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上将当选新中国副主席，不少人不服，周恩来：听他就不用长征

1949年，首次政治协商会议在新中国政府召开，毛主席领导下的主席和朱德、刘少奇等人组成的副主席团队经过评选产生。这六名副主席中，一半是共产党领导人，另一半则是来自民主人士。

尽管评选初定，却在后来引发了一些争议。其中的异议源于另外三位副主席中有一人曾在国民党担任上将职务。

对于反对意见，周总理做出解释，指出如果当初能够听从这位提出异议的人的建议，也许新中国就不必经历艰苦的长征。

为何国民党的上将会成为新中国副主席，而周总理所说的“不必长征”又涉及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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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深的家世颇为复杂，他的祖上曾在明朝万历年间在广西做官，算是官宦之家。然而，到了祖父那一代，家境逐渐衰落，甚至沦为贫农。

李济深的父亲李均虽然在清末考中秀才，补了廪生，但并未愿意投身官场，而是在家乡从事教书育人。

在父亲的教导下，李济深在中国传统道德标准方面有了坚实基础，尽管他的求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六岁时，父亲病逝，家中失去了经济支持。

在旧社会，女性挣钱养家是令人尴尬的事，然而李济深的母亲并不介意，既做零工赚钱，又鼓励李济深抓住除了放牧、砍柴之外的时间用于学习。

困苦是常态，但这段不寻常的童年经历让李济深不仅培养了独特的家国情怀，也滋养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

怀揣着炽热理想，李济深中学毕业后便踏上了能够提供公费的军事学校之路。广州陆军速成学堂的毕业标志着他的军旅生涯的开端。

尽管身为文人，李济深在部队中表现出色，不久晋升为排长，接着考入广东陆军讲武堂和保定军官学校深造，并留校担任教官。

同宿舍的同学里包括同盟会元老何子渊的弟弟何贯中，经常听他谈论革命和新思想。尽管他们依然役属清政府，内心却逐渐倾向于革命思想，随后迎来了投身革命的机遇。

在武昌起义的那个夜晚，清军接到调令南下压制武昌的革命活动。然而，在途经保定铁桥时，因铁轨被破坏而被迫停下。而这次支援行动的主谋正是李济深。

1911年末，李济深正式加入北伐军，其军事才能从连队级参谋逐渐升至北伐师22师参谋长。

他不仅参与了黄埔军校的筹备，还担任了代理委员会委员长和副校长一职，培养了北伐军的众多军事人才。这使得他在后来的民国政府中颇受欢迎。

然而，这种特殊地位和受欢迎程度也引起了蒋介石的忌惮。在1929年，蒋介石动手将李济深软禁在南京汤山，并以“与李宗仁同谋反党”的罪名除名他的国民党党籍。

在软禁期间，李济深深思熟虑，对自己的过去和目前的处境进行反思。曾怀着革命报国思想投身军队，如今却身陷政治风波，对他的理想构成了严重冲击。

两年后，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军对中原地区施加了巨大的军事压力，迫使蒋介石重新启用了李济深。

为了展示“大度”，蒋介石假仁假义地恢复了李济深的党籍，并任命他为政治会议委员、军事常务委员和办公厅主任。

然而，这些政治手段未能掩盖蒋介石的政治野心，李济深看破了蒋介石的假面具，于是开始联系国民政府内的同僚，建立了“反蒋联盟”，实际上是为了共同抵抗日本。他成为坚定的反日派，主要反对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言论。

他直截了当地指责蒋介石是导致东北全面沦陷的罪魁祸首。尽管蒋介石对此表示不满，但在全国各界纷纷对其提出指责的情况下，老蒋并未采取过多行动对付党政军要员李济深。

事实上，老蒋并未闲置不动。他秘密派遣蓝衣社的特务监视李济深，甚至还下令杀害了他派遣的工作人员。这使得李济深对蒋介石更加不满，公开谴责蒋介石的卑鄙行径，并宣布与其断交，辞去所有职务，前往香港。

蒋介石自诩为“国之领袖”，对于李济深的公开反对毫不放过，直接做出第二次“永久开除党籍”的决定。

作为回应，李济深在得到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等军事将领的支持下，领导19路军进行政变，宣告建立“中华共和国”。

然而，李济深领导的新政府陷入困境。一方面，与日军激战；另一方面，受到国民政府的打击，19路军难以维持，仅仅存在一年就被迫解散。

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李济深迅速发布通电，表明支持“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时，通过代理人向蒋介石传递消息：若共同抵抗日本，将继续合作；若反对抗日，将持续对抗。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全面宣布抗日。李济深再次回到国民政府，接受蒋介石授予的一级上将军衔、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务，同时解散了曾参与组建的“抗日反蒋同盟”。

然而，回到国民政府的李济深并未像以前那样全盘听从指挥。他对内维护各方人士安全，对外积极组织抗日武装。他多次从特务手中解救出民主爱国人士，甚至在广西桂林沦陷后，在家乡组织武装，展开让日军头疼的游击战。

在抗日战争中，李济深虽未直接参与前线战斗，却为抗日事业提供了有力支持。然而，由于拯救了众多民主人士，他在蒋介石心中留下了不快的记忆。

在日本投降前，蒋介石早已准备对共产党武装进行“围剿”。李济深对此提出明确反对，甚至在庐山上两次与蒋介石激烈交锋，直言蒋介石是政治小丑，其发动内战是对民族的损害。

蒋介石深知李济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但由于当时李宗仁等人对老蒋的政治威胁，他试图拉拢李济深“站台”，然而第三次庐山会谈的邀请却遭到李济深的拒绝。

违背蒋介石的意愿，李济深秘密与宋庆龄等国民党元老协商，并决定再次搬往香港，同时公开表态“反蒋”。

1947年，李济深第三度被永远开除党籍，然而这一连串“开除”成为时人的笑柄。他巧妙地利用这个局面，发表了反对内战、成立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声明，得到了爱国人士的广泛支持。

一年后，李济深等人将“民促会”改组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主席，并明确支持共产党提出的新政协和新民主联盟主张，积极支持“五一口号”。他运用自身影响力影响国民政府要员。

至此，曾与蒋介石同仇敌忾的李济深已完全脱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转投向新中国一方。

虽然李济深在抗日和反蒋统一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在1927年，他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在广州又发动了“四一五政变”，导致2100多人，包括共产党领导人萧楚女在内，丧生。

这一事件成为李济深革命生涯中的污点，也是他成为新中国政府副主席遭遇反对的原因之一。在得知代表们对此有异议后，周总理解释说，尽管李济深犯过错误，但他的贡献更为显著。如果当初我们能听取他的建议，或许就不需要进行漫长的长征。

1932年，19路军接到“围剿”江西红军的命令，李济深已对蒋介石的统治方式和反共思想感到反感。表面上服从蒋介石，实际上在几次短暂的接触后与红军形成停火对峙。

从1933年9月开始，红军代表与19路军代表多次接触，最终在李济深的支持下组成反蒋同盟。因此，在新中国政府成立时，除了废除国民政府年号外，还更换了红色和五角星为主的全新旗帜。

尽管红军和19路军达成共识，仍面临着国民党其他部队的“围剿”。李济深建议红军通过19路军领地穿越，以避免与国民党“围剿”部队硬碰硬，实现对国民党腹地的战略转移。

在庐山会谈上，李济深明确反对蒋介石，指责其政治小丑，并直言发动内战是对民族的伤害。蒋介石知道李济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试图请他“站台”，但第三次庐山会谈的邀请遭到李济深的拒绝。

在大会的休息时间，毛主席前去拜访了谭延闿，这是李济深首次与毛主席结识的场合。最初两人只是在谭延闿的家中轻松地品茶交流，但很快就转向了对革命发展的深入讨论。尽管两者对彼此的兴趣产生了互相了解的好奇，但由于不同的党派，他们在分别后并没有更多的机会进行交流。

李济深提出的建议得到了毛主席和彭老总的同意，然而博古等人却表示“将会慎重考虑”。当时中央和中央军委实际上处于必须向共产国际报告一切的状态。共产国际的态度是19路军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红军不仅要避免与他们合作，还要保持警惕，并在机会允许的情况下从内部进行瓦解，以增强自身实力。

博古和李德在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放弃了与19路军合作的机会，导致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同时使19路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不得不宣布“中华共和国”反蒋联盟解散。

如果当初中央军委采纳了李济深的建议，可能会建立福建、江西的大联合，对中国革命的走向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也就是周总理所说的“也许就不用长征”。

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团结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国家领导，并提出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和“宽大处理、既往不咎”的对台政策，对解决台湾问题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总体而言，尽管李济深曾经走过错误的道路，但在祖国统一事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副主席职务也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