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董勇：没想到范总变成了喜剧人物

《繁花》虽然收官了，黄河路上的热闹还未落幕。比如与汪小姐互道“江湖再见”的范总，他或许已经去深圳处理为厂子买的地，但南京路上已留下“三羊牌”的传奇，黄河路上也记得有个性格急躁却永远笑嘻嘻的杭州小老板，曾高歌一曲“安妮”。

《繁花》剧照，董勇 饰 范总

“我们到拍完都没有剧本，大概就给了我三四页纸，现场从来没见过有一本像其他剧组一样，订在一起的打印剧本，就没有这样东西。到后来，都是当天到现场化完妆，在台子上会看见今天要拍的戏。”

剧本都没有，更不用说人物小传，王家卫导演只告诉董勇，他饰演的范总是个浙江小老板，有一家针织厂。董勇想翻翻《繁花》原著，找一点依据，但马上又被导演告知，“剧本和小说的故事是两回事。”这个说法倒是让董勇觉得“正合心意”，“我个人的感受，有原著的剧作，如果先看书，一定会对影视剧失望，每个人脑子里想的人物设定形象都不一样。”

虽然了解王家卫的创作习惯，但董勇没想到真的就这么点信息量，“跟我以前的表演习惯不太一样，我在打无准备之战。”

《繁花》剧照

进组第一场戏，就是三羊牌上市开卖，他至今还是有点遗憾，觉得当时没找好状态，根本就不知道范总应该怎么演。而且董勇也一直没明白，王家卫怎么从“彭德怀”这个角色（《彭德怀元帅》2016）中看出了他可以演范总，“那是一个非常沉稳，或者说很正的一个角色”。此前他几乎演了半辈子正面人物，尤其是警察，大多数导演和观众都只会把他和正气的角色联系在一起。

因此，他完全没有想过喜剧方向，实际上一直到角色杀青，他都不觉得范总是剧里负责喜感的人物，“呈现成现在这样，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

《繁花》剧照

范总式语言和范总味儿

《繁花》剧中大多数演员讲上海话，偶有角色设定是外地人，讲普通话，但范总的设定是浙江小老板，王家卫要求董勇讲方言，也就是杭州话，试镜时他也是用方言表演的。

但用方言演戏和用普通话演戏完全是两个概念，“你试试看，用普通话念一篇作文和用方言念，难度是完全不同的”，“有些词儿还要翻译成特有的俚语，更不一样。”

此前董勇只有过一次方言演戏经历，北漂时期在《城市边缘人》中，演过一个在北京摆地摊的浙江人。好在他虽然在北京十几年，家乡杭州话也一直没忘记。

但当董勇得知，这部剧后期还会再配一个普通话版本，他疑虑了，“当时这个事对于我来说特别震惊，我知道配译制片是相当难的，方言后期去配普通话，我觉得这跟译制片是一样的难度，我觉得自己配不上去，这个需要专业的配音演员。”

而且董勇认为，这个人物配成普通话就失去了灵魂，效果会很差。

“语言是代表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台词脱口而出，你就会对这个人产生完全不同的印象。就像如果说有一天你在街上碰到一个过去的老朋友，他跟旁边的同事交流的全是法语，你会震惊吧。如果说成普通话的话，这个人物就没了，因为他的形象、性格、基调，是跟语言密不可分的，我配一遍普通话就不是现在的范总了。”

考虑再三，他决定发明一种“新语言”，这套新语言体系要具备两个特征，一是能体现南方方言风格，二是后期不需要完全配成普通话的情况下，全国观众不用看字幕也都能听懂。

结合剧情，董勇慢慢摸索出了范总特有的说话方法，“我现在的语言设定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他是一个南方人，但他到了上海，想跟上海人接近，去学一些‘侬’‘搞伐’这种话想融入他们的阶层，或者融入团体当中去。但他也会一着急说出自己口音。”

《繁花》剧照

跟哪个地方的人说话就带点对方的口音，不变的是范总说话的音调始终偏高，董勇认为这就是浙江话，或者说杭州话的重要特征，不能丢掉，“我是浙江人，我小时候就听过一句话，杭州人谈恋爱你都以为他们在吵架，因为说话调门特别高，而苏州人是吵架都以为在谈恋爱。。“

语言关之后，是浙商的形象关。这对董勇来说，倒不是难事，“我现在是56岁，在北京生活了将近30年，但我还有25年是在杭州生活的，也看到过很多很多浙商，我从小就喜欢观察别人，那些记忆都在我脑子里，我现在表现的甚至还不是百分百的浙商。”

“首先就要有一件羊绒大衣，因为看不上其他料子，穿的裤子都是吊脚，我见到很多喜欢抖脚，不停地分发香烟，包里永远有一只图章，因为随时要敲……”这只是外貌，更重要的是浙商的性格气质，“你看范总，只要他在那里，无论说话不说话，都有笑声在那儿。这些是融合了我见到过的几个在我脑子里印象很深的人的形象，他们经常在笑声中看似稀里糊涂就把事办成了。你一到他就说你来了太好了，然后给你说点闲话，接着说这个事就这么定了，好好好，之后他就走了，你还没反应过来，他这事就办成了。笑其实是可以掩盖很多东西，比方说尴尬，求人办事之类的，也可以达成很多东西。”董勇马上给记者模仿了一下，对了，就是那个“范总”味儿。

《繁花》剧照

现在观众一想到范总，就能想起他学着汪小姐和宝总的“洋泾浜”（意思是不正宗的上海话），且人物形象生动如斯，笑脸常挂，令人印象深刻。

但带着这些特点演戏的确很累，“因为一直在笑，经常会没气儿，而且我发明的语言语气会让我的声带变得很细。”

“你会意识到，好像自己的才华也就这些了”

《繁花》播出期间，董勇跟着一起追剧，没想到《安妮》把大家逗乐了。

“那场戏，是因为我前面那场戏是真着急，他只是突然释放了，范总是一个江浙沪一带，相当于城乡结合部的小老板，到了大上海，吵归吵闹归闹，如何把项目挽回来呢？我个人在演的时候都没往夸张的方向去演，导演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范总要演成一个喜剧人物。”他看的时候只是在遗憾，这个镜头当时早知道剪进去的话应该演得更好点。

《繁花》剧照

但阴差阳错被误认为是喜剧人物对董勇来说也不错，他坦言自己从小就非常喜欢喜剧，是看卓别林长大的，现在还带着女儿看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后来也喜欢过金·凯瑞、憨豆，但因为戏路问题，他一直没能好好演个喜剧，“我没有往喜剧的方向去表演，可能现在的效果是逗别人笑了，这是个意外效果，现在很多人说看到范总很开心，也算是逗观众笑了。”某种程度上，也算弥补上了董勇的喜剧遗憾。

没有剧本，更不存在人物分析，现在观众看到的喜感范总，是现场一天天和对手演员碰撞，一遍遍重来的结果。

每天拍戏的基本流程是下午才开始演戏，王家卫觉得女演员早上起来容易水肿，下午才特别好看，之后拍到半夜。到了现场，首先会给一张纸的台词，然后导演给讲讲大概要拍的故事情节。董勇对本剧的联合导演们致以同情，“三年前我第一次见李爽导演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小伙好帅，前段时间我去配音的时候见到他，就像个小老头一样。”

就像观众在各种路演中听到的一样，就那么几页台词，演员在现场不停地磨，不停地拍，董勇也在路演里说过，作为曾经追求“一条过”的老演员，他不知所措。

“其实有点茫然。这个茫然是不知道怎么改，不知道为什么要一遍一遍演。搞得现在我都觉得拍一两遍不行，你认为你对了，其实可能有很多是不对的，可能有千万条路可以走。我开玩笑说，王家卫导演是蓝翔挖掘机，一直在挖，人家都是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他希望在特别大的花园种特别大的花。当他喊过的时候，也就是意味着你真的再也演不出别的花样来了。”

董勇有时候在现场感觉有点悲哀，“因为你会意识到，好像自己的才华也就这些了。200个群演陪着你，灯光道具陪着你来，给你最大的空间最好的条件，你有什么本事拿出来吧。我后来发现，当我觉得我已经固定了这个人物了，形象、语言方式等等，但我的感觉不一定是最准确的。他也有可能拍了15遍，每一条都跟你说好，因为我们每次都要看回放，每一条都要看自己。”

就这样边拍边磨，磨了三个月，董勇才确定了范总这个人物的总体表演原则。剧中有一场戏，范总回酒店，在清洁工敲门之后，有意借故离开房间，把样品信息透露给李李，这场戏表明，范总并不是看上去那么清澈愚蠢，而是很精明的商人。董勇解释，“你们现在叫扮猪吃老虎，我们小时候叫，人要猪相，心里明朗。”后来董勇表演时，这八个字就是范总的关键词。

拍到三个月才搞清楚人物分析，这对正常剧组来说不可想象，但一切在王家卫剧组都是合理的，董勇解释，“因为这三个月里不是每天拍，那点戏放在我们平常的电视剧组，拍两天都是对我客气的，基本上一天就拍完了。就算是很认真的一些剧组，最多5天也就能拍完。但在《繁花》剧组其实一直在拍，我先去拍了一场戏，回去休息几天，回去以后发现全部重拍，经常重复。”

董勇也透露，那场戏本来也拍过李李亲自去看的版本，后来剧里变成了清洁工阿姨去看。

“很多场都是这样，你要去问王导，我拍这场戏后来怎么回事，他说有可能是这样，也有可能是那样，你问他我拿把刀出去是杀人了吗？他说，有可能杀了，有可能没杀着人，也有可能把自己割伤了，有千万种可能。”

《繁花》剧照

这个做法确实有点违反演员的习惯，会让人觉得迷茫，但仔细想也有好处，“当你这场戏拍完以后回去很轻松，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以后拍什么，完全也不用准备，哈哈。”对董勇来讲，可能唯一的准备就是千万别掉肉，“我今天拍完了，该玩玩该吃吃该喝喝，毕竟我也不知道明天要做什么。”对比同剧组的辛芷蕾，他已经觉得很幸福了，“李李（辛芷蕾）这三年唯一在做的事就是一直在减肥，可能都没吃过一顿饱饭……”

虽然听起来不掉肉很幸福，实际上也不容易，2022年他一直没有拍，2023年他化完妆很高兴地准备去拍，A组的导演李爽给董勇拍了一张照片发给王家卫，王家卫直接让他回家增肥，“他说接不上前面的戏了。增肥痛苦得不得了，我用了7天左右时间，增重了11斤，半夜三点起来吃块奶油蛋糕。过去每个人都提醒我减肥，我觉得好痛苦，不能大吃大喝，现在我才知道，增肥要难得多，痛苦得多。”

但是董勇感慨，这次的经历对他来讲，是颠覆式的启发，有非常大的帮助，“现在拍戏的时候，我需要有一个很长时间去准备，可以有两种方法表演的话，我就希望拍两遍。”

《繁花》剧照

广告公司业务员和黄河路

除了特别的杭沪普通话口音，总是匆匆忙忙吃着点心也是范总的特征之一。

“比如他在唱《安妮》之前，他在那个角落等汪小姐，吃个油墩子，包括三羊开卖的时候，他也在沪联商厦门口又吃个油墩子，这种细节和他的人物，整体传达给人一种在他成为企业家之前，他是一个比较卑微的状态，我心里大概是知道的。剧本是在求人，我就得有求人的状态；他牛了，就是牛了的状态。”

所谓的“成为企业家之前”的卑微状态，董勇并不陌生。

《繁花》剧照

上世纪90年代初，董勇还在杭州京剧团工作，一个月82块钱工资，“我记得很清楚，我永远在做梦发一张整的100块钱。”后来机缘巧合，他有机会去知名广告公司工作，一个月工资400元。这对于当时的他来讲简直是巨额，于是毅然决然离开了京剧团，开始了打工人生活。

求人办事和为项目操心的状态，董勇太了解了，“对我来说，几乎就是按照记忆，重新来一遍就可以了，唯一不同的就是范总出场就有一个大哥大，那个时候我没有大哥大，那时候有大哥大的人简直是太牛了。”

他在广告公司工作时，还真的去过的黄河路，记忆犹新。

《繁花》剧照

“那个时代，南京路上走路的人和黄河路上面走路的人，穿的都不一样，是两个世界。在南京路上走路的人，跟我穿的都是一样的，就是秋衣秋裤、毛衣毛裤，外头加大衣。黄河路上的人不穿秋裤的，没有秋衣的，穿衬衫，西装是小薄呢料，贴在身上。

剧里的黄河路上，有一个广告牌叫金八仙的，我老板请客，我跟着去吃过。我去的金八仙没有至真园这么豪华。可能大家对那个时代的黄河路实在是没有理解，不是一个世界的，不要说外地人了，上海人也有大部分人没有去过黄河路。”

董勇在广告公司做得风生水起，最多的时候一年挣了7万块，那是万元户都不得了的时代，也是因此，他从广告公司辞职了，“我以为这一辈子都花不光这个钱了。”现实当然很残酷，没多久他就只能回杭州重操旧业，但人走茶凉，没了原本的人脉，他很快辞职，重新进入剧组里干活，“干副导演、灯光助理、摄影助理……干过好多岗位。”

曾经做过的工作，干过的岗位，都是如今范总背后的那一片影子，“如果你善于观察，交际圈和朋友圈很广，干过很多种工作，对表演绝对有巨大的帮助。”

《繁花》剧照

董勇也为范总设计了一些细节，比如，范总一直走的是小碎步，但因为太多特写镜头了，表现得不多。更明显的，是那句“大家都是旁友（朋友）嘛”。

“我每一部戏其实都会强调一句台词，希望让大家记住，他无数次在剧中去说这句‘大家都是旁友’，我们拍摄这一年多，所有工作人员都记住了这句话。这些都不在剧本里，我只能不断找机会放在戏里说。”

还有范总一直在吃的油墩子，站着吃，蹲着也吃。这也是董勇在现场挑选的，导演组给了一些南方代表小吃，董勇觉得油墩子最有代表性，因为他的童年记忆里绝对少不了它。

《繁花》剧照

因为表演跨了好几年，董勇总觉得有遗憾，如果几年前拍的场次能拿出来重拍，他能表现得更好。但他最大的遗憾，是这个人物没有一个句点。“我跟导演要求范总这个人物最后应该因为交通意外死亡，我认为一个人物的结束，一定要有个结点，而不是被一语带过。我希望范总有一个大的结点，就是交通意外死了，或许能让人更有记忆点。”他举例，之前演的《黑洞》和《北平无战事》，人物结局都是死亡，都让观众印象很深刻，“我一直在劝说王导，只要电视剧里把我写死了，一定有好的收视率。”不过最终王家卫没能如他所愿。

董勇感叹，其实作为演员，年轻刚出道时就想演各种各样的人，后来发现观众不太接受，只喜欢看他演警察，好像演别的都不认可，他也只能一本正经演了许多年，但他心里，始终还是想要塑造更不同的人物。

与众不同略带喜感和浮夸的范总，对他来讲是很好的释放和突破，虽然真的演得很累，累到“每天收工时甚至感到恶心”。

《繁花》剧照

江汉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相信一代人对董勇的记忆，是从《重案六组》开始的。他在其中饰演组里的神枪手江汉，帽子一戴，枪比眼快，又准又狠，那模样放在今天，绝对会被开发成流量预备役。董勇也承认，当年的《重案六组》和江汉，对他而言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没有江汉，哪有今天大家认识的董勇。”

聊起《重案六组》，话头就收不住。

《重案六组》截图

“我自己老跟别人在开玩笑说，我们那个年代住在北京租的房子，租在燕郊，需要到大北窑拍戏，从家里出来，穿着自己的牛仔裤，到了现场，一把塑料枪，就真的从二楼往下跳，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之后穿着自己的衣服，坐公交车回去。

现在剧组真是太厉害了，我们过去拍所有戏，服装组会打电话，问董老师你家里有没有适合这个角色的衣服，可以带一点到剧组来。我拍《沉默的证人》的时候，就说为什么所有的警察都只能是皮夹克、牛仔衣，坏人都是西装革履。我们永远在外面，他们永远在包房，所以在那部戏里头，我自己花钱做了两套半西装穿到剧组，除了警服，其他服装都是我自己做的。”

《警坛风云》截图

看过《重案六组》系列的人，应该都有感受，第一季虽然画质最差，但可看性最高，董勇回忆，其实《重案六组》第一季源于一部未能完成的剧集《警坛风云》，“原来说要拍100集，后来有些问题，那个戏就没再拍了，之后导演跟李诚儒他们说，我们可以再把《警坛风云》捡起来。”不只观众遗憾，他自己也觉得“我们这群人没把《重案六组》演下去，是很大的遗憾”。

董勇回忆，当时他演戏的初衷非常简单，“先养活自己”。 “拍《重案六组》拍到过年，紧接着去拍的《黑洞》，一年以后同时播出，我回到北京过年的时候，我发现天好蓝，所有人都在冲我点头，冲我笑，从一个北漂变成了一个在北京吃得起羊肉串的人。之前就是为了生活，接着戏了就有盒饭吃，很单纯。《重案六组》之前我穷了7个多月没戏拍，穷得不能再穷了，兜里10块钱能过一个月，对于我们北漂演员来说，能接一个戏就是生活的保障，什么火不火的，根本没想过。 “

在江汉一角之后，董勇总算尝到了甜头，“因为当演员，我可以在北京租房子，可以买手机。”同时他也感到，被认可了以后，没有人再质疑他了，“最开始不被人认可的时候，到每个剧组都说我演得不对，导演就说，‘你该这么这么演’，我以为是对的，到了下个剧组，导演又说，‘你像是会演戏的吗？’三部戏下来，我就晕了，到底该怎么演？但当你一个风格出来了，被观众认可之后，别人来找你演戏，你都是对的。”

董勇经历过国产剧，尤其是刑侦剧最黄金的时代，现在尽管由于网剧的出现，刑侦题材再一次成为热门，但无论怎么看，都没有曾经写实到像纪录片一般的感觉了。后来董勇也一直在演警察，2020年播出的《三叉戟》里的大棍子，是最近一次他塑造的让人印象深刻的警察角色。

《三叉戟》剧照

对于“警察专业户”这件事，董勇虽然有些不喜欢被贴上标签，让他很难尝试其他戏路，但他也坦言，如果能一直演一个角色，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如果《重案六组》可以像《老友记》一样拍10年，谁不愿意呢？每天都在演同一个人物，衣食住行都能够得到保障，谁不愿意？如果我一辈子能演的话，我愿意每天去，上班如囊中取物一般。”

他觉得作为演员，无论角色类型，只要走在路上，观众叫的是角色名，就是他最大的成功，“如果叫出你的名字，你这辈子就是在演自己。”

有趣的题外话是，董勇演警察演到后来，都已经能和便衣相认了，“我去体验生活的时候，警察告诉我，在马路上小偷一眼就能认出他是警察，就像猫一眼就能认出老鼠，老鼠一眼就能认出猫。后来我出去旅游，碰到有人跟我一起在商店里买东西，我一眼就能认出，我说你们是警察，人家说我早就认出你了，你是假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