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碧 童之伟 劳东燕：普通人如何对公共话题展开有效讨论？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多种社交媒体蓬勃发展，每天都会形成为数可观的“吃瓜舆论”场。持各种价值、各种立场、各种利益的人喋喋不休地争论着，“即使事情非因我而起，仍然有能力评判之”，这值得赞美，但有些时候有些话题上并没有形成真正有来有往、增进公共理性的讨论，而是互扔标签、进一步强化彼此分歧、把各方观点推向极端形成对立。普通人如何对公共话题展开有效讨论？如何在各持己见的同时形成有效沟通？

本文汇编了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陈碧教授、广东财经大学童之伟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劳东燕教授关于此事的思考，以飨读者。

01.陈碧

面对网络热点，我们如何进行公共讨论？

注：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法律圆桌

最近一段时间，网络热议的多是一些公共话题，比如“网暴的治理”“女性的生育自由”“校园举报”“如何对待犯罪者的子女”等。当人们的注意力不再聚焦明星八卦，而是关心公共事务，“即使事情非因我而起，仍然有能力评判之，”这值得赞美，说明人们更加关注法治、自由和公正，这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众声喧哗的舆论场呈现出不同的意见，对于某些尖锐的观点我们并不吃惊。因为每个人作为参与者，在发声和讨论的同时，应当看到公共讨论中必然存在偏见，并对此保持宽容和开放的心态。

▌公共讨论中的偏见

我的专业是侦查与证据，所以我也研究人们的认识过程。有人的地方，就有偏见。但持偏见的人往往并不自知。

在刑事案件里，要求警察不能“先入为主”就是在排除偏见。面对大多数案发现场，警察需要发现问题，提出潜在的假设，并进行印证，最终才能形成完整的案件事实。在这个过程中，必须不断核对、不断重启。因为一开始的假设，未必是对的。

审视最近的网络讨论，会发现人们往往只做第一步假设就得出结论，而忽略了印证，这样就很容易导致偏见。

第一类偏见是情绪启发性的偏见。比如谈到“如何对待犯罪者的子女”，很多人会迅速联想到歌手曲婉婷和她因为贪污罪入狱的家人，或者是涉黑涉恶人员及其子女。这时候人们很难想起那些因为醉驾入刑，因为租借银行卡、手机卡入刑以及过失犯罪的轻罪者。

因为人们判断的时候，常常依赖最先想到的经验和信息，并且以此作为假设的依据。用统计语言来说，在评估概率的时候，最近发生的事件或者印象深刻的事件被赋予了过高的权重。我们会根据手里有的可用信息，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不会从概率或者统计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依赖于自身记忆、直觉、情绪反应，从中得出可能的故事。这种情绪启动法通常是不可靠的，但是它有很强的共情能力，情绪一旦被点燃，就能迅速让我们得出结论。

第二类偏差叫结论先行，也就是先有了结论，再去寻找能证明这个结论的证据，同时对不符合结论的证据视而不见。这种预先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情感决定的，但是情感的力量是超过理性判断的，它拒绝思考。

法律课堂里经常会引用洞穴幻象理论，这是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的阻碍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幻象之一，是指人们常常把自己想象出来的理论和观点到处乱套，他们不是让理论和观点符合客观的事物，而是强行使客观的事物符合他们的理论；或者说，他们只愿意看到那些符合其观点的部分，而无视那些不符合的事物。

如果警察陷入洞穴幻象会怎么样呢？他们会驳斥嫌疑人的辩解是不老实、是狡辩，对那些能够证明他无罪、罪轻的证据视而不见。再严重一点，就会走向刑讯逼供。有一些冤假错案恰恰来自这种最真诚的自以为是。在此基础上反思我们在公共事件中的发声，是否也存在这种拒绝反驳呢？

▌偏见会消失吗？

如果你要问偏见如何消失？答案可能会让你失望。因为基于每个人不同的背景、每个族群不同的经历，偏见永存。所以不要幻想所有人的意见一致，而且还都是“正确”的。试想一种所有人观点一致的舆论场，也是无法接受的。

在偏见永存的前提下，我们仍然要去发现事实真相，刑事案件仍然要进行侦查和审判，公共讨论仍然要进行。研究显示，法官的专业技能和经验并不能使他们免于思维定式和司法偏见。可是，一旦法官认识到哪些偏见会影响自己的行为，就能够通过自我监督摒弃各种偏见。

所以，纠正偏见的方法是了解偏见。用个时髦的心理学术语，就是觉知。要觉知到自己正在用主观的视角看问题，这是你个人赋予这个事件、这个话题某些意义，这也许是偏见，也许事件还有另一面。作为公共事务的讨论者，我们务必要警惕自己迷之自信的时刻，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我们会相信这一种可能性而放弃另一种可能性呢？为什么我们持这种观点而他们不这么看呢？

说起来很简单，多一种视角，多一份觉知，就是纠正偏见的解救之道。但知易行难，在很多时候不诉诸情感而诉诸理性，是反本能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正是不断地平衡本能、情感和理性。在某些公共问题面前，有的观点持有者，虽然人在21世纪，使用的却是丛林思维和报复逻辑。《三体》里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它用在地球生存危机的时候很贴切，在和平年代却过于黑暗。

所以，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也没有永不进化不改变的基因。

▌我们需要为此悲哀吗？

在最近的网络讨论中，有一种悲观的论调，比如说“好人死于多管闲事”。这让我想到了《三体》中的一个人物——执剑者罗辑。他曾是地球的救世主，到头来却被视为不可理喻的怪物被放逐。三体人的入侵降临到愚昧的人类头上，蝼蚁般的众生活该承受他们的命运，他们自食其果，该忏悔的是他们。罗辑被解除执剑者的职权之后悲哀了么？虚无了么？认为这届地球人民不行？他没有，他在尝遍世事炎凉后，内心深处依然认为人类是值得被拯救的，一直坚守到太阳系被摧毁。

这虽然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但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假如学生在大学课堂不认同某个老师的观点进行举报，从此以后所有老师就只投其所好，只选他们爱听的讲；假如公众识别不出真相或者真理并加以追随，就活该最后倒霉吗？不应该是这样的。这恰恰说明，某些常识还说得不够多、不够好，某些洞见还不足够吸引人，所以无法让参与公共讨论的人更加信服和支持。与此同时，即使是罗辑本人，也要警惕和反省自己的观点，因为我们都是被我们的所学、所知、所处环境塑造的。

在公共讨论中，宽容和开放的心态不可或缺，勇气也难能可贵。在乍暖还寒的春天，我鼓励我的同行们仍然有勇气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因为我们也是被法治教育塑造的，会身不由己地做一些选择。引用一位美国律师的话表明我们的态度：“只要人会犯错误，只要存在不完善、惰性、官僚主义、腐败、偏见、不确定因素和各种不可预见因素，我们这些发誓要保护处于不利地位的、不受欢迎的、被错误指控和不当定罪者的人，就应该利用我们能运用的各种方法。”

02.童之伟

有效参与公共讨论，要克制“二极管”思维

注：来源于童之伟教授微博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多种社交媒体在我国蓬勃发展，每天都会形成为数可观的“吃瓜舆论”场，其中相当大比例是公共话题。庞大的网民群体，他们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阅历、与相关公共话题的利益关联度都不尽相同，但都难免不自觉地加入讨论，过程和结果甚至关乎喜怒哀乐。每一个公共话题的参与者，之所以表达意见，都或多或少包含着影响讨论进程和结果的目的。有网友可能说， 我只是要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没想要影响什么。但你为什么想说，而且投入了时间、精力去说？潜意识一定是有功利的目的在驱动，至少你内心确信自己的话聊胜于无。这就够了，相信影响力聊胜于无表明试图施加影响，因为，胜于无就是大于零。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有对于公共话题的参与，不论参与者是否意识到，他们通常都是为了影响相关事情的发展进程或结果，希望推动事情往自己认定的“好”的方面发展。当然，“好”有可能是个人的偏私、偏好，但站在全社会的立场，“好”应该指按社会主流价值观、社会整体利益和良好法治秩序认定的公平、正义。对于任何社会来说，参与公共话题时追求后者都是一种正当的“功利”意识。网民置喙公共话题若有利于实现这种“功利”，那就是有效参与，否则属于无效参与，而且有效无效都有程度的不同。所以，我们谈论如何对公共话题开展有效讨论，不能不坚持这种正当的“功利”标准。一般来说，言论能不能体现这个“功利”标准、体现得怎么样，是判断一个社会或国家的网民、网民群体甚至国民综合体素质高低的一条重要指标。

我观察，一二十年来我国网民参与公共热点讨论，有过比较有效的时候，但有时是无效的，极少数情况下甚至是有害的。无效的主要原因和表现，是较普遍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极管”思维、“二极管”言论和它们可能导致的“二极管”舆论。言论、舆论“二极管”化有多种表现，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或许是网络民粹主义和网络精英主义。

这两种“主义”的共同特点都是基于某种牢固的成见，遇事不考虑具体情况、不做具体分析，只往极端处做情绪化表达、情绪化发泄。以法律生活领域为例，网络民粹主义的典型表现是言论逢权力必反，凡个人向公共机关提出利益要求、权利主张，他们都无条件支持个人，不论合法与否；网络精英主义则正好相反，表现为逢权利必反，凡遇公共机关限制、压缩个人权利、自由，他们都无条件叫好，不论是否于法有据。这两个极端必然有损于我们社会的整体利益、良好法治秩序，必然不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那么，有效参与公共话题讨论应该遵循些什么原则呢？这首先涉及社会普遍的认识水平。我以为，至少成年人都应该获得这样一个常识：在任何事物的两个极端之间，例如在黑与白之间，都有广阔的非此非彼或既是此又是彼的灰色空间；“二极管”思维、“二极管”言论是幼稚、不成熟甚至有害于社会的标配。有了这样的认识基础，再谈有效参与公共话题应遵循的原则就容易多了：

1.公共话题参与者宜自觉地保持中道和理性，力避“二极管”思维、“二极管”言论。当然，事物也是有两个极的，如1米长度的物体，第一厘米和第100厘米，就是两个客观的极，它们共占整体的2%。如果事情确实处在一个极端，我们也不怕承认。问题在于，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时，人们应同样考虑到其他98%的可能；若能如此，即使我们做出极端的评价，那言论也不算极端，因为它符合求真的要求。

2.旁观的“吃瓜”者宜基于以上同样的认识，或喝彩或点赞，或发嘘声或喝彩，支持有效参与、不乐见无效参与的态度要分明。

3.对于经营言论平台者，他们在广开言路的同时，应容忍在尽可能充分竞争的言论环境下确立社会正当的“功利”标准，但是，在眼见明显偏离正当“功利”标准时，他们也不妨运用自己掌控的资源加以调控，如区分具体情况，有所鼓励或有所贬抑。

我在法学界坚持倡导的法权说之主旨，就是克制“二极管”思维，为各种中道、理性的选择提供学理支撑。

03.劳东燕

如何对公共话题展开有效讨论？

注：来源于劳东燕教授微博

自2019年以来，由于写微信公众号文章的关系，开始在学术之外对公共话题的讨论有所参与。关注的话题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 一个是与法律相关的，另一个是与教育相关的。对自己缺乏深入了解的领域，比如国际政治领域等，我可能偶尔会吐槽两句，但一般不怎么发表意见。因为自知并非通才，在专业与熟悉的领域之外，见识不见得有多高明，指手划脚的话，很容易贻笑大方。

当然，就专业问题在公共领域发表意见，有时也会引起一定的非议。在大学与学术圈内或许被认为不务正业，在大众层面则可能招致骂声，因为专业立场不见得与一些人朴素的直觉判断相一致。不过，这些年的经历让我坚信，促进法律界与公众层面的双向沟通极有必要。

一方面，由于法律本质上关注的是良善的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命题，而这个命题与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所有人都切身相关，并非法律界闭门造车所能完成。另一方面，怎样构建具体的制度与规范才能实现公众层面达成共识的诉求与价值，也不是只凭直觉与情绪性的表达就可毕其功于一役。

事实上，前些年诸如仿制药与正当防卫等问题，都是在有公众的积极参与下，经由法律界与公共舆论的合力推动，才最终促成相应制度的修改与调整。这些事例表明，在公共领域对一些社会问题展开有效的讨论，不仅有助于纠正特定个案中的不正义，而且能够为改善现有相关的制度与规范提供有利的契机。

想要实现法律界与公共领域的双向沟通，对事关法律的公共议题展开有效的讨论，首先意味着法律界需要放下专业的傲慢，注意倾听来自公众的呼声，以开放的头脑与视野，对自身的立场进行反思性的审视与调整，而不是动辄认为普通人不懂法律，认为外行意见不值一听。

要知道，法律人固然由于受过专业训练而得以形成特有的思维，但这种思维具有两面性。其消极的一面是，带着法律的滤镜观察与看待社会问题，容易陷于狭隘，从而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再加上，法律本身倾向于维护现有的秩序，有趋于保守的倾向，可能导致法律人在热衷于把玩看似精细的制度技术的同时，对合理的价值判断则丧失基本的把握，无视秩序的良善面向，从而堕落为没有灵魂的专家。

其次意味着，在公众层面，人们需要放弃简单化的线性思维，避免将关注重心放在个体身上而无视问题的社会根源，由此偏好于诉诸简单粗暴的方案来解决问题。个体身上发生或经历的事件，很多都有其社会根源，并不是简单将作为加害方的个体关入监狱或判处死刑就能予以解决的。

就比如拐卖问题，公众层面基于义愤，要求对任何拐卖者都判处死刑的呼声相当强烈。然而，如果不区分情节对拐卖者直接死刑起步，对被害人其实特别地不利。理由很简单，拐卖犯罪分子一旦发现自己的罪行有暴露的风险，就很可能会选择杀死被害人，因为杀死被害人更有助于防止罪行败露。再如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也是不简单投入监狱就万事大吉，指望监狱能够实现人格的矫正与正常的再社会化显然是幻想。监狱是个大染缸，如果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监狱度过，这样的犯罪人在出狱之后对社会很可能形成更大的威胁。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简单粗暴的方案不仅不可能治本，连治标都谈不上。期望在新的一年，公共领域中能有更为理性开放的讨论，不动辄抬杠，不随意上纲上线，也不是将公共领域当作发泄自身不良情绪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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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吴晓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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