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母职与少女玩家的“养娃”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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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当今网络流行文化中，尚未婚育的年轻女孩却热衷于以另类的方式“养娃”。少女文化碰撞母职研究，引发了我们关于“母职”在数字时代内涵和外延拓展及变革的思考。本研究聚焦于棉花娃娃玩家群体近年来形成的“赛博母职”实践，并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收集经验性材料。既往的“数字母职”研究关注技术如何影响生物性育儿，区别于此，“赛博母职”指向赛博格隐喻下人和技术双向交织的视角。研究发现，媒介技术、社会结构与少女的能动性共同塑造了以手作实践和视觉操弄为核心的“赛博育儿”实践，在与社会中的母职制度回响的同时，也在消解母职的神圣性。当“赛博母职”成了少女面对生活压力的一种柔性策略，流动的爱欲从顽固的二元论逻辑的裂缝中涌现出来，形成微弱短暂同时广泛流展的力量，为多元的性别主体-位置提供新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

黄微子，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助理教授。

熊月蕾，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传播学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为澳门科技大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当代中国母乳喂养话语的流变”成果（项目编号：FRG-22-033-FA）。

以“低生育率、低生育意愿和生育赤字”为主要信号的生育危机（吴帆，李建民，2022)已然成为时下中国最受关注的社会议题之一。然而，不愿意走入婚育的Z世代女孩们却可能在网络社交媒体上享受着作为“赛博母亲”并“子孙满堂”的生活。她们的“宝贝”可能是被做成表情包的萌娃宠物（马中红，2023），“旅行中的青蛙”（蔡骐，卞寒月，2018)，盲盒玩偶（曾昕，2021），不限年龄、性别和“次元”的偶像角色（白玫佳黛，2021；徐婧，孟繁荣，2021），同时也包括本研究所聚焦的棉花娃娃——一种由聚酯纤维填充的定制化人形玩偶。目前能看到的数据显示：在“娃圈”（由棉花娃娃玩家组成的线上社群）中，98%以上的玩家为女性，其中95后占比接近七成（微店，2022）。统筹棉花娃娃生产的玩家被称为“娃妈”，其他玩家则互相称呼为“妈咪”和“姨姨”。

如果说童年时期的过家家、照顾洋娃娃，是一种代际传承的母性认同（Sherry et al.，2008)，以及对女性性别身份认同的习得（Forman-Brunell，2012)，那么今时今日，正处于或即将步入婚龄和育龄期的少女玩家们，她们将大量的激情投入到棉花娃娃身上，也是在为将来的母职实践做准备吗？还是将人形玩偶当作一种情感性代偿？我们该如何理解此类基于赛博空间和数字技术的母职实践？引发我们思考的是：当网络技术已经内嵌到现代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数字原住民”的Z世代少女已然习惯了“机械复制时代”的技术图像，为何仍期待着某种更带有“本真性”的独一无二的手作品，以及更具有“在场感”的陪伴？物质实践对于少女与娃娃之间另类的亲缘关系建构又有何意义和影响？

脱离生物性范畴的“赛博育儿”实践中存在着诸多矛盾和断裂，基于既有的解释架构，难以理解少女数字亲密实践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在本研究中，我们将此类实践视作少女文化（girl culture）与母职理论（motherhood studies）对话的一种契机，并采用与“数字母职”（digital mothering）相区别的“赛博母职”（cyber-motherhood）概念来描摹和阐释此类实践，试图探讨“母职”实践本身所蕴含的多元可能性。

一

文献综述

（一）当少女文化遇见母职理论：一场对话

少女文化与母职理论在女性主义研究领域仿佛处于光谱两端，前者由于亚文化研究的“男性特质（maleness）作为一种解决身份认同的方案”传统而长期处于亚文化研究盲区或者边缘（默克罗比，嘉柏，1975/2015：343-360），根深蒂固的“阳具中心主义”让女孩们无从发声；而生育和母职对于女性而言究竟是福是祸，则是不同流派的女性主义学者长期争论的焦点。

与此同时，少女文化与母职理论鲜少有对话，母女关系几乎是沟通少女文化与母职理论的唯一的桥梁。养育女儿是母职再生产的重要一环，Nancy Chodorow（1978：126）将其称之为“延长的依存关系”（prolonged symbiosis）和自恋式的过分认同（narcissistic over-identification），“母亲养育女儿，如同养育另一个自己”（Evans，2007：4）。

在当今网络文化中，少女文化与母职理论则以另类的方式相遇。特别是在粉丝文化研究中，学者们发现粉丝对明星爱意的表达常带有母性的一面：有的粉丝将“爱豆”视为自己的孩子，自称“妈粉”/“亲妈粉”，类似属性还有“女友粉”“姐姐粉”，这种基于家庭关系的身份想象在亚洲的粉丝文化中更为明显，并且往往超越年龄的限制（Yano，1997）。自千禧年以来，养成系偶像及选秀综艺在中国流行，粉丝与明星之间的身心距离在娱乐工业运作下，通过社交媒体的实时互动不断缩短，有着从“类社交交往”（parasocial）进化到“类亲缘关系”（parakin）的趋势（Yan & Yang, 2021)，而建立在网络空间的想象的“拟态亲密关系”也渗透到了粉丝和明星的私人生活领域（朱丽丽，韩怡辰，2017）。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妈粉”群体的研究中引入了母职视角：“妈粉”以“妈”之名，与父权制话语下的“神圣母职”产生冲突并被污名化（白玫佳黛，2021）；在实践层面，“妈粉”的另类母职体现在以打投、氪金为核心的“数字化抚育”过程中，因而与现实生活中的母职所面临的压抑与剥削形成呼应（徐婧，孟繁荣，2021）。

既有关于“妈粉”群体的研究，尽管注意到了少女是如何挪用和操演母职，但并未脱离社会建构论的视角，仍将母职视为框架性的制度，忽视了母职作为一种赋权女性的路径。而少女们又是如何通过数字亲密想象拓展母职的内涵和外延的？从性别和技术的角度，我们对数字时代的母职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从“数字母职”到“赛博母职”：数字时代的母职研究

Liza Tsaliki（2001：80）指出，女性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一直让人不安。一方面，作为赋权的科技（technology as empowerment）透露出技术所可能带来的颠覆性的潜力，比如基于社交平台话语行动的标签主义女性运动（曹晋，代诗眸，2022）；但另一方面，技术常常是为男性发声，同时进一步巩固核心家庭结构与妇女在其中的所处的弱势位置（袁艳，朱琳，2021）。与此同时，与资本相勾连的消费主义也侵蚀了女性主义的反抗，“表面的平等和独立被资本收编”（曹晋，代诗眸，2022）。

在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社交媒体如何与母职实践交织在一起。Lisa Lazard等学者（2022）提出了“数字母职”以及相对应的“数字母亲”（digital mother）概念，“晒娃”现象（sharenting）背后的数字自恋（digital narcissism）引人注目。社交媒体扮演着双刃剑的角色：作为新手妈妈们分享信息、团结互助的渠道（Madge & O'Connor，2006；李梦竹，2022），线上社群加强了母亲群体之间的情感联结（Lupton et al.，2016）；与此同时，在光鲜亮丽的“网红”妈妈的推波助澜下，积极向上、完美无瑕且无私奉献的新时代“辣妈”已然成为理想母亲的范式（沈奕斐，2014；Liu & Wang, 2022）。

既往研究在关注新的媒介技术对于母职是赋权还是负权时，技术仅作为外部因素进行单向的影响，忽视了母职意涵本身与技术之间更加复杂多元的互动。当数字技术的发展牵引着社会与文化的剧变，“母亲”传授“母语”的隐喻也随之出现，正如N. Katherine Hayles（2010: 5，42）在《我的母亲是一台计算机》（My Mother Was a Computer）中俏皮地指出：作为数字主体的我们，从某种意义都是“计算机”的孩子，日常语言与代码的纠缠，数码反过来哺育我们如何说话。

基于网络技术与母性/母职之间存在的广泛而深刻的勾连，我们提出了“赛博母职”的概念，试图在赛博格（cyborg）概念的视域下去解读信息技术和女性“主体-位置”（subject-position）之间的互动。在唐娜·哈拉维（Donna J. Haraway）（2004：12-13）所描绘的属于“赛博格”的未来中，随着二元论被打破，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正在使人和机器、人和动物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自然与文化、心智与身体的界限也不再清晰。“赛博格”作为一种本体论，其半是机器、半是有机体的杂交状态，为研究人和技术之间存在的纷繁复杂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隐喻。赛博格不仅代表着人机物理上的结合，也隐喻着我们心智上与机器的共鸣。

因此，当“数字母职”讨论传统意义上的母亲如何使用数字技术，“赛博母职”则囊括更广泛的群体在数字空间中以“母职”为名所进行的多元亲缘关系实践。“赛博母亲”们未必有过真实的生育经历，而她们的孩子也形形色色、不拘形态。通过研究和讨论“赛博母职”实践，我们期以观察性别与技术的互动关系，重新思考性别意识和主客体关系的多种可能性。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深度开放式访谈以及参与式观察为主要质性材料收集方法，访谈时间主要集中于2022年6月至9月，补充访谈工作和线上观察则持续到2023年6月，并辅以研究者深度参与豆瓣“棉花娃娃”小组以及微博“棉花美娃娃”超话的线上社群讨论，以及在闲鱼、微店、小芒等电商平台参与式观察棉花娃娃的生产、交易及交换的过程。

研究初期，研究者通过粉丝群、豆瓣小组、微博超话发放问卷，共收获200份有效问卷。在本次研究中，问卷的主要作用在于辅助招募和筛选合适的访谈伙伴，因此在信效度设计上留有余地，有较多的填空内容接受参与者附加自己的意见看法，因而也收获了不同类型的玩家的各种性别观点和情感体验。

通过朋友介绍、问卷中设置的访谈邀请以及社交平台发布征集信息等方式，本研究共招募了28名不同程度卷入“娃圈”的访谈伙伴，性别以女性为主（有一位访谈伙伴选择用QQ文字聊天并且没有透露性别），年龄在17-26岁之间，访谈方式为线下访谈、语音访谈以及文字访谈，语音访谈时长约为1小时。

三

“一个太少，两个又太多”：赛博爱欲的
再生产技术

（一）“娃爸”与娃娃之家

棉花娃娃源于韩国偶像工业的周边产品，一般以男性明星为设计原型，明星本人被称为娃娃的“属性”或者“娃爸”。“娃爸”的设定让人联想到女性粉丝对于男性偶像的亲密幻想：将自己视为“妈妈”，偶像是“爸爸”，棉花娃娃则是粉丝与偶像之间的“爱的结晶”。在实际访谈中，这样的观点常被访谈伙伴们纠正，“娃娃当然是我的孩子，但并不是我和‘娃爸’的孩子，我们并没有真的幻想和偶像结婚”（XY-2-28，2023年6月18日）。事实上，玩家在娃娃身上倾注了更加复杂的情感投射，娃娃被形容为情感的“代餐”，“娃娃”也并非“娃爸”亲生的小孩，而是：

“（照片）那个时候的他，是不同时间段属性的定格。”（II-1-6，2022年7月5日）

“我觉得棉花娃娃就有点像哆啦A梦里面的手电筒，我拿着手电筒对着我担（注：指的是访谈伙伴喜欢的角色）一照，然后啪，它就变成了一个小坨子，然后被我带走了。我把美好一面凝聚下来，永远陪在自己身边。”（SP-2-24，2022年7月19日）

少女玩家们对娃娃和娃爸的情感难以用统一的表述去描摹，正是这种去中心和多元化的亲缘想象，打破了传统的家庭结构，而进入了赛博格的实践领域。娃娃之家颠覆了以俄狄浦斯情结为核心的家庭三角结构，娃娃、玩家妈咪和“娃爸”的身份角色和关系结构并不稳固，而是无穷变幻，正如粉丝对待偶像的情感总是流动和变化（白玫佳黛，2021），玩家的身份并非总是固定在母亲的角色上，也可以是娃娃的姐姐、姨姨甚至奶奶，这些称谓常常并行。大部分玩家从未把养棉花娃娃和养育真实小孩联系在一起，各种各样的家庭称谓更像是一种游戏般的代号，甚至不构成巴特勒式的社会性别扮演，在这样的“家庭关系”中，玩家“不觉得我需要负某种责任，我和娃娃只是陪伴的关系”。（BU-2-21，2022年7月18日）

除了“娃爸”和妈咪，“娃圈”中其他的黑话常与家庭关系相连，又以夸张颠覆的姿态呈现：娃娃是宝贝儿子女儿，也是在数量上随时爆炸因此需要被控制的“娃口”，将娃娃二手出售后自己变成了“前娘”，由于多次贩卖遗失了“出生证”的娃娃则被戏称为“黑户”。诸如此类的娃圈术语生动有趣，半是认真半是戏谑，看似是挪用家庭结构关系，实际上是也在消解父权制传统家庭的刻板与权威。

（二）私生、开团与二手交易：爱欲流动与再生产

在“娃圈”内，“资本”和“盈利属性”常被玩家抵触。因为没有前期资本的投入，棉花娃娃一般由“娃妈”以类似众筹的方式预售，每一个“刚入坑”娃圈的玩家，都不免讶异于娃圈复杂的购买流程和漫长的等待周期：一个新手“妈咪”在小红书等平台上因为可爱的“娃片”而“种草”了一个棉花娃娃，四处询问购买途径，有时候还会遇到“娃贩子”（倒卖娃娃的人），然后发现热门娃娃只在特定的时间开售，甚至需要激烈的争抢才有机会获得，即使购买成功也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掉落”（指被取消订单）。由“娃妈”自制的棉花娃娃一般需要提前确认付款，缺乏有效的条款可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领养娃娃的“妈咪”们只能对“娃妈”无条件信任。在经过3个月到1年甚至更长的等待，当进度群中终于传来了“孩子”上机量产的照片，“空气娃”（指还没生产出来的娃娃）才终于有迹可循。

比开团娃娃更耗时耗力的则是“私生”娃娃，玩家们戏称“宇宙的尽头就是私生”，作为单打独斗的“生产”过程，玩家需要“不停地和娃厂battle（争斗），盯着娃厂改细节”（XW-1-4，2022年7月2日）。制作“私生”娃娃的艰难重重并没有打消玩家的兴趣：从挑选娃娃的面皮和头发，再到精心调试刺绣，在旁人看起来大同小异的外观细节，在玩家眼中都无限放大，不厌其烦地要求厂家进行调整，连0.1cm的眼距差异都成为决定娃娃美丑的关键。

无论“生产”的过程多么艰辛，当娃娃“站”起来的时候，“娃妈”和“妈咪”们都会油然而生出一种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成就感。对资本的抵触和高道德感的约束也为“娃圈”涂抹上了理想主义的色彩。访谈伙伴RY-2-27（2022年7月27日）受访时刚刚从大学毕业开始了工作，同时她也是一名娃稿的画手，尽管作为画手的收入远不能匹配她付出的劳动，但她依然乐于为老客户“服务”，“看她们送样，看娃娃电绣的效果，帮助她们修改稿子，再看到娃出生，最后看到她们返图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很有精神满足感，所以我会做很多的额外的劳动，确保它们（娃娃们）能出生。”

传统母职制度中的“好母亲/坏母亲”的道德准则依然在娃圈中隐隐作祟，“娃妈”与“妈咪”也一脉相承了现实社会中母职所承担的“精神负载”（李芳英，2019），被寄予了更高的道德期待。比如圈内有着禁止高价转手娃娃的规定，有属性的娃娃需要“娃妈”和“妈咪”自证身份（指的是为娃娃的属性付费过，比如为某明星应援或者为某游戏“氪金”）。开过千人大团的“娃妈”XY-2-28（2023年6月18日）表示，尽管听闻圈内有人从卖娃中牟利，但是在她的粉丝圈这种现象是绝不可能发生的，“我们娃娃出来了之后都需要把明细公开出来，有的粉丝很严格，她们真的会一个个检查，就好像很多双眼睛盯着你，不允许你在偶像身上赚一分钱。”而很多小团的“娃妈”为了不“流团”（指因为娃娃订购数量而无法开团），往往一人身兼数职，甚至需要自己贴钱“成团”。

不过，玩家对于娃娃的爱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变化流动的，漫长的等待足以消磨玩家对娃娃一见钟情的爱意，娃娃还没拿到手之前就在二手市场出掉，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在“娃圈”最常使用的电商平台“微店”APP上，有一个板块叫做“娃欧博物馆”，玩家可以把购买的每一个娃娃放入自己的数字橱窗中并在社交平台进行展示。一键分享的娃柜图片既是社群内娃口的展示又是打包出售时的便捷图例。很多访谈伙伴谈到自己二手出掉的娃娃，都流露出了不舍与感伤，但同时也有玩家表示“收到闲鱼打款的时候就忘记难过了，而且总有新的可爱的娃娃的”（II-1-6，2022年7月5日）。玩家对棉花娃娃的爱欲既不狂热也不深刻，尽管甜美温馨，同时却也短暂而摇摆，少女们的爱意，总是从一个娃娃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从一个趣缘圈子流动到另一个。

“一个太少，两个又太多”（One is too few, but two are too many），唐娜·哈拉维（Haraway，2004：35）如此讽刺“二元论”的不可靠，而这恰恰也是棉花娃娃玩家所面临的迷思：很少有玩家专情于一个娃娃，而当玩家“入坑”之后不断地迎接新的“孩子”回家，便有了偏心和偏爱的那一个。小众定制的棉花娃娃似乎是在追求某种唯一性，但同时也唯有不断提升复制速度，才能使稍纵即逝的爱欲繁衍不息。

四

“Rua”娃与“晒娃”：赛博育儿的具身
实践与视觉操弄

（一）装骨、编发、穿衣：从手中诞生的爱意

经历了订购之后漫长的等待，棉花娃娃终于被“接回家”，以实体的形式陪伴在玩家左右。棉花娃娃被放置在少女的床边、办公桌前，也出现在少女的生日派对、毕业典礼上。“赛博育儿”因此也包括了穿衣打扮等动手实践。那么，手工的“养育过程”对于习惯了虚拟形象的数字原住民少女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因为聚酯纤维有着软绵质地，触摸棉花娃娃的时候甚至会让人觉得它微微发热，而用手去揉搓娃娃的过程被称作“rua娃”。“rua娃”一方面是为了让娃娃的面部棉花更加均匀，另一方面也正是在这种日常的肢体接触中，玩家们感受到了一种真切的陪伴感。

为了能让娃娃摆出更多的动作，一些玩家还会给娃娃装上骨架，让娃娃的四肢可以活动并摆出各种动作，玩家们把装骨架比喻为“为娃娃注入灵魂”，“没装骨架就是个板板，直愣愣地躺在那里，不像个活的小孩儿。”（ZY-1-10，2022年7月6日）。而经过了手作娘的清洁、装骨、充棉、斗棉、rua脸、打腮红等一系列修复和装扮流程之后，因为运输奔波而显得灰头土脸的棉花娃娃也变得光彩照人。

对于玩家来说，娃娃的意义正是在不断赋予私人意义的实践中萌生的，无论是穿衣搭配，还是美容装骨，都是玩家与娃娃建立关系的过程。

在如今这样一个“非物”的时代，“信息在规定着生活世界”（韩炳哲，2021/2023：4），通过模拟影像定格为符号与字节似乎是一切“物”的宿命，韩炳哲（2013/2019：49）悲观地指出“生活在数字媒介时代的“数码人”（Homo digitalis）是“无手而动指的人”，“手的萎缩”将使人们失去行动能力，“从数码中不会产生人们可以通过劳动来克服的物质反抗”。以棉花娃娃为代表的从少女文化中衍生出来的各种手作物和文化产品，却在歌颂着物之精神的复苏。在“赛博育儿”过程中，人与技术相互交织，少女亦试图通过具身的经验来深刻感受从手中延伸出的爱意。

（二）“晒娃”的视觉呈现策略

在当今以视觉为中心的媒介体验中，通过照片来玩耍（photoplay）既是成年玩家通过数字技术发挥创意的一种玩乐方式，也是个人化叙事和自我呈现的一种方式（Heljakka，Harviainen & Suominen，2018)。娃圈中，玩家之间对彼此常用的溢美之词是“妈咪超会养！”这里的“会养”指的是玩家把娃娃打理得漂亮可爱并拍出了活泼生动的“娃片”。因此，视觉呈现仍是“赛博育儿”的另一关键面向。

通过娃片，娃娃成为“跨越次元”的中介。外出旅行时带上娃娃拍照在“娃圈”中司空见惯。在玩家们的手机相册中，娃娃代替玩家们在咖啡馆、景点、演唱会打卡自拍，留下回忆的印记。“娃不是拍照的工具，而是拍照的主角，带娃娃出去玩的时候，给娃娃拍的照片比给自己拍的还多”（TT-1-9，2022年7月6日）。娃娃跨越虚实，从玩家的幻想世界中化为实体，成为玩家们在真实世界的虚拟“替身”（avatar）。

在“数字母职”的研究中，关于年轻一代母亲如何通过“晒娃”（sharenting）进行自我认同的讨论尤其引人注目：“晒娃”可以被视为一种数字修复形式，以图像的形式呈现“好”家庭（幸福、团结）和“好”养育方式，并最终作为自己是“好母亲”的一种有力证据。而对于中产阶级母亲来说，“炫耀”的方式必须恰到好处，既要符合新时代的“好母亲”特征，又要对负面的评价进行小心的管理，这也让“晒娃”实践中呈现出不稳定、脆弱和动态的特质（Lazard，2022)。而在“娃圈”中，当“会拍照”变成了“会养娃”的佐证，“赛博母职”和“数字母职”在此有了奇妙的交叉点。

不过，和人类小孩有所区别的是，“赛博小孩”不必独一无二：“妈粉”们可以喜爱同一个明星，游戏玩家可以都将某个角色视为自己的女儿，而在娃圈，“养育”同一个款式的娃娃更是司空见惯。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936/2014：236）认为现代复制技术破坏了艺术作品的“灵晕”（aura），从而让大众获得了生产艺术的能力，但复制品实际上并没有威胁到原作的魅力，反而“复活了被复制出来的对象”。在“娃圈”中，娃娃的复制也同样不会损耗它的魅力，而是形成了玩家之间更紧密的联结。

对于“娃妈”来说，灵动的“娃片”能吸引更多玩家“种草”，在“造星”过程中，“娃妈”承担了“制作人”或者“经纪人”的角色。不少“娃妈”甚至会花钱给娃娃拍写真：摄影师为娃娃搭配好衣服，做好妆发设计，将娃娃放在精美的场景中，用专业设备进行拍摄。备受欢迎的明星娃娃通常会二贩或出特别版，销量最高可达上万。

“娃片”的分享不止来自于“娃妈经纪人”，圈内同款娃娃的分享也促进了玩家之间情感的连结。比如豆瓣娃组的当红娃娃Toffee，是深圳的一家玩具公司于2021年推出的一个大眼睛咧着嘴表情俏皮的小女孩娃娃，许多访谈伙伴都对“她”表达了由衷的喜爱之情。“Toto（toffee的昵称）是我真正入圈之后喜欢的第一个无属性娃。觉得Toto可爱当然是因为娃组的友友们！一开始只觉得可爱，但是，是妈咪们给TA赋予了灵魂！”（FX-2-20，2022年7月17日）。Toto甚至在豆瓣上有自己的专门小组，供Toto妈咪们分享孩子近照，玩家们互相评论夸赞，其乐融融。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晒娃”对于玩家来说，并非是毫无顾虑的事情。“娃圈”中的“晒娃”也带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即更容易受到社交媒体上“点赞”数量的影响。正如“数字母职”中的母亲在晒娃过程中常常带有微妙的考量，需要精心策划符合当代社会意义上“好母亲标准”的内容进行呈现，在“赛博母职”中同样也有一套内部的准则被建构出来：要怎样装扮娃娃，摆出怎样的姿势，娃娃周遭的布景要怎样才能吸引人？属于娃娃的迷你周边（比如娃用婴儿车、娃用床品等）层出不穷，而这并非简单地复刻童年的“过家家”游戏，而是追求绝对“肯定性”的“点赞”游戏。

因为擅长拍摄而在“娃圈”内小有名气的XY-2-28（2023年6月18日）有些不好意思地承认她会更偏爱数据更好的娃娃，“比如说我发了这些娃片之后，然后在下面留言互动得更多，我会更偏爱这个娃娃，更喜欢给这个娃娃拍照，更喜欢玩她，慢慢就觉得她更可爱了，我要给她买很多很多衣服。而如果一个娃娃没什么人点赞，可能我之后就很少带她出去玩然后给她拍照了。”

当数据成为衡量爱意的一项标准，一方面折射出东亚家长望子成才的心态（白玫佳黛，2021），另一方面“点赞”背后也渗透着数字时代的量化逻辑。“既要真实又要完美；总感觉自己在监视的目光下（feeling watched and surveilled）；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和被评判的感觉；在发表内容的时候害怕出现错误。”这是Rosalind Gill（2021）对年轻女孩使用社交媒体的感受做出的精辟总结，也映照着年轻的妈妈群体以及少女玩家“晒娃”实践背后隐藏的情感秩序和小心翼翼的自我规训。

基于种种顾虑，少女常采用策略性方案“晒娃”。一些玩家使用社交账号的“小号”的方式来区分分享的内容，这与“数字母职”中母亲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印象管理以及自我形象修复又有所区别，而更倾向于”将网络关系分割重组”从而形成“流动的印象管理”（王昀，刘思佳，2022）。比如访谈伙伴II-1-6（2022年7月5日）就提到她在专门用来追星的微博账号可以毫无顾忌地分享自己拍摄的娃片，而在有着自己生活好友的社交账号则会刻意调整“含娃量”，“九宫格里只会晒那么一张两张”。而为了保持朋友圈中“妈咪”的浓度，“娃圈”一度流行给娃娃开设社交账号，ZY-1-10（2022年7月6日）谈到有个朋友专门给自己的娃娃开了微信号，“除了发（棉花娃娃）双胞胎的照片，还会以她们的口吻发家里其他娃娃的照片，这个微信加的朋友就是娃妈和其他娃的微信”。通过“定制化”的展示策略，少女们以分身的形式呈现出自己“育儿”的过程，并希冀找到同好。

五

破坏与重建：“赛博母职”的边界与未来

（一）“赛博母职”缘何而起：可爱政治与少女的处境

在琳琅满目的都市精品店中，摆成矩阵的棉花娃娃礼盒放在了店面最显眼的位置，礼盒上印着“不管几岁，可爱万岁”，而店内循环播放着广告语“用可爱和坚硬的世界对抗”，如同咒语一般蛊惑着年轻女孩在萌态十足的玩偶面前久久驻足。“可爱”在我们这个时代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作为对棉花娃娃最恰如其分的形容，“可爱”也在访谈过程中不断地被玩家提及。

McVeigh（2000：141-144）指出可爱文化建立的是人与物之间一种特殊的凝视与被凝视的关系，可爱不仅仅是人或物的一种内在品质，更是看待事物的一种方式。因此可爱的感受不仅是出于对弱小之物的保护欲，也是一种逃避方式（Kawaii retreat），这种复杂的情愫不能简单地两分为拥有或者失去力量。

可爱是吸引少女玩家“入坑”的主要动因，也是少女们面对坚硬世界的一种柔性的策略。当少女们面对社交媒体中隐形的暴力时，面对来自性别结构无解的压力时，在内卷的学业和事业激烈竞争中备受挫折时，她们转而认同于赛博世界中更为安全、可控的想象性关系，它们是纸片人，是虚拟偶像，是棉花娃娃。

在观察少女主体社会中的处境时，我们常常能看到矛盾和断裂，反抗与困顿，盲从和反思等多重面向，这正是因为少女的数字媒介经验、亲密想象、具身实践之间的关系是层层裹挟、难分因果的。本研究的访谈伙伴大多正在读书或刚刚踏入社会，在访谈中她们也谈到了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和困苦：有的玩家被繁杂的实习工作折磨得痛苦不堪，有的玩家从不错的学校硕士毕业却因为艰难的就业环境在家蹲了一年多，有的玩家因为愈演愈烈的性别冲突而对异性倍感厌恶，对未来的家庭生活也不抱希望……大量类似的压抑和疲惫感构成了年轻女孩的群体处境。

不能言语、只是默默陪伴的娃娃成为少女倦怠生活的一剂“治愈”良药：访谈伙伴BM-2-17（2022年7月18日）来自双职工独生子女家庭，“我自己本身也比较独来独往，朋友很少。特别是去年实习的时候，一个人在另外一个省实习，半年没回过家，除了上班基本不接触别人，爸妈几次要来看我都因为疫情没来得了，我住在一楼，晚上睡觉很浅，很累很不开心，幸好有棉花崽崽们在，每次回到家，看到她们，就会觉得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棉花崽崽很关心你，会一直陪着你的。”棉花娃娃所带来的陪伴与安全感对于在异地工作学习、初入社会的年轻女孩来说弥足珍贵。

不少访谈伙伴提到自己“入坑”的原因和时间点都提到了疫情，并非巧合的是，疫情暴发的2020年也是棉花娃娃在国内迅速发展并形成产业的重要节点。“当时不能返校上网课，在家无聊就开始追星，然后就开始买娃，娃也是明星周边的一种”（II-1-6，2022年7月18日），“疫情放寒假无处可去，就每天在豆瓣冲浪，看到棉花娃娃，当时就‘种草’了”（ZY-1-10，2022年7月6日）。娃娃的可爱、“娃圈”中的热烈分享以及少女之间以“妈咪”“姨姨”之名的亲昵称呼塑造了一种“赛博亲缘”，填补了少女某种情感的空白。

与此同时，当今少女对“可爱”的理解并不能一概而论，可爱以“酷”的姿态承载了更多“颠覆性”的可能（Yano，2013：199-200）：虽然粉白的肤色、懵懂幼态的表情仍是娃圈主流，但娃娃身上仍然承载了更加多元的审美：一些娃娃采用了小麦色的肤色或有着特殊体型，表情冷酷、生气或忧郁的娃娃甚至会更受欢迎，有的棉花娃娃身上有着模拟动物的元素，比如兽耳、爪印、尾巴等等，同时也衍生出蛇体，蜘蛛体，人鱼体，人马体等异体棉花娃娃，其中不乏赛博格隐喻中的跨物种想象。少女的爱没有固定在特定的性别或者形态上，而她们也总能在赛博空间中找到自己的同好，共同创作出形形色色的棉花娃娃。

不可否认，当今少女对可爱的追逐背后仍带有可疑的性别凝视目光以及商业资本操纵的色彩，但当少女把“可爱”当作一种策略时，并非进行的是一种“零和博弈”，而是一种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1985/2021：71）意义上的“加和游戏”。少女们并非有意地要对抗或者消灭某种意识形态，而是用游戏的方式创造一种对日常生活的戏仿，与现实中的母职和家庭关系进行趣味性的话语组合。而娃娃作为一种可控制的主体，营造出了属于少女的想象世界。访谈伙伴BI-2-15（2022年7月14日）将自己和娃娃的“小家庭”与现实中的家庭区分开来，只有回到自己的房间和床上，才进入了和娃娃互动的世界，“我还是想把它（玩娃娃的经验）当做一个私密领域。就是每天当我回到我的房间，我就进入了这个空间，我就会觉得很有安全感，很有想象力，这是让我快乐的”。

（二）手工实践的数字回响：照顾文化与少女的情感体验

棉花娃娃的“养育”实践也让人联想到经典的女孩玩具——以芭比娃娃为代表的可换装玩偶。两者形成有趣的对照：以凸凹有致，纤细时尚的成年女性姿态呈现的芭比娃娃，构成了女童对成年身体姿态的模范想象；而以萌态幼儿形象呈现的棉花娃娃则受到年纪更长的少女们的欢迎，激发了少女某种类母性情结。通过访谈，我们发现“养”棉花娃娃的实践并非女孩童年游戏的延续，两者之间并无绝对联系。

如前文所分析的，现实社会中的性别秩序和母职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赛博母职”的话语和行为。玩家们对娃娃的穿衣打扮，乃至当今少女文化中流行的手作文化（如手帐制作、咕砖咕卡等），与日常生活中“照顾文化”（care culture）产生回响。照顾文化常被视为是一种没有回报的情感劳动，照顾的角色在各种社会语境中都是女性化的，并带有一种被规训的感觉（feeling rules）（Hjorth et al.，2020），而“照顾文化”也让玩家们联想起传统的母亲职能，“自称妈咪是因为妈妈就是生活中无条件付出和照顾（孩子）的人，只有妈妈是可以接受不求回报没有交流的爱的”（CH-2-26，2022年7月26日）。

但如果将带有“照顾文化”色彩的养娃实践简单地理解为性别脚本的规训，则仍是以传统男性价值作为标杆，而将“照顾文化”乃至更广泛的女性化的情感体验视作负面的、无意义的。

母职研究的开创性学者Adrienne Rich（1976/1995：29；280-284）将母职经验（experience of mothering）和母职制度（institution of motherhood）相区别，并指出践行母职同样也可以是解放女性的一种方式：“女性应该从父权制的框架中解放出来……用自身去选择实践母职的方式并获得以女性为中心的思考方式以及对抗的能力”。尽管Rich所述的母职并未拓展至生理母职之外，但她的主张依然提示我们换个角度来审视少女们如何在赛博母职实践中灵活地定位自己的主体坐标。

在棉花娃娃为代表的手作实践中，玩家们展现了多种多样的创造力，除了打扮娃娃本身，制作娃娃的过程也融入玩家们的集体智慧，娃娃的生产需要娃稿画手、“娃妈”、娃厂以及客服宣发等多方的协调和沟通。通过创作棉花娃娃又或者徽章、小卡等手办周边，少女们将爱意化为实体，并与喜爱的角色来一场“跨越次元的相遇”。

另一方面，玩家也对传统的“照顾文化”进行反思。一些玩家在手工的过程中找到了数字空间难觅的乐趣，“之前其实我是很烦那种带有女性特质的家庭劳动，但是我养了Toto（棉花娃娃）之后发现这些生活技能本身也挺有用的，比如缝纫什么的。”（RY-2-27，2022年7月27日）。而表示自己不喜欢真人小孩的CH-2-26（2022年7月26日）则通过“养娃”也开始重新思考亲子关系，“现在反而有点理解到了父母感受到的快乐。因为棉花娃娃肯定是没法回应我的。但是我给他们换衣服拍照片之后，就算照片不给任何人看我也觉得很开心。”

当传统的家庭制度在数字空间中回响，少女玩家们模仿也抛弃日常生活中的母职经验。而手工实践呈现出了少女作为处于符号秩序边缘的群体是如何通过操纵物质来生成意义的：数字理性固然已经内嵌到日常的方方面面，然而少女之间的情感涌动依然有赖于物质纹理带来的触动。

六

讨论与结语：“赛博母职”作为一
种探索路径

克拉克（Clark，2001）提醒我们，对于赛博社会，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些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自我感、地方感和具身感，以及我们的思考能力。因此我们要讨论的问题除了如何审视“赛博母职”所透露的颠覆性和矛盾性，也同样包括如何借助少女以及技术力量重塑情感体验的边界。

现代性的阴暗面常常为当代的学者所担忧。在当今的流行文化中，“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在全球化下可选择遵循的脚本复杂多样且变化，两可两难情绪的情境增加……个人也因缺乏对特定文化的情感的忠诚义务，而对自身飘忽的情绪变化没有什么责任”（宁应斌、何春蕤，2012：308）。液态的爱欲脆弱不安，无法逃离不断瓦解的宿命（Bauman，2013），数字时代“爱欲已死”，韩炳哲悲观地宣称，因为“当今社会越来越陷入同质化的地狱，因此无法产生爱欲的经验”（韩炳哲，2015/2019：12）。

但对于数字时代的少女来说，爱欲并非本质的存在，液态的爱欲意味着无限的延伸和多种可能性。赛博爱欲倏忽而来，骤然又减，少女亚文化中从“入坑”到“退坑”的周期都短得惊人，伴随着清单形式的“退坑包”（指退出某个圈子前将用品打包转手），便能“封心锁爱”，随时准备跨入下一个新奇有趣的趣缘圈子，没有深度的爱意是弥散的、易逝的，同时又是广泛的、多元的，少女们乐此不疲地将“赛博养育”的文化扩展到其他的趣缘圈子，包括谷圈（收集和交流周边的兴趣圈）、潮玩圈在内的其他的趣缘圈子也开始沿用“妈咪”的称谓，进一步稀释了“母亲”以及相关语汇的社会结构意涵。而即使“退坑”也不意味着爱意的终结，而是幡然醒悟自己曾经太痴迷“养娃”而忽视自己，于是更加热烈地投入到现实生活之中。

因此，本研究所述的“赛博母职”并非一种固定的身份坐标或者某种新型的主体类型，而是由相似的情感体验而产生的一种主（客）体间性的可能性，不断流动也不断变化位置和视角，也不断探索自由的路径。正如唐娜·哈拉维（Haraway，2004：7-8）指出的，“自由，有赖于对压抑以及可能性进行有自主意识的建构以及充满想象的理解”。“赛博母职”的实践将少女们连结在一起，形成微弱而短暂同时也广泛且流动的力量集合体，这并不是强大而富有破坏性的力量，而在隐蔽晦暗的情感涌动背后是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对于数字孤独、商品经济、生活压力、家庭结构等诸多渗透着二元论的顽固逻辑的质疑和反抗。

少女与日常生活中的母职持续地进行协商：尽管让女性倍感压抑的社会母职制度不可能突然烟消云散，但少女们仍期待世界上也允许一种不必负责任的母亲的存在。当母职成为戏谑和逃避的对象，养育的对象化身为“完美小孩”，只用可爱不用长大，这些不必“鸡娃”的“妈咪”们开创了女性的新的主体-位置。玩家们重新塑造了母职的内涵与外延，“妈咪”一词成为玩家姐妹之间亲切的称呼，而非父权制规训下神圣的职责。

在观察中，我们也注意到“赛博母职”的实践涉及更广泛的群体，这些在日常生活中被遮蔽的群体在网络中也以自己的形式“养娃”并拥有自己的小众圈子，比如因为经济尚不能独立而养纸片棉花娃娃的小学生玩家，悄悄养“娃”并在知乎上分享心得的男性玩家们，她/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养娃”体验？讨论“赛博母职”的意义在于，这并不是一种可以被本质化界定的状态或现象，而是不断地生成和变化，进而创造无限的可能性。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10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肖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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