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谷之长”的粟文化时代(下)

序言

作物史的内容是多元的，粟作文化的探讨不能仅仅停留在粟生产与利用的技术层面，而是要向粟作的经济、文化与生态层面拓展。粟在古代是最重要的粮食之一，也是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和社会财富的象征，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随着粟作的发展，与粟类作物相关的精神文化意义也丰富起来，表现在岁时风习、人生礼仪、衣食住行、生产社交等各个方面。此外，还可以将古代农书和农谚等农业文化遗产作为研究素材，全方位挖掘传统粟作的生态内涵，构建粟作文化对华夏文明全方位的影响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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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层面

如前所述，粟在中国古代的粮食作物中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唐代，粟居“五谷”之首，宋元之际紧随稻麦之后位列第三，明清时期仍是北方地区的重要粮食作物和救荒作物。

粟米一直是华夏民族的传统主食之一，古人用其煮饭、熬粥、酿酒、作醋和配药，日常生活离不开它。另外，粟抗旱耐贮藏，其救荒功能在粮食作物中尤为突出。古人对仓储备凶年非常重视，仓储的粮食又多是粟谷。《通志·食货典》载：“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又《金史》（卷五十上）记有金代中叶以后，全国常平仓每年积粟二千七百八十六万石，米八百一十万石。在灾荒之年，政府向灾民出粜的粮食也是以粟为主。《唐会要》（卷八十八上）载：“（元和）六年二月制……闻京数之内，旧谷已尽，宿麦未登，宜以常平、义仓粟二十四万石贷借百姓。”《旧唐书·食货志》又曰：“（贞元十四年）是冬岁，河南府谷贵人流，令以含嘉仓粟七万石出粜。”粟的救荒防灾功能使得古代政府和民间对粟的生产和储备不敢掉以轻心。

粟还是古代王朝重要的税收来源。《尚书·夏书·禹贡》载：“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孔安国传》载：“规方千里之内，谓之甸服，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甸服内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稿曰总，入之供饲国马。所铚刈谓禾穗。秸，稿也。服，稿役。所纳精者少，粗者多。”孔颖达疏：“直纳粟米为少，禾稿俱送为多。其于税也，皆当什一。但所纳有精粗，远轻而近重耳。”可见，粟谷及其秸秆被用作税收的历史比较久远。

中国古代赋税主要有田赋税和人丁税，其他还包括各种田亩附加税和杂役，如牲畜税、渔税、茶税、贡赋等，这些赋税一般以实物、货币和劳役等形式征收，实物之中又以粟、布等为大宗。据《后汉书·桓帝纪》记载，延熹八年（165年），“初令郡国有田者，亩税敛钱”，虽然至此始有以钱代粮的规定，但对于农业劳动者来说，粟谷仍是最重要的纳税形式之一。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税收的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至明代“一条鞭法”、清代“摊丁入亩”，粮食在税收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但仍能看到用粟谷交纳租税的记载。实际上，粟谷作为税收在历史上一直没有停止过，尤其在社会动荡、民生凋敝之时，这种税收形式往往盛行。

从《尚书》记载还可以看出，上古时期根据农田与王城之间的距离远近，交纳实物税的种类不一样，原则是远轻近重，粟的秸秆、穗头、谷、米皆可入税。其中，禾（粟）、稿（秸）税收形式在秦汉时仍较普遍。如《秦律·田律》规定：“顷人刍三石、稿二石。”《史记·萧相国世家》载，萧何曾向刘邦请求，“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为禽兽食”。

粟可以救饥活命、纳粮充税，自然就成为社会财富的重要象征，人们由此养成储积粟谷以聚财谋利的传统。洛阳烧沟汉墓出土有陶制粮仓，粮仓上有“粟万石”的字样，表示期望墓主人在阴间生活富足。20世纪70年代，湖北江陵楚故都纪南城内凤凰山秦汉墓葬所出土的陶仓中，都装有粟米、稻谷等粮食。另外，在上古时期或是社会动荡不安之时，粟还充当一般等价物执行货币功能，其本身就是财富的代表。

▲ 汉代陶仓手绘图

▲ 汉代陶仓内稻谷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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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化层面

黍和稷从野生植物驯化而来，成为上古最主要和稳定的粮食，周人由此确立了他们的精神和物质的双重锻造者，并神而化之为“后稷”。自周代以来，历史上的封建王朝都要在国都的西门外建立稷坛，以祭祀农神后稷。此外，源自先秦原始信仰的传统稷神礼俗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是逐渐被世俗化。

1．关于粟的典故传说

谷雨节气的来历。谷雨前后雨水增多，大大有利于谷类作物的生长。传说仓颉祭祀即为谷雨节气的来源。当年黄帝的史官仓颉受鸟迹、兽足、龟背纹各种图像启发，创造了最早的28字鸟迹书，取代结绳和串贝记事，开创了中国文字时代。上苍奖励他金人，被他拒绝，他说要五谷丰登，要天下人都有吃的。第二天，老天便下了一场密密麻麻的谷子雨。黄帝为表彰仓颉的功劳，把下谷子雨这一天作为节日，叫作谷雨节，命令天下的人每年到这一天都要欢歌狂舞，感谢上天。

毛南族“放鸟飞”习俗的由来。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毛南族有众多独特的民俗，其中“放鸟飞”、吃“百鸟粽”两个民俗的起源均与粟有关。黄粱一梦。关于小米的典型成语——黄粱美梦、一枕黄粱、黄粱一梦，诠释了人生舍与得、知进退的辩证法，告诫人们，一切名利地位的追求都是虚幻的，唯有恭谨求道才是人生的真正出路。粟姓来源的传说。据粟氏族谱记载，粟氏开基祖先万成公原姓熊，宋代时曾是朝廷大员，因权力斗争带家眷逃难至现广西和湖南交界的资源县内。此地山高路陡，又名老山界。后面追兵将至，一行人遂藏在一片粟米地里，躲过了追兵。万成公为感谢此地救命之恩，遂定居于此，改为粟姓。

2．语言文字中的粟作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汉语言中含有“粟”或相关称谓的词汇是最直接、快速、全面地体现粟文化体征的一面镜子。

粟之寓意和谶纬。粟由于自身特点蕴含或被赋予了各种意旨和寄托。由于粟在粮食中占据首要地位，故常常和“菽”“ 稻”等搭配，组成“菽粟”“稻粟”等词语，作为粮食的代称。《国语》卷十《晋语四》曰：“黍稷无成，不能为荣。”此外，含有粟类作物名称的成语大多数有明确的出处，其中一些成语今天仍较常用。粟还是古代重要的作物、百姓必备之口粮，又被赋予各种寓意，往往成为诗歌创作的一部分，或寓情于景或咏物明志。

3．“贵黍而贱粟”的中国古代饮食习俗

黍为先秦佳肴，常出现在古人待客的宴席上。《论语·微子》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路遇见隐者，隐者“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管子·轻重》载：“天子祀于太祖，其盛以黍。黍者，谷之美者也。”汉代文献《淮南子·时则训》亦有天子“以雏尝黍”、天子“食黍与彘”的记载。与黍在餐桌上的尊贵地位相比，粟在古代常用来指粗鄙食物。《礼记·玉藻》中记载：“逢子卯，稷食菜羹。”这里说“子卯”是指“甲子”和“乙卯”，分别代表夏末代君王夏桀和商末代君王商纣的灭亡日子。桀和纣都是腐败奢侈的帝王，最终导致国家灭亡。《礼记》特别指出，在这两个帝王灭亡的日子要“稷食菜羹”以自戒自贬，劝帝王要清廉，以免走上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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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层面

粟作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厚的生态文明遗产。农史学家游修龄指出，中国的农业哲学观是从“天雨粟”的神话传说发展成为日益完善的天人合一及天、地、人“三才”说。“三才”理论是华夏民族在长期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如《汉书·食货志》所述：“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在“三才”理论中，人既不是天与地的奴隶，也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而是“赞天地之化育”的参与者和调控者。因此，传统粟作经验的核心和灵魂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粟作中的“三宜原则”。种谷的原则是，因时宜因地势定深浅定耕作方法，并根据作物生长发育的规律采取不同的栽培技术和管理措施。这是在物性可变论下的“三宜”原则（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物制宜）的具体运用。

第二，用地养地相结合的耕作措施。传统粟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发展起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改善农业环境，提高农业生物生产能力。粟作起源的黄土地带，在地理条件上不同于其他发明农业的地区，表现在气候恶劣、降雨少、植物资源的相对不足以及地块零乱不整。为了缓解黄河流域春季干旱多风，土壤水分容易蒸发的劣势，人们逐步探索出了一套“耕— 耙— 耢— 压— 锄”相结合的旱地耕作体系。贾思勰总结了“谷田必须岁易”的经验（《齐民要术·种谷》），指出谷子在连作时“莠多而收薄”，就是杂草多而产量少。为了消除连作障碍（连年种植一种作物的弊端），传统粟作一直采用轮作套种制，具体包括了禾麦与豆谷轮作复种、间作套种、换种；掌握需水规律，提高农业生物生产能力。农谚“谷子拖泥秀，还要太阳炙”，反映了谷子从抽穗（秀穗）期到成熟期间的不同生理需求。我国历代农民掌握并利用粟黍的需水规律，使得旱地谷田充分利用自然雨水，获得高产。

第三，利用生态方法防治害虫。农谚云“不怕苗儿小，就怕蝼蚁小”“谷没没坐根，蛴螬攻断根”。蝼蚁、蛴螬都是谷田的地下害虫。华夏先民从长期的耕作实践中充分认识到害虫对粟类作物的危害，并采取了人工防治、生物防治、药物防治等多种措施。传统粟作的栽培技术，如深耕翻土、耕除杂草、轮作倒茬，均有避免或抑制虫害的功效。害虫尚未化蛹的春天是消灭害虫的最好时机，处理根茬是消灭谷田钻心虫的最好办法，正如农谚所说“谷田根茬拾个净，来年少生钻心虫”“露心乌霉拔个净，来年地里就干净”。露心指谷子白发病，乌霉指谷子黑穗病，均是谷子主要病害。这两种病株一旦被发现应立即拔除，连年拔除效果最明显。

第四，保持生物多样性。“种谷必杂五种”是传统农业中灾害防治的一项重要措施。农业发明之初，同时种植的作物可能很多，故有“百谷”之称。但是为了应付人口增长的压力以及得到更多的粮食，古人有意识地选种一些高产作物。在“百谷”变为“五谷”的过程中，一些谷物纷纷退出粮食作物的行列，这就是单一栽培的开始。为了对付作物单一化的危害，先秦时期形成了“种谷必杂五种”的传统，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是有意识地保留某些作物的种植，以应对各种环境条件下的种植需要。“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的措施最初主要是针对北方旱地农业提出来的。所谓“五种”主要指黍、稷、麻、麦、豆等旱地作物。粟具有耐旱、耐瘠薄等特性，在北方旱地原始栽培的情况下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插花田式的因土种植，如高田种粟、坡地种麦，使性质不同的土壤都可以生产出为人所需的产品，从整体上加强了应对灾害的能力。二是选育不同的品种。经过不断择优选良，包括自然的杂交变异和人力的精心培育，积累起大量的品种，以适应当地的风土环境。谷黍品种有早晚之分，如早黍、晚黍、早稷、晚稷、早谷、晚谷，都是为了适应倒茬轮作的需要。正因如此，近代化以前我国传统农业虽然存在单一栽培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并未形成问题。人们通过不同生物的组合和品种的多样化，缓解了作物单一栽培的趋势。

第五，朴素的循环农业理念与实践。传统粟作包含着朴素的循环农业理念与实践，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充分利用粟的每一部分，务求榨干吃净。俗话说“谷子浑身宝，人畜离不了。人吃小米饭，牲畜唯谷草，谷糠养肥猪，根荏当柴烧。”糠壳作枕头，细糠喂家禽，饥荒之时米糠还可以充饥。一些谷子品种广受欢迎，除高产外，牲口极爱吃秸秆也是原因之一。其二，由于动物粪便是传统农家肥料的主要来源，因此，种植和养殖结合成为保持地力的重要手段。农谚“一个驴粪蛋，半碗小米饭”“种谷下羊粪，雨雨见后劲”，是说种谷子施用羊粪较好。羊粪的质地致密坚实，粪中水分少，肥分浓厚，不易通风，是改良谷田土壤的好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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