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爆火，我才真正读懂了她

她曾说“所有的生，其实都是死亡的前奏，只不过时间不同而已。”

父亲离开那年，她21岁，那是她第一次与死亡“短兵相接”，其后，她一直被笼罩于死亡的黑色羽翼之下。

16年后，丈夫黄世君去世。爱人不见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也都骤然而至。

● 迟子建2022年4月21日微博，纪念丈夫去世20周年

“我不太善于给自己的作品划分时期，因为我的写作是匀速运动。如果一定要说变化，那么我爱人去世，是我写作的一道分水岭。一颗文学的心，在2002年，‘咚——’的一声沉在大地上，它知道触摸大地的苦难和哀愁了。”

3年后，迟子建发表了她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如今，20年过去了，额尔古纳河依然流淌于那片丰饶的土地，连同茂密的森林、起伏的群山、蒸腾的雾霭、遍洒清辉的月光，都昭示着一种永恒的存在.......还有，始终行走于那里的“朝圣”的人们。

迟到的发表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史诗，对于鄂温克人来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就是他们民族的一部长篇“史诗”：他们曾逐鹿而居，“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但数百年的沧桑与抗争，也无法阻挡他们日渐式微的脚步，一个游牧民族由盛至衰、直至濒于消亡的历史，是文明进程中一个巨大的忧思，迟子建试图通过哀而不伤的笔调告诉人们：时代的变迁、民族的融合不是整齐划一的狂飙猛进，不是焚琴煮鹤的大肆褫夺，让驯鹿依然游荡于氤氲着青草气息的森林，让神灯依然长明于那些祖祖辈辈生活的天空，才是人类为和谐相生释放出的最大诚意。

● 使鹿鄂温克部落最后一任女酋长

同迟子建以往的作品相比，《额尔古纳河右岸》流露出更强烈的对无常、对人性、对命运的超脱之态：“我很羡慕鄂温克人身上朝气蓬勃的生命观，在他们心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放弃的。来自自然、来自萨满教无我的精神气质，使他们张嘴就唱歌，哪怕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为什么唱，完全是原生态。很多诗性埋藏在他们血液里。除了超然，鄂温克人还有一种巨大的忧伤，这种忧伤不同于都市人的烦躁，这种忧伤很美好，是对生命本身的忧愁，非常自然。”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自然而然的东西，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性灵焕发，包括对文字的热爱。

迟子建写作的最早萌芽，是在大兴安岭塔河永安小镇。因为家里没有一张像样的书桌，她就趴在缝纫机上写。缝纫机面对着窗口，窗外就是碧绿的菜园，每当思路受阻写不下去的时候，她就抬头望望飞过的蝴蝶，看看枝叶扶疏的稠李子树。微风过处，馥郁的香气穿户而过，她轻嗅着，陶醉着，让笔下的文字也仿佛自带芬芳。

上中学时，迟子建的作文常被老师当范文在班里朗读。

1981年高考，迟子建的作文意外“跑题”，她认为自己写得催人泪下，荡气回肠，结果却只得了8分，“分数一下子就拉下来了。”此前，她被老师寄予厚望，但命运的阴差阳错最终让她只上了专科线——进入大兴安岭师范学校。“这反倒成就了我。那里很清静，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幻想，充足的时间阅读”：鲁迅、川端康成、屠格涅夫......她与这些大师级的作家跨越时空扺掌而谈，消解了生命的诸多困惑，也让她在这座蓊蓊郁郁的山城学校，面对大自然的钟灵毓秀，开始了自己作家梦的营造。

● 在大兴安岭师范读书时的迟子建

除了对山水形胜的观察之外，她暗地里对系里的每一位同学都做过肖像描写训练。持续的“练笔”让她的写作技能与日俱增。

1983年，师范尚未毕业，迟子建便开始了创作。她规规整整地将修改了无数次的小说抄到稿纸上，然后带着自己的匠心之作，徒步进城，去邮局将稿子寄出。

之后，她便开始望眼欲穿地等待，但好几篇稿子均如泥牛入海。

投稿失利，信心动摇后，她仍止不住地“技痒”，于是又写了一篇。怕影响宿舍同学休息，她就点上蜡烛，在蚊帐里赶写。等到第二天天色大亮，白蚊帐都被熏黑了，连她的鼻孔也变得脏乎乎的。看着“大作”告成，她抖了抖酸麻的手臂，长吁一口气，仿佛是一位得胜的将军，班师凯旋。

后来这篇小说被《北方文学》编辑宋学孟欣赏，并最终得以发表。

她知道父亲爱喝酒，便用第一笔稿费，给父亲买了瓶“竹叶青”酒。

● 青年时期迟子建

师范临毕业前的那些夜晚，她躲在自习室里写《北极村童话》。“现在我都记得那种感觉，很温暖，很幸福。”1986年2月，《北极村童话》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这篇小说给我带来了成功和后来的运气。”但遗憾的是，这期《人民文学》还未寄达，迟子建的父亲就因脑溢血离世。生前，他只想看看女儿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作品，“他最终没有看到。如果能看到，他会很高兴的。他是如此喜爱文学。”

多年后，每每提及此事，仍令她难以释怀：“那一期杂志的封面，被我的泪水浸透了。”

那年的元宵节，迟子建买了一盏六角玻璃灯，送到父亲的墓地......

一千多年后的又一个“子建”

“子建”的名字就是父亲为她起的。

1964年的元宵节，迟子建出生时，天色已暮，但窗外尚未挂灯，父亲为她起了乳名“迎灯”。

在她的中篇小说《原始风景》中，迟子建如此写道：“我生于一个月光稠密的地方，它是我的生命之火。”

“月光稠密”之地，指的就是漠河北极村，那是中国最北端的村庄：“每年有多半的时间被积雪覆盖，我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我记得那里的房屋的格局、云霞四时的变化、菜园的景致和从村旁静静流过的黑龙江。”

那时，父亲迟泽凤是镇上小学校长，对诗词歌赋情有独钟，因为喜欢曹植的《洛神赋》，为她取名“子建”。

● 迟子建全家福（来源：CCTV科教频道《读书》节目）

大诗人谢灵运曾说：“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

父亲期望他的“子建”将来也会有大才之实。

作为村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人，迟父的书法造诣颇深。每逢年节，村民们都拿着红纸排队找迟老师写对联。迟子建后来说：“我依然记得红纸上墨汁泻下来的感觉，父亲让我明白了小镇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小时候，她时常会看到鄂温克人骑着马，将挎着的桦皮篓里装上鹿肉，下山去换盐；她也会在放假之后，穿着足以抵御寒冷的胶皮鞋，到山上去拉柴烧。有时白毛风卷起雪花，她仰起小脸，从围脖的缝隙间感受着风雪的“戏弄”，竟觉畅快无比。

● 鄂温克人的驯鹿

北极村的孩子们，对夏季的感受始终是模糊的，因为那里的一年四季，“冬日”是绝对的主角，而打发漫长的冬天的方式，很简单：一家人们围坐于火炉旁，将土豆切成片儿，一边烤士豆片一边喝茶。土豆片在炉盖上被烤至金黄，有时呲呲作响，发出快乐的香气。

孩子们一边吃着烤土豆片，一边听老人讲“鬼神志怪”的故事。

她文学的最初启蒙，就来源于此。

6岁时，她被母亲送到姥姥的身旁。

谈起这段往事，迟子建说：“那种仿佛被遗弃的痛感，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

离开父母，她在孤单中长大，所幸外婆家的菜园成为了她的乐园。但由于无霜期短，青翠欲滴的瓜果蔬菜，往往在一夜之间，凋敝殆尽，惟留秋霜过后的满目萧瑟：“我对人生最初的认识，完全是从自然界一些变化感悟来的，从早衰的植物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生命的淡定和从容，许多衰亡的植物，翌年春风吹又生，又恢复了勃勃生机。”

这让她从童年起，就对生死有了一种远超于同龄人的哲学性思考，就像她成人后获得的领悟：“生命就是这样，你看哪一个冬天会没有尽头呢，哪一个春天会永远伴随着你呢。”

父亲离开后，迟子建常梦见父亲：梦中的父亲或在挥毫泼墨，或在侃侃而谈。梦境无比清晰，醒来后却空空如也。后来，她将对父亲的怀想，写进短篇小说《重温草莓》中。

因为挥之不去的思念，她在早期作品《北国一片苍茫》《葫芦街头唱晚》等小说里无不灌注了塞北的风霜、皑皑的积雪，草木混杂着苦涩的味道：“我的手是粗糙而荒凉的，我的文字也是粗糙荒凉的。”

一个过早体验离别、哀愁、死亡与孤独的人，形诸文字，便有了一种悲剧意义上的审美价值。

小人物的“史志”

迟子建创作的“井喷”时期是从198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院后开始的。大学毕业后，她先后在永安学校、塔河二中任教，此前也曾去西北大学作家班进修过，当她几年后成了莫言、余华、刘震云的同学后，无异于在她面前打开了一个美丽新世界，但毕淑敏眼中的迟子建，是“一个女孩依着清冷的板凳，慢慢地吃她的饭。她吃得很仔细，吃得很寂寞，一任凉风扬起她修长的发丝”。

“呼吸什么空气，产生什么气息”。

源自天性的敏感与忧伤，更像是流淌于血液里的因子，它们遇到风雪，则成漫天洒落的碎琼乱玉；遇到月光，则成旖旎入诗的银河。

1996年，迟子建的短篇小说《雾月牛栏》，摘取了首届鲁迅文学大奖。她在获奖感言时表示：“我并不要成为惊天动地的作家，我的理想只是拥有一个稳定的家，写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些年，她的笔下，很多作品都是以故乡为最浓墨重彩的底色。

在她的心中：“没有大自然的滋养，没有我的故乡，也就不会有我的文学。”

● 迟子建在东北街头

那些曾养育她的白菜、土豆、玉米、倭瓜，以及旷野、峰峦、河流、湿地，陪伴她长大的冰灯、火炕、二人转、露天电影，那些遍布大街小巷的澡堂子、理发店、东北菜馆，无不弥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而那些在她生命中留下烙印的人们：父亲、三姨父、外祖母等人，也是她记忆中最温暖的存在，并通过对其他形形色色人物的描写，透露出她强烈的生死观与对人性最深刻的感知与体悟。

作家王蒙曾写过这么一段话：我觉得黑龙江、哈尔滨，有迟子建与没有迟子建是不同的，就像阿来说的，“有了如迟子建一系列文字的书写，黑龙江岸上这片广大的黑土地，也才成为中国人意识中真实可触的、血肉丰满的真实存在。”

迟子建始终把乡土、民俗当作作品辽阔的背景，也视作纵横其间的脉络：喧嚣鼎沸的乡村集市、豪爽幽默的地方话、热情仗义的东北人，还有面对恶劣的环境、艰辛的世事，他们顽强而乐观的生存禀赋......

她不仅倾注笔墨写故乡，更写到了无数的底层人民，从《旧土地》到《北国一片苍茫》，从《香坊》《向着白夜旅行》，到《树下》《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以及《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候鸟的勇敢》等众多篇幅不一的小说，无一不是以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人为聚焦的对象。

著名作家谢冕这样评价她：

“向后退，退到最底层的人群中去，退向背负悲剧的边缘者；向内转，转向人物最忧伤最脆弱的内心，甚至命运的背后。”

迟子建对作品中塑造的很多小人物都充满了悲悯，无论是《鬼魅丹青》中情路坎坷的卓霞，还是《群山之巅》中由众人膜拜的神奇精灵变成众人嫌弃对象的安雪儿；无论是《沉睡的大固其固》里由于受了刺激而行事怪异的魏疯子，还是《伪满洲国》里那些被践踏被蹂躏被屠杀的百姓......看见他们，呈现他们，也就是反馈人性中最难以被回避的痼疾，也就是折射最真实的社会镜像，也就是坦露时代最撕裂的伤口，并记录历史最无法被泯灭的怆痛：“和他们的痛苦比，我的痛苦是浅的。生活并不会因为你是作家，就会对你格外宠爱一些。作家把自己看小了，世界就变大了；把自己看大了，世界就变小了。对任何人来说都这样。”

在她看来，“文学的天籁之音，往往是小人物奏响的。对这个群体，我会用文学追踪到底，因为他们不是在空中楼阁望月的人，而是脚踏大地仰望星空的人。”

爱人不见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都来了

“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这是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开头。

当迟子建饱蘸泪水，写下这行字的时候，黄世君已经离开3个年头了。

● 迟子建在采访中谈及丈夫（来源：凤凰网视频）

34岁时，她遇到了世君。

婚后，他们分居两地。她在哈尔滨搞创作，他在塔河任县委书记。为了与丈夫团聚，她经常坐着绿皮火车，往返于哈尔滨和塔河之间。

千里之遥的路程，她从未觉得漫长，因为要去见爱人，她的心像雀跃的小鸟振翮而飞。

难得的相聚时光，他们总喜欢去住所附近的公园散步，有一次，他们在河边的草丛中看到一只从未见过的大鸟：“白身黑翅，细腿伶仃，脚掌鲜艳，像一团流浪的云，也像一个幽灵”，两人竟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兴奋许久。

她曾在《你是我春天最深切的怀念》里记录了他们甜蜜缱绻的生活：

“一大清早，为了看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我和丈夫早早就起床了。大兴安岭的冬天实在是逼人的寒冷，玻璃窗上蒙着厚厚的霜花，我们用手指刮出一道月牙形的明亮玻璃，透过它去看曙光。”

此外，她还提到自己得了严重的颈椎病后，“只要和世君在一起，他每天都要给我按摩一会，他不懂穴位，完全是乱按，但奇怪的是居然很有效果。”

黄世君十分支持妻子的创作，尤其是迟子建写《伪满洲国》时。结果，长达70万字的长篇小说，迟子建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如果不是那种温暖幸福的状态，我是没有勇气触碰那么宏大的题材的。”

迟子建特意在送给丈夫新书的扉页上写道：“把我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一部作品送给你，它是我的，更是你的！”

但上天好像嫉妒这对神仙眷侣，让属于他们的光阴只有4年。

2002年5月3日，在奔赴塔河的途中，黄世君突遭车祸。迟子建在打给丈夫的最后通话中，他还叮嘱她中午做点好吃的。

然而就在短短的10分钟后，黄世君撒手人寰。那条回家的路，成了他生命的终点站。

“5月4日到塔河一下火车，我直奔县人民医院的太平间看望世君。见到他的那一瞬间，我浑身冰凉，他的面貌完好无损，甚至连擦伤的痕迹都没有，根本不像经历过惨烈车祸的人，他怎么就不能再召唤我一声了呢？”

她一向是个自制力很强的人，但见到静静躺在那里，再也无法醒来的世君，她失声恸哭。

在清理世君办公室的遗物时，她看到丈夫的一个笔记本上写着：“现在金钱无孔不入，宁肯得罪人也要拉下脸来。”临走时，迟子建对着夫君坐过的椅子深深地鞠了一躬，认为他无愧于自己曾所属的位置。

后来，她把他的骨灰安葬在生他养他的故乡——泰来县平洋乡。“他的坟离他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的坟很近，我想那样他就不会孤单。”

世君走后，迟子建常会情不自禁地拨打丈夫生前的手机号，但她每次听到的，都是冰冷的回复：“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可她欲罢不能，直到有一天听筒里传出的声音，变成了“您拨叫的号码是空号”。

那一刻，她终于确定，世君不在了。

“我非常后悔把婚后的时间过多用在了创作上，如果我能感悟到我们的婚姻只有短短的四年光阴，我会把更多的时光留给他。”

2003年3月，迟子建受邀去加拿大参加国际作家节，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前，她默默祈祷：“如果我的爱人去了天堂，请让彩虹出现吧！”但彩虹久候未至。正当她回到岸上，惆怅漫步时，“彩虹已横跨瀑布，傲然屹立在晴空之下”。

“那一刻，我确信我的爱人是去了他所理想的与世无争的净土了——这彩虹使我获得了莫大的温情和安慰。”

2009年，她出版了以反映哈尔滨东北鼠疫大爆发为背景的《白雪乌鸦》，她在小说的后记中写道：“我要拨开那累累的白骨，探寻深处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将那缕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勾勒出来。”

● 东北鼠疫大爆发

因此，她没有将个人的伤痛史写成顾影自怜的“葬花词”，“世界上并不只有我一个人在痛苦。如果你仅仅只从《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看到痛苦，那就是我的失败了。”她从无数哀戚的面孔上看到那些隐匿的苦难，在凛冽的现实中呼唤人性的温度，也在冰封的土层下开凿出希望的种子。

44岁时，迟子建凭借《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在获奖感言中，她再次提到了世君：

“我还要感谢一个远去的人——我的爱人，感激他离世后在我的梦境中仍然送来亲切的嘱托，使我获得别样的温暖……”

“与云霞为伍”

迄今为止，迟子建3次荣膺鲁迅文学奖，两摘百花文学奖，还有一次茅盾文学奖，此外，她还获得过冰心散文奖、庄重文文学奖及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国内外众多奖项。这样的成就，在国内作家中无出其右。

能三获“鲁迅文学奖”，在很多人眼里是个奇迹，但在迟子建看来就似“一阵一阵风吹过脸庞”：“风吹在脸上很舒服，但如果风不吹过来，人也照样往前走。”

如今，她已经写了 40个年头了。当上个世纪的文坛群雄逐鹿，流派林立时，她始终与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现在很多与之同龄的作家们已经淡出文坛，她也始终不疾不徐，写着属于自己的“句子”。

喧嚣也罢，冷清也好，外界的风霜雨雪只被她赋予笔下，却无法摧毁她心中固若金汤的堡垒。

有媒体曾问迟子建，如果不写作，你会成为什么人？“也许是个农妇，”她答道，“春种秋收，喜欢在雪天围炉喝酒，然后看着弥漫在窗棂上的霜花发呆。”

● 迟子建理想生活状态

最终，她成为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农妇”——在故乡的山脚下，以笔为犁铧，躬耕四季，同时，作为文学麦田的守望者，她以一种恒久的姿态亲历着，也见证着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发生的一切。

“世上的路有两种，一种有形地横着供人前行、徘徊或者倒退；一种无形地竖着，供灵魂入天堂或者下地狱。在横着的路上踏遍荆棘而无怨无悔，才能在竖着的路上与云霞为伍。”

她踩过那么多人世的荆棘，并在数百万字计的作品中，辗转漂泊，她希望与云霞为伍，和鸥鸟共翔。

她曾给朋友发去自己18岁时的照片，并自嘲道：“你看看一个女人是如何把自己写老的。”

她已老去，但眼神依然清澈如昔，见识过那么多的丑陋、腌臜，也品尝过那么多的痛楚和绝望，她仍对一切珍贵的东西保持着最初的敏锐。

在《烟火漫卷》的后记里，她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列车经过一个小城时，不知什么人在放烟火，冲天而起的斑斓光束，把一个萧瑟的小城点亮了......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看到了仿佛地层深处喷涌而出的如花绚丽。这种从绽放就宣告结束的美好，摄人心魄。”

多年前，有人提及她当时任职的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头衔，她付之一笑：“如果别人看到迟子建，只想起她是作协副主席，或是别的什么头衔，而不是她的作品，或者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那是她的悲哀。对一个作家来说，作品才是最好的‘头衔’。”

于是，她一直用作品在“说话”，在她看来，那才是自己真正的“冠冕”。

2003年，迟子建的长篇小说《越过云层的晴朗》出版时，出版社不喜欢她的书名，叫她换一个，她没同意：“除了向文学本身妥协，我不会向任何东西妥协，包括市场。”

世事扰攘，她要经常屏蔽外界嘈杂的声音，回观自身，并去记忆深处找寻慰藉的力量。

每年腊月尽头，她都要去白雪笼罩的山下给父亲上坟，为他敬一杯酒，和他说说心里话。“我总想另一世的父亲，一定还疼着他的女儿。”

当然，她也会去看世君。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半生缘》里，为世钧和曼桢安排了一个“在小酒馆重逢”的情节。

两人相顾无言，半晌曼桢方道：“世钧，我们回不去了。”

有人“回不去”的，只是逝去的旧情、无法折返的道路；有人回不去的，却是人间。

于是，她替世君在苍茫的大地上行走，在洒满星光的夜晚执笔，在山川中感受造化的神奇，在平凡的众生间照见灵魂的颠沛流离。她说：“当一个作家能够对万事万物学会感恩，你会发现除了风雨后的彩虹 ，拥着一轮明月入睡的河流，那在垃圾堆旁傲然绽放的花朵和在瓦砾中顽强生长的碧草，也是美的”，作家蒋子丹曾形容迟子建这个时代作品的特色为“把悲的水流经慈的河”。

生命之河，川流不息，舟行水上，棹声划破所有的幽暗与岑寂，一路蜿蜒而下，听断雁叫西风，亦看为霞尚满天......文/荠麦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