆没有生育，就从窑子里赎了一个窑姐做小老婆。那个小老婆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两人住在台东镇，很少回来。焦麻子关了酱菜铺，把房子租出去，大老婆每个月前来收房租。

我记得这是一个体态肥胖的小脚女人，皮肤白皙，涂脂抹粉。收房租的时候基本是到台东镇逛街后来我们家，母亲给她沏上茶，她盘腿坐在椅子上，顺便从口袋里掏出瓜子，喝着茶水、嗑着瓜子，骂着男人没有良心。

她来我们家的时候，母亲就把我支开。一次我刚出家门看到树下面站着一个陌生的小女孩，她的年龄和我相仿，看到我怯生生的。我主动过去搭话，问她找谁，来干什么，她总是低着头不说话。再问，那小女孩便哭了起来。看到她哭了，我便跑开了。后来才知道这个女孩是房东太太从农村远方亲戚那领养的，是养女也是丫鬟。

房东太太是一个很精明的女人，房子虽然破旧，房租却不断往上涨。房顶下雨漏水，墙皮脱落，老鼠时常来屋里光顾，都由母亲和三姐进行了修缮和清理，母亲从未向房东太太说起这些事情。房东太太拿着房租走后，三姐调侃道：屋里还住着老鼠，怎么不给它们收房租呢？我看到母亲和三姐会心的笑了。

没有多久，我们家就来了又一个迁徙的人，我的大姐夫。

我大姐嫁的人家是在威海城里开杂货铺的，家境殷实。大姐夫先是自己前来青岛，主要目的是打个前站，做个小买卖。青岛和威海相比是大城市，何况妻子的娘家已经在这里落户了。

我们威海有个风俗，女婿对岳父岳母不喊爸妈，而是称作叔婶。我们也从不喊他姐夫，而是叫哥哥。大姐夫确实像一个大哥哥，家里的大事小情父母都和他商量，我和哥姐也很听大姐夫的话。后来二姐来青岛，三姐结婚以后，姐妹们当着父母和女婿们的面都喊大姐夫是“当意女婿”。

父母把家里的积蓄拿出来让大姐夫做小买卖，就是在城里采购点生活用品，到郊区的集市卖，去的集市是李村集和流亭集。大姐夫早出晚归，出门时把临街门板和窗板卸下来，晚上回来按上去。吃过晚饭就把当天的账算给父母听。

转过年来，也就是1948年的春天，我的大姐带着外甥女和外甥来了，一家四口人就挤在外间的一张大床上。

大姐带着孩子来了以后，人口添了，日子过得更紧巴，可一家人能在一起，就其乐融融。那时我9岁，外甥女6岁，外甥3岁，原来给我好吃的东西母亲给了外甥们，因为我是舅舅。我私下给三姐抱怨，以后再也不当舅舅了，三姐在晚上吃饭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揭短，害得我饭也没吃完就羞着跑开了。

在这期间，我的一个堂舅经常来我们家。堂舅是我母亲的堂弟叫王学龙，我们都喊他学龙舅。学龙舅早年来青岛投奔父亲，父亲给他联系了给烟厂拉大包的工作。学龙舅把妻子也从威海接来在离我们家不远处的台湛路租了一间房住。学龙舅为人厚道，性格木讷，但心灵手巧。我们家吃饭的小饭桌、小板凳都是他做的。学龙舅的妻子则是长相俊俏，能说会道，母亲说她这个弟弟的话都让弟媳妇说了。学龙舅每天饭后都来我们家呆一会儿，很少说话，拿个小板凳坐在门口，吧嗒吧嗒抽着旱烟，一声不吭。过了大约一个小时便起身对我母亲说：“二姐，没事儿，我就回去了。”

“走吧，家里还缺什么吗？”母亲总是习惯地问。

1948年的春天，我得了肺结核，每天要去铁山路日本人开的“市民医院”打针。学龙舅用父亲的自行车驮着我去，刮风下雨也不拉下。到了上坡的时候，我要下来自己走，学龙舅不让，要我坐在车上推着前行，他那吃力的背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1949年的春天，雪龙舅两口子来和我父母商量，要去香港投奔他们唯一的儿子，他们的儿子是英国人从威海招聘到香港当警察的。父亲说：“要走就抓紧时间，外面风声挺紧的，打起仗来就走不得了……”。本来堂舅要留，媳妇要走，两人争执不下来拿主意，听了父亲这么一说，便决定去香港。

临行时，父母请学龙舅两口子来家吃饭践行，母亲硬塞给学龙舅一些钱，学龙舅和媳妇到了香港以后让他儿子来了一封信，后来便失去联系了。

解放以后，我的二姐从也从威海来到青岛。

二姐夫是威海文登人，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人来了，家里被毁，二姐夫和哥哥参加抗日武装。胶东地区是抗日根据地，抗日武装打的是游击战，一般都在晚上活动。据二姐夫讲，一个冬天的夜里，兄弟俩在村外跟着积雪的脚印走，去寻找抗日武装。走到一个岔路口，两条路上都有脚印，兄弟俩便分开走，结果哥哥找到了国民党的抗日武装，弟弟找到了共产党的抗日武装。由于兄弟俩都识文断字，便都在司令部里做参谋。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因为哥哥是国民党青岛警备区司令刘安琪的副官，二姐夫便被派到青岛建立情报站，在辽宁路上开了一个商行作掩护。

青岛解放以后，二姐夫在青岛市公安局工作。二姐夫有个文登老乡，也是和弟弟一起出来打日本鬼子，同战斗英雄任常伦在一个部队，弟弟牺牲了。他是解放青岛的入城干部，在交通局工作。二姐夫把他介绍给尚未出嫁的三姐，三姐结婚以后住在胶州路临清路路口，交通局对面的居民楼里。

这时哥哥已经在建国前去天津投奔叔叔并参加了工作。我们一家迁徙的人总算安定下来。

人们的迁徏是社会背景的折射，是社会细胞的代谢，是社发展的动力，迁徙的人们的永恒话题是日子越来越好。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诗曰：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2024年1月18日于泉城济南

作者：蒋同，男，1939年出生，青岛人，原山东警察学院教授，现退休生活在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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