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面对张旭、怀素书法，大呼“不服”，他的水平超过唐代人了吗

很多书友认为，明清两朝没有书法大家，无人水平能与晋唐相比，这一观点有些“激进”。如果您翻开书法史，就会发现明代草书极为繁盛，而清代甚至出现了各种字体“百花齐放”、全面复兴的盛况，像徐渭、祝枝山、董其昌、何绍基、吴昌硕等名家，水平都是超一流的。

明末清初被誉为书画史上的一大黄金期，绘画方面有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翚“四王”和朱耷、石涛、髡残、弘仁为代表的“四僧”，而书法领域则有陈继儒、董其昌、倪元璐、黄道周和王铎等人，其中倪、黄、王还被称为明末书坛的“三杰”。

这几位书法家，后人评价最高的非王铎莫属，近现代数得着的大师，如吴昌硕、林散之、沙孟海、于右任、康有为、启功，都对他赞不绝口，其中沙孟海的评价最出名：“（王铎）矫正赵孟頫、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说是书学界的中兴之主”。

不仅在国内是这样，即使在日本，王铎也得到了至高的评价：“后王胜先王”，就是说他比王羲之水平还高。王铎五体皆能，行、草书水平尤其高超，当时有些人评价他的作品，说他得到了“颠张狂素”的真传，但王铎却很不以为然。

王铎55岁时，完成了一卷《草书唐诗十首》，在卷末，他写道：“丙戌三月十五日，戏书于北畿，为天政贤坦。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铎年五十五”。

这算是他正式宣告自己根本“看不上”唐代“草圣”张旭、怀素和高闲的作品，言语中也流露出自认为胜过他们的自信。王铎为什么“不服”呢？答案是在他看来这三人的草法就是“野道”。所谓“野道”，原意是指意思为周代王城外的道路，可以对应“正道”“正统”。

唐代以后名家批评张旭怀素，也是说他们的字是“野道”，偏离正统，而“正统”指的就是魏晋草法。米芾就说：“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高闲而下，但可悬之酒肆。”

元代鲜于枢也说：“长史颠逸时，出法度之外；怀素守法，特多古意；闲用笔粗，十得六七耳。”言语中能看出他对古法的遵从。张、怀二人在魏晋名家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将情绪与用笔结合，将行草向狂草推进，出于法度之外，这是一种创举，但在王铎看来就是“野道”。

王铎一生临摹二王法帖，也兼学唐代以来诸家，但他根植于魏晋，他的草书满纸纵横、奇崛狂怪，但终不出“二王”法度，像墨法上的创新，也没有“颠张狂素”那种震撼之感，总的来说，王铎草书并没有超越唐人，但即使如此，他也是元代以后草书金字塔尖级别的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