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最新演讲：对中国经济成长性的重要判断

每经编辑 王捷

1月8日，成都民进企业家联谊会、武侯区工商联、双流区工商联联合举办了新年经济创享学术讲座，每经智库作为媒体支持。讲座盛邀著名经济学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发表了主题为《宏观经济形势与企业发展机遇》的演讲。

新的一年，就大家眼下最关心的经济问题，贾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贾康认为中国完成去年GDP增速保5%的目标，基本没有悬念。5%也符合中央说的保持在合理区间。展望2024年，贾康认为大概率是经过努力，2024年和2025年都可以继续保持5%以上运行。

从贾康的演讲中，你将获得以下核心要点：

1.从整个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来看，我接触到的市场人士有一些偏于悲观，认为明年增速要落到5%以下。但我觉得未必这样，因为2023年其实已经有一个契机之年的特征了。

2.“L”型转换就是要有一个速度的向下调整，但是“尾巴”一定要拉出来，从而进入平台运行状态。这个平台是结构优化支撑下的高质量，运行的时间越长越好。

3.我们要牺牲一些速度而追求高质量发展，把高速转换为更高质量发展状态下的中高速，即5%以上的增速。

4.中国真实城镇化水平充其量只是比50%高一些，后面仍然有巨大的潜力发掘空间，仍然有未来可观的推进纵深。

以下为贾康的演讲实录，有删减：

回望2023年：契机之年，L型拐点已经出现

2023年是一个有“契机之年”特征的年度。

中央在指导方针方面，特别强调了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把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2023年两会上提出的年度引导性的经济增长目标是5%左右，我们作为研究者理解，这是在所谓中高速区间内，也是合理区间。

去年第一季度增速大体合乎预期，回升到同比4.5%，接近于一般理解的中高速下沿了，5%以上就可以认为是中高速状态；到了二季度，投资、消费都不够提振，主要经济体都出现外贸方面的问题，经济增长速度远低于预期；8月因为一系列中央的特定指导方针和政策出台，整体情况向好，9月继续向好。这样1-9月GDP同比增长5.2%；四季度只要完成同比增长4.4%，全年增长5%的目标就可以实现。

所以我现在已经可以非常明确地说，2023年全年GDP完成5%没有悬念。

《人民日报》曾发表长篇文章说，我们要经历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不可能是个“V型”反转，下来又上去；也不可能是个“U型”反转，下来走一段又上去；只能是“L型”转换。

“L”就是要有一个速度的向下调整，但是“尾巴”一定要拉出来，从而进入平台运行状态。这个平台是结构优化支撑下的高质量，运行的时间越长越好。

2023年是一个拐点，拐点的意义就是我们实现了L型的转换，要进入一个中高速的、5%底线之上的平台运行状态，这就是由“新而入常”，引领新常态。

到此如果按2023年作为契机之年，那么就打开一个新局面。所以我非常看重这个年度我们经过努力后，能够站在5%以上增速水平上的表现。

谈企业：长期主义，不确定中的确定性

在市场层面，我们听到大量的反应，仍然碰到各种困难。现在跟我们期待的情况还有距离，最新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了，我们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没有改变，现在政策加码就是要巩固2023年三季度以后向好的发展态势。

中国经济成长性有着客观性因素的支撑，再加上我们主观努力，把中央一系列的指导方针变成务实的措施，整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形成一种可持续性的运行状态。

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还是应该看到确定性。所以企业界的朋友、市场人士在这方面要更多的从全局、从长远来看，我们可以期待长期向好，形成自己有战略耐心战略定力的长期主义行为模式，长期主义实际上隐含着什么？不为短期感觉到的困难和不愉快所动摇，这样的一个取向是非常值得大家高度重视的。

从产业的趋势看，我觉得首先要注重新技术革命背景下中央反复强调的有效投资，首先作为龙头的投资是新基建，以新基建支撑着我们的产业结构于"数实融合"中的升级发展，并带动整个产业链实现更好的高质量发展。有效投资形成对就业的切实支撑和实体经济的升级发展，使老百姓形成足够的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进而发掘出中国巨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

概括地说，可以从微笑曲线来看。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但是大而不强，出路何在呢？上有美国对我们打压，下有越南、印度、印尼等咄咄逼人的追赶，我们必须把自己现在主要的产能在加工生产这样一个收益率低的中间位置努力推到左右的高端。过去我们大量的产能从最中间的加工切入，是必然的选择，但是现在要争取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支撑之下，凭借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加上思想观念的创新，使我们能够实现这样一个升级，把中国制造推为中国创造和中国智能制造的新境界。

比如全世界85%以上的儿童玩具由中国本土生产，却没有自己本土叫得响的品牌，我们拿的是中间的低收益。又比如中国本土上在大量加工生产风靡全球的苹果手机，同样我们只能拿着中间的低收益。

但应看到也有一些突破，比如广州的汽车生产厂家原来生产广本，口碑很好，但是高收益在日本人手里，他们后来努力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推出了自己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系列，一款广汽传祺这几年卖得相当好。它们还要把生产线迁到泰国去，以一个新的跨国公司的架构，更好压低综合成本，同时牢牢地掌握着创意成功的知识产权品牌，以及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市场扩展带来的高端收益。

如果以这条路继续往前发展，它就是跟马斯克在中国建特斯拉的汽车生产线一样的占据高端后扩展的道理。我们的汽车生产厂家在自己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情况下，应该进一步地升级为跨国公司模式的全球化发展。这个直观的表现，当然还只是一个产业升级方面具体的比喻，针对各个领域、各个赛道上的情况，必须有各自的定制化解决方案。

谈城市：城市化远未结束，内循环市场广阔

中国客观具备的经济社会的成长性，结合对工业化、城镇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现在所处阶段的基本判断来说，后面仍然有巨大的潜力发掘空间，仍然有未来可观的推进纵深。

如果从整个中国顺应人类文明发展主潮流而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成长性过程来看，我国的工业化应该说总体而言是从中期向中后期、向后期转变的过程。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我国真实城镇化水平，我作为研究者特别强调，不能只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现已67%，首先要看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只有47%，即14亿中国人里，大多数还没有取得城市户口，已经进城的三亿多人里的大多数，苦苦拿不到这样一个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户籍。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必须补课，必须使中国的城镇化按照城乡一体化、消除二元分治格局的方向，继续充分地向前推进，这同工业化是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真实城镇化水平如果从量值上来说，现在充其量只是比50%再高一些，按照国际经验，真实城镇化要走到70%左右的水平上，大体才能转入相对低平的新发展阶段。所以中国客观上的成长性，是作为世界上14亿人口的特大经济体按照巨国模型才能描述的一个继续完成人类文明发展主潮流上不断释放发展潜力的过程。

只要我们在工业化、城镇化的旁边，坚定不移匹配上中央大政方针“改革开放”四个大字所表述的市场化和国际化，以及我们今天大会的主题所聚焦的数字经济发展高科技化或信息化，再加上超越一般经济眼界的二十大强调的法治化、民主化，中国大地上未来几十年间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已有的将近700个建成区(大中小城镇)主导的潮流是城乡结合部往外推，准备接纳更多的农村成员迁徙到城镇，还要建很多新区，还有城市群、都市圈的建设，一定要有众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设施升级换代，伴随的就是产业升级、产业互动、数实融合。这样的一个发展大潮在进一步推进过程中，当然还要有人力资本不断的培育，整个中国的需求释放。

按照巨国模型来说，它对应的供给框架是什么？中央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表述：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更多凭借改革开放40多年来已经取得的进步，掌握我们在不确定环境中可以掌握的确定性，掌握我们在发展中可以自己抓在手里的主动权，以内循环为主体，同时绝不放弃外循环，和全世界一起，在供需互动的过程中推进中国的和平崛起。

如果看到这样一个大概率可能性，那我们企业界的人士，自己人生的诉求、实现人生价值主要的舞台在哪里？结论不言而喻：祖国大地应该是我们的首选，这种认识应该支撑的就是企业的长期主义行为模式。

展望2024年：引导目标可以在5%以上

现在有些预测主体认为2024年中国GDP增速会低于5%，高盛就预测中国2024年GDP增速只有4.5%。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他们还是看低了中国的潜力。

我们把中国成长性的客观条件、潜力尽量调动出来，再加上主观方面更好地推进制度创新、政策优化，加上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大概率经过努力，2024年可以继续在5%以上运行。

2024年我愿意用的词汇叫“乘势向上”或“乘势向好”。如果说2023年是真的在5%稍高一点的新的起点上，2024年至少会延续着5%以上的一个平稳运行状态，“延续性”就是向好，可持续的在中高速区间里去实现高质量发展。

2024年的有利因素是什么？

首先，比较大的把握，是疫情不再出现那么严重的拖累和冲击。

第二，政策加码在去年9月份数据出来以后已经比较务实地实施了，1万亿特别国债所筹集的资金，它是个引子钱，后面跟着的我们政策工具箱里的可用工具还有，有必要的话还可以跟着在这方面继续动作。

第三，我认为很重要的还应看到中美关系毕竟有所缓和。最近几个月的定调非常清晰——中美之间首先要寻求合作，合作竞争中，中国绝不脱钩。

如果客观的支撑因素方面打开潜力空间，加上我们主观的努力，我觉得所谓2023年的契机之年的意义，是延续上2024年、2025年这“十四五”还有的后面两年，应该争取不再出现新低。而这是大概率，不再出现新低意味着经过客观、主观结合以后，明后年有希望在5%以上运行，那么主观这方面就非常重要了。政策工具箱里可用的工具务实地运用，将有助于提振信心。

我对中国经济未来是“谨慎乐观”的态度。关键是客观的工业化、城镇化推进的纵深还确实存在，发展空间相当可观，以主观努力调动潜力使我们的经济表现出应有的韧性、回旋余地，这方面是有客观条件支撑的。

所以发力关键在于主观方面，我们怎样做好自己的事情。要提振布置“五六七八九”比重的民营企业(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和新增就业)、民营经济的信心，改善市场预期，头部企业“完善整改”，“推出一批绿灯项目”，提振实体经济发展态势，抓好专精特新企业继续创新发展等等，继续以中高速(5%以上的增速)推进中国的现代化。

本文内容由每经智库研究员肖纯整理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品质层次学术交流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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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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