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当前的全球格局，呈现出一种单极化的狂热朝向。
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正呈现出越来越激烈的态势，牵涉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这种遏制似乎开始显露出一种无法阻挡的趋势。中国在各个方面展现的实力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甚至连美国也急切地希望与中国展开广泛的合作。
过去40年中，美国已经错过了4次狙击中国的机会。每一次机会都给中国带来了相当大的困扰。然而，在这之后，美国要想阻止中国的崛起，恐怕已经没有多少机会了。
美国曾经有三次好机会击中国，上苍保佑，都错过了。
中国的国运可能真的要来了。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可以说救中国经济于水火，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打开了钱袋子。
中国的各路英杰们终于得到了发挥的平台。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崛起的速度之快，只能用奇迹来形容，而这也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的国运。
中国人每跨过一步，都要付出如同身上撕裂腐肉般的疼痛感。
新中国经济史上只发生过两件大事，一件是改革开放，一件是加入世贸。当然这个过程也并非是一帆风顺。
不能给予中国无条件最惠国待遇这一问题，后来成为中美谈判的焦点之一。
1983年8月，经贸部国际联络局顾问邱文敏，接到了一个任务，带领一个考察组，前往巴基斯坦和匈牙利，了解这两个国家是如何加入官贸总协定的。
中国自80年代后，国家建设重点转向经济。当时中国12亿人口的国家GDP仅跟北欧瑞典持平。整个70、80年代，中国GDP增长得磕磕绊绊，四年GDP还出现了负增长。国家还没有摸索到良性发展的方向。
当时的中国十分贫穷，农村人口基本上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国家急需富强，就要学习日本韩国，建工厂赚外汇搞实业，去跟全世界做生意。
而要跟世界做生意，就必须加入官贸总协定，否则我们的产品将会被征收高额关税，在国际市场毫无竞争力。
因为途经南斯拉夫，到9月9日考察结束时，实际上这次一共跑了三个国家。匈牙利的专家说，他们内部准备了3年，谈了3年，以关税减让条件入了关。
巴基斯坦则分享了他们入关后的好处，美国不再随意征收他们的反补贴税，他们出口受到了莫大益处。
而在南斯拉夫那里，听到了一个曲折的入关故事。南斯拉夫人说，增加出口让他们痛苦的入门费收回了价值。
三个国家都提到了入关后大大有利出口的信息，中国考察团越听越激动，觉得这是提升经济、带动就业、利国利民的大好方向。
1984年10月，中国专门邀请了，匈牙利政府经济组织特别代表尼尔格斯，访华给中国入关讲课。我们虚心地请教各种入关细则，对方提出了四条建议，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内部协调工作、经济体制透明以及价格体制改革。
尼尔格斯的目光如炬，直指中国经济核心要害。
这些问题，中国人每跨过一步，都要付出如同身上撕裂腐肉般的疼痛感。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入关的道路这么艰难而曲折，跟南斯拉夫人小儿科般涕泪垂下的委屈相比，我们呢如同经历了一次无间炼狱。
那年是1984年，中国全年GDP近2,599亿美元，而美国是40,400亿美元，两个国家的差距直如天地一般。
1984年，许多将来对中国有着巨大影响的人士还处于冬眠之中。
将来的歼20总设计师杨伟才21岁，他还是研究生。将来的国产航母副总工程师孙光苏，25岁，在一家研究所。南仁东，33岁，还正在为北京户口发愁。
看起来即将要在平凡中度过一生的各路英杰，并不知晓自己将要成为中国各路学科开天辟地的人物。
邱文敏的考察团看到了一个舞台，但这个舞台的搭建还需要很多年。
1984年，另一位重要人物邵淳已经40岁了，他毕业于中央财经金融学院，平时喜欢绘画和建模。1968年，被分配到河北衡水故城县耕田种地。
两年后，因为被发现画画画得不错，安排进了县文化馆，搞了10年版画，一直到1980年中国农业银行成立。河北省到处找金融人才，那时候大学生凤毛麟角，邵淳立刻被安排进了农业银行，历任过办公室秘书和张家口副行长。
1984年，他被调到工商银行总行，很快升到副主任。
眼看着成为一名生活无忧的中年人，他并不知道乌克兰有一艘叫瓦良格的废弃航母正锈迹斑斑地躺在尼古拉耶夫船厂，等待着自己的招呼……
这位会画画的金融人士怎么也想象不到，自己最大的历史功绩，和金融没太大关系，而居然是要打开中国航母的大门。
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前进，邱文敏并不知道，自己的工作与上面的人会有什么联络与联系。他低着头，带着队伍继续前行。
1985年9月30日至10月2日，邱文敏率团列席了总协定特别约国大会，在瑞士日内瓦的会议。中方第一次向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共体代表团就中国复关问题进行了非正式磋商，并提出了中国的三项原则：
一、中国是复关，不是重新加入；
二、中国将准备承担关贸总协定的关税减让，并准备与缔约国进行实质性谈判；
三、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参加关贸总协定，发展中国家倍增关税更低。
日方代表团池田玉二、欧共体代表陈文定都基本认同了中国的意愿。但美方代表史密斯说话绵里藏针，他说你们想复关可以理解，但这事我们做不了主，还得由内阁一起作出决定。
我们对中国的外贸制度还不熟，得研究研究。
最重要的是，你们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个特殊的经济身份不合适复关。中国要求复关，而不是重新加入关贸总协定，因为恢复意味着继承创始国的地位。
美国要给予中国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但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不能给予中国无条件最惠国待遇，这一问题后来成为中美谈判的焦点之一。
1985年11月，中国再度邀请匈牙利专家，原外贸部关税司司长聂尔盖斯，再度到中国讲课，分享他关于入关的丰富经验，如何避免像波兰和罗马尼亚那样承担硬性比例的出口任务。
邱文敏和唐玉峰负责接待与会谈。
这是邱文敏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关于加入世贸经历的各个回忆录里。将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工作交给了沈觉仁、张劲夫等，从此在茫茫历史资料里，神秘消失了……
1986年7月，在准备了三年之后，中国大使钱佳东向总干事邓克尔正式递交了恢复官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
中国非常非常重视，8月5日，成立了国务院关税和贸易总协定部署协调小组，国务委员张晋夫任组长，经贸部部长郑拓斌、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海关总署署长戴洁任副组长。
为了中国经济的腾飞而奔跑。只是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一跑就是漫长的13年。
1986年9月开始，中国开始恢复缔约国地位谈判和乌拉圭回合谈判。
在谈判之前，首先要对中国进行经济制度审议，就是审议中国还是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如果不是，就不能参加官关贸协定。
大社团办事特别缓慢，审议慢悠悠拖到了1988年2月才正式开始。起初非常顺利，但转过年来审议却陷入了僵局，当时中国的经济也陷入了困难。
中国全年GDP在1985年第一次进入3,000-4,000亿美元区间，到1991年足足停顿了7年没有走出这个区间，中国急需给经济环境松绑。
面对如此危急的震惊局面，88岁的邓小平同志，启动了南巡，发表南方谈话。
邓小平同志从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给经济环境松绑。
武昌火车站，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长郭树岩前来迎接。邓小平在站台上只停留了20分钟，他说电视一打开，进士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你们要多做少说。
到了深圳，他又说1984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的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邓小平去南方时，对外只是宣称度假，田纪云后来回忆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重新拨正了改革的航向。从2月20日邓小平离沪回京到3月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8篇详细报道邓小平南行的系列文章。
1992年10月党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针。关贸总协定缔约方看到了中国的表态，终于重新回到了谈判桌。
11月，中国与新西兰正式开始双边市场准入谈判，中国复关谈判进入多双边谈判阶段。可以说，邓小平南巡讲话救中国经济于水火。
那年是1992年，中国全年GDP总额4,269亿美元，美国5万五千四百亿美元，虽然距离还是天差地远，但中国终于走出徘徊了7年的3,000-4,000亿美元区间的泥潭。
1992年的邵淳还在华能集团，第二年他才去华夏证券，等着香港人徐增平来套路他。买航母还需要几年呢。
杨伟已经是航空工业成都所九室副主任，那时候中国用手电筒、暖水瓶以及1万件狗皮大衣，从刚解体的苏联后来的俄罗斯那里换来了24架苏27，中国终于拥有了第三代战机。
17条狗才能做成一件狗皮大衣，而且要下过雪以后的狗才行。为此，河南、山东、安徽三省的汪姓人那两年几乎被打绝了，是用生命换来了这些。
这年被称为中国空军崛起元年。
1992年后的谈判一直比较顺利，大家都觉得呀，平台很快就会搭完。由于关贸总协定将于1995年改名为WTO，中国想赶在1994年年底全部谈完。
中国这一次信心满满，谈判从9月谈到12月。龙永图率团与14个缔约方进行双边会谈，中国对2,522项产品的关税作出重大让步，关税出价由43.7%降到17%。
大部分国家都同意了，唯独美国要价太高，一直没有谈妥。为了赶在1995年之前谈完，龙永图的团队从12月15日开展了连续5天三夜的磋商。
在外贸制度、国际贸易、外汇管制、价格控制、进出品税费、农业及取消对华出口限制等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但在发展中国家地位，国际收支措施一般保障条款的问题上分歧扩大。
到了1994年12月20日下午，由于美方要求的胃口实在是太大了，以致谈判还是没有结果，已经算是正式宣布中国再次谈判失败，也失去了成为WTO创始成员的机会。
中国加入世贸最大的核心阻力，一直是无法和美国谈妥，一直到克林顿的第二任任期，中美之间的谈判才终于出现了曙光。
国运再一次光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