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拥军：法理学不应止于追求孤独的深刻

作者 | 李拥军，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 | 咸鱼法学

当年古希腊第一哲人泰勒斯面对苍穹，细数星辰，因为太用心，不小心掉到了井里。他的女仆嘲笑地说他：你连眼前的水井都看不到，即使数清了那虚无缥缈的星星有何意义呢？泰勒斯答道：正因为我看不到眼前的水井，我才是泰勒斯；正因为你能看到眼前的水井，你才是女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是， 哲学需要那样的超凡脱俗。

发端于钻研哲学的“学术”，Academic或Academy,来源于古老雅典之城市墙壁之外的一个圣所，柏拉图在这里高谈阔论并启发他的追随者，在这里人们进行追问、反思。因此，无论是“哲学”还是“学术”，从其本源上讲，都应该是思维层面的训练。所以，从这一点上说， 哲学和学术都应该是小众的、务虚的、高端的、深刻的。

通常说，法理学必将是哲学的，也必将是学术的。正因为它是哲学的、学术的，它又必将是深刻的，而这种深刻必然伴随的是晦涩、抽象、务虚、小众、形而上、超凡脱俗。 作为法哲学的法理学，如果仅从哲学的层面来讲或许应该如此，但如果从法的层面来讲还不能如此。因为法从产生那一天起就是务实的，或者说法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生的。

法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秩序的需要而产生的，其功能在于定分止争。 早期的人类社会是通过私力救济的方式来解决纠纷的。当一个社会日益形成一套专门化的、常规化的通过公共强制力保障其运行的纠纷解决机制时，法律便出现了。具体说，当裁判者使用某一规则进行裁判从而使其结果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时，这样，原有的规则便成了法律。这些被援引的规则可能是原始的习惯、道德、宗教教义，而这些规则又统归于习惯之中，所以人类最早的法律都是习惯法。“向榜样学习”是人的本能，因此先前判决自然成为后来裁判者学习的对象，司法上的这种“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的路径导出的自然是判例法。无论是习惯法还是判例法都是依托纠纷解决形成的。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人类的历史上，不是有了法律才有法院，而是有了法院才有法律，人类最早的造法机关不是议会而是法院。“法官造法”是人类早期社会的通常现象。由此从本源上讲，法律就是解决纠纷而存在的，所以法律的本质是司法，可诉性是法律的基本特征。如果某一法律在解决纠纷领域功效不大，或者说不能还原到诉讼领域，它的存在价值就会大打折扣。虽然法律活动不止司法，还有立法和执法，但是，立法的目的是为司法创设裁判的法源，即构建司法推理中的大前提，执法并不是纠纷解决最终级的方式，当它无法让当事人满意或者解决过程中有瑕疵，最终还需动用司法来完成纠纷解决的任务。 因此，可以这样说，法律活动的中心在司法，在于纠纷的解决。与之相应，对法律的研究的重心也应该是纠纷的解决。

在英美法传统中，法律就在司法中，在判例中，法官就是立法者。因此，在英美国家的法学教育中，案例教学是其主要的形式。它的法学研究也是围绕司法展开的。在大陆法系传统中，虽然原则上不承认判例的法源地位，但是由于成文法的局限性所致，实践中法官更多地要通过判例来弥补法源的不足。加之判例的实用性优势，使其在司法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以至于甚至出现了法典被判例架空的态势。这正像伊尔蒂教授所说的，欧洲正在进入一个“解法典化的时代”，而判例正是“解法典”的重要推手。另外，在以德国代表的法律教义学的体系中，法秩序的自洽离不开法律方法的补救，而无论是法律的解释、推理和论证还是漏洞补充、价值衡量以及类推适用，大都是以司法为中心发挥作用。

由此说来，法从产生那一刻起，它就是功能性的、工具性的、追求实用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既然如此，法理学虽然是哲学的、学术的，但它依然不能如原有的哲学和学术那样追求绝对的务虚、小众和形而上，因为在“理”或“学”上一旦冠上了“法”字，那就决定了它不能如此。一旦如此，就与法的本质相背离了。 作为一种理论或作为一种哲学，无论其如何高端，它们一旦纳入到法的范畴来研究，或是以实际的法为样本的研究，那就注定了它们不能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学问。

我常常思考这样的问题：就我们法学院来讲，它如何成为所在学校的大院，学生众多、阵容强大，创收最多。就我个人来讲，我讲法理学，即使它是纯理论的，甚至是晦涩抽象的，为何仍然有相当多的听众。其中的原因，未必都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实力，而是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们沾了“法”的光。正是因为法具有实用性，学习法律能有更好的就业前景，所以才有更多学生选择法学。那么，水涨船高，即使法理学是纯理论指向的，我们也不失有那么多的听众和粉丝，即使我们的课讲得不那么的受听，依然会有很多的学生能够包容。而如果我们的讲座或课程在安排在历史、哲学、人类学等学科，也可能收获不了那么好的效果和拥有不了那么多的听众，因为这些学科的体量没有法学学科那么大。 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是因为法律具有实用性，或者说，孩子们来法学院学习，绝大多数，也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想学一门谋生的手艺。

就像当年孔子办教育，弟子三千，有教无类，这三千人的学校，就当时的人口和经济总量来讲，其规模和体量绝不次于现在的“中国高校的航空母舰”——吉林大学。这些人跟孔子学习学什么？如果只是追求思维层面的训练，恐怕孔子一路教过来，不会剩下几个学生，也不会培养出来能够资助其办学的学生。所以据学者考证，孔子的教育无非教授两项手艺。对于贵族子弟是教他们如何做官，学而优则仕；对于平民子弟来讲，是教他们一套如何处理丧葬的技术。这都是谋生的手段。

谈到这里，我不是说要把法理学沦为传授学生谋生手艺的境地，而是要给我们研究法理学的学者提个醒： 法理学，不光有“理”，是“学”，同时它还有“法”。如果有“法”，它就不能完全是虚空的。我们不能一味埋怨孩子们不愿意和我们一起“高、大、上”，而是需要设身处地为他（她）们想一想。当我们这套东西不能给他带来实际的收获时，还想让他热爱，是否有些强人所难？因为端着“铁饭碗”的我们和面临谋生压力的他（她）们，对待法理学会有不同的标准和诉求。

法理学应该是哲学的组成部分，但是因为它是法的哲学，而法是在现实层面、在应用中发挥作用的。所以， 关于法的哲学就不能离实践太远，或完全抛弃实践，做纯粹概念上的推演和纯思维的游戏，而是应该以哲学的“矢”射法律现实的“的”，所谓“有的放矢”，从而生发出一个对现实有解释力的法哲学。

法理学应该强调思维层面的训练，这是学术的本质使然。但是，法理学还不能仅止于此。 在法的层面，思维训练不是终极目的，而是一个过程和方式。 经过法理学的思维训练以后，我们对待问题比之其他人要站得高，看得远，把握得准，处理得好，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能够找到更多的解决问题的路径，更善于从实践中总结出一般理论为别人处理相关问题提供参考。

法理学应该是形而上的，应该为“道”。但是，法的本质功能在于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 所以法理学不能离开具体的人。“法之理在法外，法之理在生活”。法律的道理表现为法律的规定应该符合生活的逻辑。 研究法律的人只有深入到生活中才能找到这样的理。我国古代思想家慎到说得好：“法，非从天下，非从地生，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正因为法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为解决现实人的纠纷而产生和存在的，是维护现实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因此法必然是实践层面的，生活层面的。孔子说： “道不远人”，生活是法学研究的不竭的源泉，法理学只有回归到生活的层面，它才具有生命力。

法理学固然是深刻的，但是深刻不必然与刻板孪生，与鲜活一定冲突。相反，真正的深刻需要多数人的理解，而达至多数人的理解则必然需要达至人的心灵。 当年对东方哲学充满向往和敬畏的黑格尔，当他读到孔子的《论语》后大失所望。这么浅浅的说教怎么能够称其为哲学？他认为孔子所论及的常识道德是我们在任何民族都可以找到的、毫无出色点的常识道德，有些甚至比在中国所找到的更好。在他看来，孔子只是一个没有思辨哲学的世间智者而已。其实，在我看来，黑格尔没能真正的理解孔子。孔子学说虽然没有德国哲学那样具有体系化、逻辑化，但其在对生活的体悟，与民众情感的沟通，发端于底层民众的人性关怀以及对所在社会基本生存结构的把握等方面既非黑格尔所能理解，也非黑格尔哲学所能比及。因此，正因为孔子的学说具有更生动鲜活的一面，有达至人心灵的功效，所以它才比黑格尔有更多的受众。 其实越是伟大的理论，越是震撼人心灵的理论，越是鲜活的。民众的理解是其鲜活的源头。

如前所述，既然法理学不应该离开实践，不能远离具体的人，应该根植于人的生活，不能把纯粹的思维训练当成终极目的， 因此法理学不应该仅仅追求一种“孤独的深刻”。 它所呈现出来的不应该总是一副刻板的面孔，不应该总是保持一种自娱自乐、自说自话的样态。它应该是一种流动的、沟通、鲜活的、富有生命力、不断更新的法理学。由此说来：

它应该是一种充分体认和关怀民族文化的法理学， 是一种将文化传统作为寻求法之理的丰富资源宝库，将其与现代的价值和精神以及人类共同的善品追求进行深度的融合的法理学，因此，它是一种在古今融通意义的“文化法理学”。

它应该是充分关照和回应法律实践的法理学，是一种从法律实践中提炼、总结、归纳、反思、升华出来的、同时又能给实践提供理论指引的法理学。它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言之有物的法理学。因此，它是一种理论与实践互动的“实践法理学”。

它应该是一种面向人的实际生活寻找问题的法理学。它要像自然科学家那样要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思考法之理、发现法之理、检验法之理、证明法之理，而不应该像专利发明家那样在人的生活之外发明、建构一种孤独的法之理。因此，它是一种学术与生活相交流的“生活法理学”

它应该是一种充分关照部门法中的具体制度的法理学。它力求避免法学理论离开具体的制度做空洞的说教，强调法学理论为具体的部门法研究提供有针对性的理论指引，对具体的法律现象予以反思，提高法理学对具体的制度的回应能力。因此，它是一种一般理论与具体制度相衔接的“部门法理学”。

唯有如此， 我们的法理学才能依旧深刻却不再孤独。

唯有如此， 我们的法理学家才不只是研究“西方法理学家”的“家”。

唯有如此， 我们的法理学才会跳出“经院哲学”式的智力调动，或形而上学式的空洞的说教。

唯有如此， 我们的法理学才不再是一种令人敬而远之、望而生畏的法理学，而是充满了文化的厚度、道德的深度、情感的温度、生活的广度、回应实践的力度的法理学。

唯有如此， 我们的法理学才能是一种能够说服学生聆听我们的“教义”或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我们身边来学习的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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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金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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