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为何能逃脱“右派”的厄运？

作 者 | 孟祥才，1940年2月生，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原 载 | 《历史学家茶座》2014年第3辑，第39-45页。本文原题为《两则追忆》。

一、忆王恩宇等述外调翦伯赞、范文澜谈尹达问题

1966年6月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揭露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所谓问题的大字报，这份大字报后来被毛泽东誉为“二十世纪北京公社的宣言”，标志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几乎同一时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年轻人也贴出大字报，攻击历史所当时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已兼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尹达“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面对这种“攻击和诬蔑”，自诩“一贯在史学界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尹达当然气愤难抑，于是在6月3 日组织反击，将贴他大字报的造反派打成“别有用心”的阴谋分子，继而在6 月20日后再升级为“右派分子”、“反党分子”，进行批斗。7月17日，关锋、戚本禹、曹轶欧、李讷等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到历史所为造反派翻案，由是开始了造反派在历史所当权一年半的日子。

历史所造反派翻身后，通过“民选”产生了“文革”小组，全面领导所里的“文化革命”。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建立尹达的专案组，搜集整理他“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材料”。因为尹达经常讲他如何同翦伯赞、范文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路线”进行斗争，所以专案组决定通过外调，搞清他与翦伯赞、范文澜斗争的真相。8月初，所“文革”小组副组长王恩宇，小组成员张显清、周绍泉一起找翦伯赞、范文澜进行外调，任务完成后，他们三人向所“文革”小组全体成员作了汇报。我作为小组成员听了汇报并阅读了翦伯赞写的交代材料，现将记忆所及，述之如下。

尹达先生

王恩宇等一行先到北京大学燕南园翦伯赞的家外调。此时翦伯赞已经成为阶下囚，被软禁在家中，随时接受批斗。王恩宇说明他们是历史所“文革”小组派来外调尹达问题的，他问翦：“你怎么看尹达这个人？”翦伯赞知道尹达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时史学界红得发紫的第一大左派，更明白尹达在《红旗》杂志发表的《将史学革命进行到底》和不久前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打倒史学界的保皇党》，都是针对自己和范文澜来的，他当然不敢造次，于是嗫嚅着期期艾艾地说：“那，那，尹达可是史学界的左派……”王恩宇打断他的话，明白告诉他：“什么左派？尹达同你一样，也被揪出来了！”听到这里，翦伯赞先是一怔，接着笑出声来，有点幸灾乐祸地说：“我说哪，我说哪，解放后，我和尹达在史学界都宣传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历史，怎么他成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我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我就是想不通！”王问：“尹达经常宣传他代表无产阶级，你代表资产阶级，还说史学界有一个你与吴晗攻击他的‘鸿门宴’，究竟是怎么回事？”翦伯赞于是比较详细地讲了他、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尹达和历史所的一些过节。他说，解放后，郭老、范老、吕振羽、侯外庐、他和尹达、刘大年等人，都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与顾颉刚、陈寅恪、罗尔纲等明显分属不同的阵营。后来组织中国史学会，大家一起参与其中。当然，在不少学术问题上也有不同看法，但认为这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的争论。50年代末，历史所组织《中国史稿》编写组，60年代初，《中国史稿》第一册（先秦部分）出版，北京大学历史系将其作为本科生教材。考古专业的学生在使用该教材时发现，他们使用的《中国考古学讲义》，有许多内容与《中国史稿》一字不差。他们将这种情况反映到系里，认为是教考古的老师抄袭了《中国史稿》的内容而没有注明出处。翦作为系主任很重视学生反映的情况，就找编写讲义的教师核实。得到的回答是，不是北大历史系的讲义抄袭了《中国史稿》，而是《中国史稿》抄袭了北大历史系的讲义，因为讲义印刷在前，《中国史稿》出版在后。翦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就将此事告诉了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吴晗是著名的明史专家，也是中国史学会的负责人之一，他提议约郭老、尹达谈谈此事。不久吴晗找机会在北京饭店邀郭老、尹达和翦伯赞等几个史学界的朋友聚会，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的洪廷彦也参加了。翦伯赞将《中国史稿》抄袭《中国考古学讲义》的事对尹达讲了，要求他查问一下。当时尹达很尴尬，答应回去查问。郭老和吴晗都认为此事关乎学风问题，要求尹达认真对待。这事谈完后，又谈了一些其他问题，大家一起吃了饭，就和和气气地分手了。不料事后洪廷彦就这次聚会写了一个材料，送给了中宣部，硬是将这次聚会描绘成史学界右派围攻左派的什么“鸿门宴”。讲到这里，王恩宇插话说：“我到历史所工作后，就听说这个‘鸿门宴’，原来如此。听历史所有关人讲，尹达后来要求《中国史稿》编写组彻查此事，原来是参加编写组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手中有《中国考古学讲义》，在写《中国史稿》原始社会部分时引用了该讲义中的考古资料。尹达知悉此事的原委后，一方面批评了撰稿人忽略学术规范的错误，同时又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考古资料已经发表，就是公共资源，谁都可以用。翦伯赞借此机会找吴晗、郭老和自己谈这个问题，显然是小题大做，故意给自己难看。”王又问翦他与尹达的关系上还有什么问题，翦说他与尹达、郭老见面总是比较客气，实在没有感到他们之间有多么尖锐的“阶级矛盾”，不知为什么，自己后来就被尹达定为资产阶级代表了。现在想来，彼此之间的矛盾可能与抄袭事件有关。最后，外调小组要求翦伯赞就他同尹达的关系写一份材料，翦痛快地答应了。几天后，历史所就派人去北大拿到了翦写的材料，“文革”小组的人都传看了。翦写的材料用的是北大的稿纸，比较精致，内容基本上是他谈话的复述，字迹工整清晰，显示了他认真的态度。

1955年6月，周恩来出席中国科学院四个学部的成立大会。会议休息时同周扬（右一）、范文澜（右二）、翦伯赞（右三）在一起交谈

紧接着，王恩宇等三人外调小组又去拜访了范文澜先生。由于早已传出毛主席保护他的意见，所以范老自运动开始以来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仍然安稳地住在他位于北京师范大学附近名为“小西天”的小楼里读书和写作。外调小组到他家，要求他谈谈与尹达的关系。据外调组回来向所“文革”小组的汇报，范文澜先生兴致盎然地谈了他同尹达的关系。

范文澜先生说，他同尹达认识和共事是在抗战时期的延安。1938年，他到了延安，奉毛主席之命，在当时的自然科学院内组建了历史研究室，成员有后来做中华书局总经理的金灿然等。不久尹达脱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来到延安，也被安排到历史研究室工作。当时的任务是在延安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从事历史研究。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毛主席要求历史研究室编写一本供干部学习的简明的《中国历史》读本，这就是后来以《中国通史简编》的书名出版的那部书。范文澜知道尹达是河南大学史学系毕业，又曾参加过安阳殷墟的发掘，比较熟悉考古资料，就将该书“原始社会”部分的撰写工作交给了他。尹达写出的稿子与全书体例不合，范认为不能用，要求他重写。而尹达可能认为这是故意为难他，一气之下拂袖而去，跑到博古主持的《解放日报》当了出版科长。这件事，可能就使两人之间有了芥蒂。解放后，两人同在科学院工作，范文澜管近代史所，尹达实际上主持历史所的工作。因为工作关系，见面的机会不少，彼此总是客客气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传出尹达将范派定为史学界资产阶级的代表，还说自身与范有“体系上的分歧”。范主持的《中国通史简编》成了他批判的对象。听说该书《隋唐卷》出版以后，尹达立马组织人挑毛病，写材料向中宣部汇报。对这些小动作，范一概不理，装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尹达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就想着法儿整范，6月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打倒史学界的保皇党》，就是对着范来的。范老说道：“说我是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保皇党’，哎呀，究竟谁是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再有，他扬言同我有‘体系上的分歧’，至今也弄不明白，这个‘体系上的分歧’究竟是什么内容？说我是‘帝王将相派’，那就算是‘帝王将相派’体系吧，也有《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和一些文章为佐证。尹达的体系是什么？他只写了一本《新石器时代》，那是什么体系？”

从范老愤激之情溢于言表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尹达有很深的成见。我记得范老好像也写了有关尹达的材料，我也看过，但印象不如对翦伯赞写的材料深。

由于我没有参与外调，以上情况只是我记忆中的当事人的叙述，是否准确，不敢肯定。只是觉得这些材料比较重要，故而立此存照。我企盼现在仍然健在的当事人能够追忆当时的场景，留下更真切的史料。

二、听石峻先生侃冯友兰为什么没戴“右派帽子”

1984年9月中旬，我到吉林长春参加吉林大学主持召开的讨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学术会议，由于晚到一天，没有赶上集体照相。大概是第二天晚饭后，我到石峻先生住的房间拜访。当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著名学者，“文革”前已经出版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纲》一书，我六十年代初读大学时曾读过这本书。

敲门进入石先生住的房间后，发现已经有三四人在座。落座后，我自报家门，说我早在“文革”前就景仰石先生的学问，读大学和研究生时就读过他的著作。石先生知道我曾经跟侯外庐先生学习中国思想史，赞扬侯先生是中国马克思史学家中治中国思想史的第一流权威。他说自己“文革”前在一些学术会议上与侯先生见过面，但不是十分熟悉。现在中国大学中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和研究的教师，较多出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形成了较大的门派。侯先生的门生人数较少，也就是张岂之他们几个人，在大学哲学史教学和研究中不占优势，但从学术上看，侯先生为代表的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群体还是一个影响巨大的流派。交谈中有人提问，直到现在，学术界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反右运动中为什么冯友兰先生得以幸免？照当时情势，他应该被戴上“右派”帽子。对此，石峻先生讲了他知道的内情。

石先生说，说到冯先生反右运动中幸免的问题，他还真了解一些内情。他五十年代初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就留校在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任教了，与冯先生是同事。不久，他又担任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一定意义上也算冯先生的领导。当时大家都尊敬冯先生，公认他是中国哲学史领域最大的权威。因为在中国，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胡适之后就是冯先生，而他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早已超过了胡适。三十年代，冯先生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曾被当时国民党的保定行营抓去，原因是有人告发他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其实冯先生没有讲什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而是讲“正、反、合”（说到这里，石先生将右手伸出来翻了一下），一些不学无术的特务就将他讲的这个“正、反、合”密报上去，硬说是辩证法。同样不学无术的保定行营的官儿为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就抓了冯先生。但很快就将他放回北京，算是一场虚惊。这是当时轰动学术界的一件事。抗战时期，冯先生是坚决主张抗战到底的爱国人士，当然也将蒋介石奉为抗战的领袖。蒋对他也尊崇有加，在重庆，他就享受过与蒋坐同一张沙发看戏的殊荣。这些经历，使他在北京大学反右运动中成为既定的目标。听说北京大学党委在反右开始后，就内定冯先生为“右派分子”，早早给他预备好了一顶“右派”帽子。然而，到头来，这个如意算盘落了空。

1963年毛主席会见冯友兰

石先生讲到这里，我们几个人都被深深地吸引了。有人问，那时戴“右派”帽子是轻而易举的事，只要党委看谁不顺眼，戴上就是了，反正是不准讲理。既然内定了，冯先生怎么能逃脱得了？

石先生喝了口茶，说，这就是冯先生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呀！“鸣放”开始，学校组织全校老教授开会，党委书记苦口婆心动员大家给党委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许诺“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少老教授敞开思想提意见，一些发言相当激烈，如“要求教授治校和共产党退出学校”等，冯先生不动声色，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快散会时，他发言了，不仅没有说一句犯忌的话，而且还驳斥了“要求共产党退出学校”的右派言论，他义正词严地说：“全国各项事业都是共产党领导，教育当然也不能例外，要求共产党退出学校是错误的。”事后学校党委研究，觉得在冯先生的发言中找不到一点“右派”言论，这怎么定他“右派”？于是党委决定，派两位党委秘书到他家，再一次引诱他发言，或许从中能够找到“右派”言论。两位秘书奉命来到冯先生家，态度诚恳地引诱他说：“听了冯先生在全校鸣放会上的发言，觉得您可能还有顾虑，不敢讲真话、心里话。我们今天奉党委的指示来您家，就是希望您打消一切顾虑，大胆给党委提意见，不要怕尖锐，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冯先生说：“我在会上的发言就是真心话。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英明极了，伟大极了！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会上的发言就是我的真实思想。”无论两位秘书怎么启发诱导，冯先生始终不讲一句违禁的话。两位秘书回来向党委汇报，党委自然很“失望”。最后他们研究出了新的招数：从冯先生所熟悉的哲学专业入手，引诱他谈对毛主席哲学思想和著作的看法，如怎么看待《矛盾论》和《实践论》两篇文章。只要冯先生对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稍有不敬之词，也就有理由给他戴“右派”帽子了。两位秘书根据党委的指示再去冯先生家，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冯先生从事多年的哲学研究，您可否从学术上谈谈对毛主席哲学思想的看法？例如，对《矛盾论》和《实践论》怎么看？学术上更应该贯彻‘百家争鸣’的原则，您完全可以敞开思想谈。”冯先生回答说：“哎呀，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太伟大了！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博大精深，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我这一辈子恐怕也难以学到手，但我决心学习一辈子！”两位秘书将冯先生的话汇报给党委，党委感到冯先生的所有发言都是“滴水不漏”，实在找不到划他为“右派”的理由。这样，冯先生自然也就幸免了。后来北京大学的“右派”名单公布的时候，学术界不少人非常吃惊：应该划为“右派”的人怎么“漏网”了呢？在反右运动中，“引蛇出洞”的策略在冯先生那里失效，未能将他诱入彀中。这件事集中表现了冯先生的政治智慧。

我转述的石峻先生讲的这段“内情”是否符合事实，由于石峻先生已经作古，无法从他那里证实，只能到此一事件的其他当事人那里求证了。

石峻先生的“爆料”，使我认识了冯先生超越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政治智慧。这种智慧突出表现为清醒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应对技巧，使他在解放后至“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都能安然无恙。然而，智者千虑，也有失足的时候。冯先生没有安然无恙地度过“文革”的劫难，他最后在“评法批儒”中还是被拉上了江青的“贼船”，虽风光一时，收官时却黯然神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