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同五烈士的关系究竟怎么样？1931年1月17日左联五烈士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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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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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同五烈士的关系究竟怎么样？1931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中五位作家柔石、李求实、殷夫、胡也频、冯铿于中国国民党的大搜捕中在上海被捕。

鲁迅先生在文章中，悼念过被杀害的老友柔石。

回忆同柔石的种种经历，鲁迅的描述颇有意思：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鲁迅思想的左倾，应该是在2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

1925年，鲁迅卷入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大力支持许广平、刘和珍等女学生，同女校长杨荫榆闹得天翻地覆。后来我们才知道，许广平是鲁迅的女友，当时两人恋情还是秘密。

而鲁迅一个身份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科长，他却公开带头反对教育部。

教育部长章士钊很愤怒，将鲁迅解雇。

鲁迅哪里是好惹的，向中华民国平政院提起行政诉讼并胜诉，可以官复原职。只是，教育部同僚都对鲁迅侧目而视，显然这份工作没法继续干，鲁迅也没有复职过。此事闹得太大，北方的大学也鲜有敢招聘鲁迅教书的。

随后的三一八惨案中，鲁迅因为悼念被杀害的学生刘和珍等人，被段祺瑞政府认为是煽动者，上了黑名单。

鲁迅为了躲避灾祸，选择带着许广平南下去厦门大学任教，后来又去了广州中山大学。

在广州的时候，鲁迅公开同许广平同居，他的学生们也称许广平为师母。

鲁迅是有原配太太朱安的，许广平只是妾室。在那个年代，名人纳妾也不是什么稀奇事，风流的文人有姨太太更是不少。

没多久，1927年4月蒋介石又发动了四一二事件，广州被捕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群众共5000余人，其中2100余人被杀。

要知道，被鲁迅破口大骂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政府不过打死了47个人。

鲁迅显然无法接受，惊呼：“我一生中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

是非之地不宜久留，更别说鲁迅在广州同一些共产党员来往密切。

最终，鲁迅在1927年10月选择去了上海租界，进入洋人的地盘，从此没有再搬家过。

在租界中，鲁迅写文章基本是没问题，不可能被中国的任何势力逮捕。

这个时期鲁迅不是左倾分子，对马列主义也不太了解：1927年到1929年，创造社与太阳社的左派成员和鲁迅展开了论战，他们批评鲁迅“开倒车”，“不再呐喊”，是“青年的绊脚石”，是“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郭沫若甚至称他是法西斯分子，鲁迅则认为他们“把宣传当文艺”、“技巧拙劣”、“极左倾”、“不敢正视革命自身的暴力和黑暗”，是才子加流氓，鲁迅进一步提出人的性格、感情等带有阶级性，但并不只有阶级性。

在这段时期的论战中，鲁迅思想开始左倾，最终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

这段历史比较敏感，萨沙不想多说。

只说说鲁迅同柔石等人的私人关系。

在众多左翼作家中，鲁迅最早认识的似乎是殷夫，又名白莽，真名叫做徐孝杰。他是浙江象山县人，同鲁迅是小同乡（绍兴和宁波靠在一起），通过《奔流》月刊认识鲁迅。

《奔流》月刊是，鲁迅在上海创办并亲自主编的第一份文学刊物。《奔流》月刊1928年6月20日创刊， 1929年12月20日出至第2卷第5期停刊， 殷夫就是这一时期同鲁迅相识。

殷夫投稿《奔流》一些诗，还翻译了一些诗。当年没有什么快递业务，殷夫是亲自将稿件送给鲁迅，两人就见了面。

殷夫上过同济大学，是个知识分子，同鲁迅有共同话题。

此时，殷夫就是共产党员了。

殷夫几个兄弟都很聪明，大哥徐培根后来在台湾做到国防研究院教育长，陆军二级上将军衔。

不过，殷夫走的道路和大哥不同，早在17岁还在上高中，就加入了共青团的前身组织，也因此被捕关押三个月。当时大哥徐培根担任国军第八十五师参谋长，托了关系才将殷夫营救出来。

殷夫考入同济大学，在大哥面前装作不参加政治社团，实际上暗中加入了共产党。

从1928年，殷夫又一次被捕。为了避免连累家人，他在1929年同家庭断绝关系，去上海继续活动。革命者也要吃饭，殷夫迫于生计多次投稿，认识了鲁迅。

同鲁迅见了两次面以后，殷夫再一次被捕。

鲁迅回忆过这次经历：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殷夫，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

鲁迅和殷夫的交往，也就这么多！

殷夫一直投身革命事业，直到被捕：1929年冬天到1930年，参加编辑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参加编辑青年反帝大同盟刊物《摩登青年》。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殷夫即加入为盟员。同年5月，与胡也频、柔石、冯铿等人作为左联代表，参加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被捕，这是殷夫第四次被捕，2月7日深夜在上海龙华刑场被处决，年仅22岁。

有人问，殷夫被处决时，他的大哥徐培根为什么不救人？

这是因为，徐培根也失势了，被赶到德国就读陆军参谋大学，直到9月918事变爆发后才回国。其实徐培根就算就在上海，以他的能量是不足以救出弟弟的，毕竟这是惊天大案。

相比见过3次的殷夫，鲁迅同柔石的私交更好。

据统计，从1928年6月至1931年1月，两年半的时间，仅在鲁迅的日记里，记录下与柔石见面就有100次，或谈话，或商议工作，或一块儿外出买书等等，但更多的是请柔石等人上门吃饭。如有人带来些家乡菜等物品，鲁迅一定邀请柔石上门分享。交往如此频繁，这在鲁迅的朋友与学生中是仅见的。

可见，鲁迅和柔石相当投缘。

柔石本名赵平福，是浙江宁海人，同鲁迅是大同乡。

柔石从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曾担任小学老师。据说柔石1925年去北大旁听，听过鲁迅的课。

柔石有三分读书人的迂腐，不过是有能力的文人：1927年在浙江省宁海县创办宁海中学，任浙江宁海县教育局长，改革全县教育。1928年中共领导农民在宁海县城起义，被残酷镇压，这就是亭旁起义。柔石思想左倾，在宁海县站不住脚，只能逃亡上海。

柔石在老家有原配妻子吴素瑛，两人结婚超过10年，还生育了3个孩子。

柔石在1929年遇到了女作家冯铿，后者也是个共产党员。

冯铿结婚多年，但夫妻感情不和，早已分居。

冯铿同柔石相恋，在柔石29岁生日之后两人开始同居，但是时间不长。仅仅4个月后，这对革命情侣双双被处决。

鲁迅对冯铿一直有些看法：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

柔石入党比较迟，直到1930年5月才在冯雪峰介绍下入党，当时左翼作家联盟已经成立。柔石入党后就被重用，担任“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

柔石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让冯雪峰认识了鲁迅。

冯雪峰同样是知识分子，是柔石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冯雪峰早在1927年就入党了，期间一直被通缉，只能到处躲避，最终去了上海。

同柔石、殷夫不一样，冯雪峰可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在1932年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33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负责筹备在上海举行的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主题的远东反战会议。同年，冯雪峰奉调往中央苏区工作，但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193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任中央苏区党校副校长。

冯雪峰是鲁迅彻底左倾的重要推手，不过这是后话了。

那么，柔石、殷夫、冯铿是怎么被捕的？

1931年1月17日，上海英租界巡捕突袭了上海三马路东方旅社（现汉口路613号）31号房间，抓住了柔石、冯铿、殷夫、胡也频、林育南、苏铁、李求实、刘后春8人。同一时间，离东方旅社不远的天津路上的中山旅社，从中抓捕了欧阳立安、蔡伯真、伍仲文、阿刚等4人。直到20日凌晨，巡捕们从东方旅社、中山旅社、华德路鸿云坊152号、武昌路650号等处陆续抓走了36人，全部是共产党员。在这些人中，社会影响最大的是5名左翼作家：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与冯铿，后称“左联五烈士”。

据中共党员李沫英的回忆，是一个名叫唐虞（又名王掘夫）的交通员告的密。

唐虞是《红旗报》的记者，被捕后架不住拷打，交代了相关会议的信息。

不过，现代历史学家对此持怀疑态度。区区一个唐虞，恐怕没有这么大的能量，能够交代出这么多党员。被捕的共产党员可是高达36人，包括10位中共各省市的书记、5位左翼作家、几位中央委员、上海工会领导人，还有军队干部等。

有人怀疑还有更高层的人士泄密，唐虞只是泄密者之一。

在1月23日，英租界将这36人引渡给国民政府，关押在上海警备司令部。

党组织试图营救，媒体舆论认为未必会判死刑。

鲁迅这么回忆：他在囚系中，我见过两次他写给同乡的信，第一回是这样的——“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赵少雄一月二十四日。”以上正面。“洋铁饭碗，要二三只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望转交赵少雄”以上背面。他的心情并未改变，想学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记念我，像在马路上行走时候一般。但他信里有些话是错误的，政治犯而上镣，并非从他们开始，但他向来看得官场还太高，以为文明至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其实是不然的。

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词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其时传说也更加纷繁，说他可以赎出的也有，说他已经解往南京的也有，毫无确信；而用函电来探问我的消息的也多起来，连母亲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发信去更正，这样的大约有二十天。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原来如此！……

鲁迅的说法没错！

被移交给国民政府才10天时间，也就是2月3日，还不满20岁的欧阳立安无意中偷听到狱卒的对话，知道他们很快要被执行死刑。

到了2月7日夜里，包括3名女性在内24人被从牢房带走，在淞沪警备司令部附近的荒野秘密执行了死刑。

死刑是乱枪扫射，平均每个烈士中了七八枪。柔石头部、胸部连中10弹，冯铿身中7弹。一同遇难的，还有林彪的亲哥哥林育南。这是一个相貌英俊，器宇轩昂，能力超群的老共产党员（1922年入党）。林彪多次说过，自己的能力不如哥哥林育南。如果林育南不死，建国后最低也是个部长。

这个事件对鲁迅影响很大。

得知柔石等人被捕后，鲁迅唯恐被牵连，选择暂时躲避：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

记得《说岳全传》里讲过一个高僧，当追捕的差役刚到寺门之前，他就“坐化”了，还留下什么“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的偈子。这是奴隶所幻想的脱离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剑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没有涅磐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不几天，即听得外面纷纷传我被捕，或是被杀了，柔石的消息却很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到明日书店里，问是否是编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往北新书局去，问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铐，可见案情是重的。但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

需要说明的是，明明柔石这些朋友已经遇害，鲁迅如果选择明哲保身的话，显然应该同左倾人士保持距离，但他没这么做。

可见，鲁迅在当时还是有明确的政治主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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