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杨苡眼中的人生风景：《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

大抵所有的回忆录都免不了有诗与真的困惑，回忆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在文字中改变了模样。 有些是有心的掩饰与辩解，比如黄蕙兰在《没有不散的筵席： 顾维钧夫人回忆录》中绝口不提自己的第一段婚姻和孩子，比如顾维钧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的省略和详写。 有些不过是岁月轮回中记忆的自行生长，回顾往事的时候常常无意识地糅合进了今日的经历与情感，比如《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曾志回忆实录》等。

难怪歌德要用诗的方式逼近真实。

翻译家杨苡的自传同样要在诗与真之间进行抉择，《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创作时间长达十年大半正因此。

这本由杨苡口述，余斌撰写的口述自传不完全等同于口述史，也不完全是自传。它是杨苡在与小友余斌的聊天过程中被一点点记录下来的，正因是闲聊，自在是自在了，整理成文字则难免有各种顾虑。杨先生经常在“说出去不好”和“爱怎么说怎么说”之间摇摆。

杨苡先生的“说出去不好”倒不见得完全是顾及世俗的眼光，更大程度上是体贴与尊重。

比如生母的姨太太身份，杨苡的胞姐杨敏如一直不愿过多提及。这未必不是因为童年的创伤。杨苡的生母算是幸运的，卖进杨家做妾后一举得男，生下杨家长房久盼的唯一男丁杨宪益。少爷生下来自然归嫡母抚养。杨宪益小时候拦着自己的两位胞妹下楼：“姨太太生的，不许下来。”家族中的待遇，亲戚间往来，甚至学堂里，姨太太生的这标签一定在要强的杨敏如成长过程中如影随形，成为她不愿触及的标签。杨苡从小就怕姐姐，虽不以之为家丑，却也真的不大说出去。这是敬畏，也是尊重和体贴。

类似的事情还有，比如丫头来凤在杨家的时候被被二师傅强暴，后来嫁到浦口做小。发表这些往事就会顾虑到来凤后人的感受。

不过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百岁之后的杨苡终于不再给自己的口述发表设限。撰写者余斌则力图保留更多的细节，细节不仅通向真实，更保留历史的在场感。

这番良苦用心是我们这些普通读者的幸运，那些细碎观察足以让我们来一次穿越民国的旅行。

01成长的足迹

杨苡出生在天津杨家，曾祖父曾过做漕运总督，祖父及兄弟有过“五子登科”（3进士2举人）的佳话，父亲杨毓璋早年留学日本，是天津中国银行第一任行长。这样的世宦人家，自然是天津的显赫大家族。不过口述自传里对这些很少提及，一方面是性格使然，觉得说多了是炫耀，另一方面是经历使然，杨苡出生时正逢父亲杨毓璋病中，几个月后杨父就过世了。小小的杨苡有了“妨父”的恶名。

杨父过世了，家族走下坡路了，长在大宅子里的小女孩其实是不知道这些的。她窝在宅子里看嫡母起床，穿衣、弄裹脚布、梳头，看他们打牌，听夫子上课。有时候也在门口看个热闹，比如梅兰芳家的大出殡，梅兰芳第一任夫人王明华发丧，净街，敲锣，撒纸钱，影像亭，和尚队，尼姑队，银柳队，梅兰芳拿着哭丧棒，哭得很伤心，鼻涕拖了很长（出殡不兴擦掉）。偶尔她也出门，跟着母亲逛店、看戏、吃西餐。许多年后她还记得海派的京戏里的那些新奇的设计和血淋淋的场景，也记得吃西餐偶遇的张学良和赵四。

8岁那年，经过母亲的竭力争取杨苡得以进天津中西女子中学读书。这是一所由美国美以美教会创办的女校。按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一所提倡素质教育的贵族女校。学费一学期八十多大洋，学生也大多非富即贵。这个旨在培养淑女的学校到初中大部分课程就用英文授课，除了常规的国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还有家政课和心理课。

课程的精彩，暮年的杨苡还常常想起。教文言文的王老先生一边讲“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一边吟诵一边笔画，做出醉倒的样子。范先生的国文课每周交周记两篇，鼓励学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学生们把自己的快乐还是烦恼都写出来，他看得很仔细，对每个学生都了然于胸，但周记的那些内容他不会拿出来说，尊重学生的隐私又善于鼓励。

课外活动也很多，演剧、唱歌，周六的文学会。恳亲会（学校开放日）更是盛大的节日。杨苡还记得有次参展作品是用面粉和盐做的世界地图，她负责南美洲那部分，至今对南美洲比亚洲还熟。她更喜欢的还有歌舞剧、话剧等。更重要的是，音乐是她们的重头戏，每一天都在歌声中成长，那些熟悉的旋律时不时就从脑海里浮起。杨苡说：“‘文革’后和中西的同学见面，发现中西同学里没一个轻生的”。这大约是可以归功于中西女校的教育的。

（中西女校毕业留影）

只是，学校生活纵有千般好，总有毕业离开的时候，长大的年轻人得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2永恒的暗恋

有个人在杨苡心中有着特殊的位置，也是这本看似零散的口述自传里暗含的结构线。那个人是巴金的二哥大李先生（李尧林）。《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结束在抗战后传来大李先生死亡的噩耗，杨苡和家人复员回南京，山水依旧，人事已非，青春就此告别。

在《九零后》纪录片中，杨苡说：“我崇拜的人，除了我哥哥当然就是大李先生，就是巴金的二哥，那是我的暗恋。”

这段暗恋起源于她和巴金先生的通信。

巴金的《家》点燃了当时许多青年的心，也包括杨苡。巴金小说中描写的大家族和杨家何其相似。

杨苡的嫡母其实脾气挺好，也没什么主意，许多事情要杨苡母亲帮着拿主意。但是大家族的压抑和束缚并不在于嫡母的和善与否，而是各种有形无形的规矩。

杨苡的四哥，她八叔的儿子，长得帅，像好莱坞明星鲁道夫·瓦伦蒂诺，死的时候才二十岁，因为父亲的冷漠。他私下见了生母（已与父亲离异），被父亲吊在树上用棍子抽，拉下了病根。入殓的时候，不仅被穿上不喜欢的长袍马褂，胸口还放了一本《金刚经》，说是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杨苡同父异母的四姐杨聪如也是一出彻底的悲剧。四姐是杨父二姨太所生。二姨太守寡时还年轻，后来借着杨家叔父吞没财产的事情，脱离了杨家。四姐选择跟着生母。她母亲虽然拿了两万块，养着情人陆二，陆二又养着自己的情人，又生下了好几个孩子，这一大家子用完了二姨太的钱，就指着杨聪如唱戏养家。唱戏对杨家来说是贱业，自然是不让捧的。杨聪如没有名媛身份，却还有着名媛的骨气，不会拜码头，不肯唱堂会，陪酒什么的也不干。她情路也不顺，喜欢上了有家室的北昆名角。“最后一次唱戏，早上刚打了胎，晚上就登台，”最终大出血而死。

杨苡的狗叔（祖父的妾生子）晚年定居加拿大聊起来也忘不了当初每月一次去拿生活费，硬着头皮站在那儿挨训的情景。

大家庭固然能保证物质生活，可精神的苦闷和挣扎也在年轻的心灵里滋长起来。更何况那样一个民生多艰的时代，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年轻的杨苡渴望冲出家门，走自己的路。她和巴金的通信以及与大李先生的相识都是在那样的时期。

李尧林（左）与巴金

他们是爱情吗？

他们信中无话不谈，他会到她散步的地方散步，他会去看她看的那场电影，她也会在他经过家门前那条路时打开窗户，让卡鲁索或者吉利的歌声传到街上，那是他们一起听过谈过的歌。

不过“即使真有爱情的成分，那时我也不敢承认的，不管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可爱情带来的欢乐与惆怅又怎么否认得了呢？她离开天津去昆明时，不仅充满对新生活的向往，也满怀着与大李先生重聚的希望。

她在昆明的朋友们都知道，她在等他。

穆旦和赵瑞蕻的阶段性绝交也由此而来，明知她在等他，还在这个时间段追求她，是不应该的。

不过她等来的是他最终退掉船票的决定。她又在等他见面时再解释，可最终信里却再也不提来昆明了，甚至他信里鼓励她接受young poet（赵）的追求。

后来，她曾经无数次猜想他失约的原因，即使年过百岁，他也出现在她的梦里。

可那些猜测永远都不再有答案。

03志同道不合

杨苡的婚姻开头很仓促，是奉子成婚。

结婚生子中断了杨苡在西南联大快乐的求学时光。“关于昆明，关于联大，我的记忆分成了很不同的两个部分，前面像云南的天，碧蓝如洗，就是下雨，也是透明的；到后面就黯淡下来。”

怀孕结婚让她从联大分割出去了，21岁的她艰难地适应着为人妻的生活。大着肚子躲着没完没了的轰炸，往日的同学朋友忙着读书，基本就不来往了，寂寞郁闷之余，人也多病，出麻疹，得肺炎。孩子生下来手忙脚乱学着照顾，正是沈从文说的“狼狈的小母亲”了。

杨苡的母亲实在不放心女儿，托人买好飞机票让她带着孩子回重庆。

家里当然好，吃穿住行样样妥贴，孩子也有人帮着照顾，但心情却更压抑。未婚先孕、学业中断、他人的目光，在昆明因为忙乱的生活还能一时逃避，在重庆，在家人的目光下却重重叠叠。

她是永远回不去联大了。

后来，她在南开初中代课，没有大学文凭，就只能临时代课。受此刺激，杨苡的母亲下定决心让她回学校念书，在中央大学借读，修满学分后，得到了联大的文凭。

也正是这段求学时光，她才慢慢走出了人生的低谷。

有着这样的开头，哪怕日后她和丈夫赵瑞蕻白头偕老，杨苡也喜欢用志同道不合形容自己的婚姻。

志同，她和丈夫赵瑞蕻有着相同的研究领域，对文学、翻译有兴趣；道不同，两个来自完全不同家庭的男女在“性格、教养什么的，都差得蛮远。”杨苡来自盘根错节的旧式大家庭，赵瑞蕻则是小家庭的“惯宝贝”；杨苡喜欢戏剧，赵瑞蕻看戏就是活受罪，生活的细碎日常充斥着这些零零总总的差异。

不过，谁的婚姻是童话呢？

百年呼啸而过，从前的故事都成了回忆，活着，谈谈往事，在文字里重温往昔岁月，挺好。

作者：刘洋风：爱生活，爱写作，寻寻觅觅，迷迷糊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