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毁堤淹田，为什么一定要瞒着胡宗宪？

在改稻为桑上升为国策之后，严党与织造局便迅速行动起来，力求做到当年植桑、当年产丝、当年出口。

不过，由于错过了窗口期，浙江稻农个个反应平淡。于是，在纵马踏苗被叫停之后，严世蕃便密令郑泌昌、何茂才等人借着端午汛的机会，毁堤淹田、强力推进。

战略层面由郑泌昌、何茂才、杨金水三人共同拍板，在战术执行上，他们找到了杭州知府马宁远，安排部署毁堤淹田具体事项。

作为胡宗宪的迷弟，马宁远一到场，就发现了盲点——作为浙江军政一把手，胡宗宪居然不在场。他瞬间就明白了郑、何、杨三人的想法——毁堤淹田这样重要的事情要瞒着部堂，这说明胡宗宪已经失去了严党高层的信任。

马宁远试探性地抛出了问题，“阁老和小阁老不信任部堂大人了？”

对于马宁远的问题，郑、何、杨三人是这样解释的——因为清流安插了谭纶这个眼线，所以隐瞒胡宗宪就等于变相地保护胡宗宪。况且，这事情是阁老、小阁老下令做的，听领导的安排准没错。

至此，马宁远已经明白了严党的真正目的——人为制造洪灾，加速推进改稻为桑。

话说到了这份上，摆在马宁远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主动报告胡宗宪，将问题向上转移；二是打不过就加入，迫于形势选择与郑、何、杨三人合作。

将问题向上转移，也许能够死里逃生、保住一命，但是以胡宗宪的个性，必然不会坐视不管；一旦毁堤淹田、改稻为桑的国策被胡宗宪破坏，他将彻底失去严党的信任。

与郑、何、杨三人合作，就意味着瞒着胡宗宪，不将他卷入这场风暴之中。但是，这样做的代价就是要牺牲自己，用性命为胡宗宪挡刀。

马宁远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在这样生死攸关的时刻，他果断选择了牺牲自己、保全部堂。他连一秒都没有犹豫，只提了一个条件，要确保不能饿死人。

他的心里像明镜一样，自己可以做背锅侠，但前提是毁堤淹田之后不能饿殍遍野、反民遍地。一旦局势恶化到这种地步，作为浙江省的主要领导，胡宗宪一定会被问责。

马宁远不怕死，只怕死得没有价值。因此，在确认过粮食供应没有问题之后，他决定参与到毁堤淹田的罪恶计划中来。

只是，马宁远并不知道，由于上疏暂缓改稻为桑一事，此时此刻的胡宗宪已经失去了小阁老的信任。由于谭纶的缘故，严世蕃甚至怀疑胡宗宪见风使舵、首鼠两端，暗中早就投靠了裕王。

有了这样的顾虑，严世蕃才会让郑、何两人撇开胡宗宪，悄无声息地将毁堤淹田变为既成事实。

在严世蕃等人看来，毁堤淹田过后，改稻为桑落地，有了源源不断的出口订单，自然能够一俊遮百丑、四两拨千斤。

更加可怕的是，新安江沿线决堤，九个县稻田被淹，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胡宗宪作为地方长官，自然是要负责的。如此一来，胡宗宪就被牢牢地绑在了严家这条船上，再也没有了上船的机会。

严世蕃的这点小聪明，胡宗宪怎会不知？在毁堤之后，他曾对马宁远这样说过，“他们利用的不只是你，胁迫的也不只是我胡宗宪。”

那么，除了胡宗宪之外，严世蕃等人还胁迫了谁呢？

答案只有一个——严嵩。

在胡宗宪上疏暂缓推行之后，严嵩与严世蕃之间曾产生过分歧。对于严世蕃纵马踏苗的操作，严嵩提出过批评，“倘若照你们那种改法，就会给人以口实。”

严嵩前边刚刚踩了儿子一脚，回过头来就给胡宗宪点赞，“这道奏疏我昨晚看了几遍，觉得胡汝贞说的话，还真是老成谋国之言。那么多田，那么多百姓，又是倭寇闹事的地方，真若激起了民变，不是你我之福。”

父子之间的分歧很明显，在严嵩这里，推行改稻为桑是为首要；但是，在严世蕃这里，趁机捞钱才是关键。严嵩算的是政治账，严世蕃算的是经济账，不同的出发点，自然会实施不同的路径、产生不同的效果。

故事讲到这里，再看严世蕃等人瞒着胡宗宪的操作，就明白了所有的一切。害怕胡宗宪投靠裕王，只是最浅显的道理；严世蕃真正担心的是，一旦胡宗宪知晓了毁堤淹田的事情，就必定会向自己的首辅爸爸报告——不幸的是，严嵩是站胡宗宪的。

如果严嵩叫停事件，那么就再也没有重启的机会。

郑泌昌、何茂才们必须大干快上、毁堤淹田，这样不仅绑架了胡宗宪，更是绑架了严嵩。等到洪水滔天、灾民遍地的时候，后知后觉的胡宗宪、严嵩也回天乏术、无可奈何，只能面对生米做熟、木已成舟的现实。

先上车、后补票的官场智慧，懂的都懂。

何况，严世蕃的手里握着一张牌。在胡宗宪分洪之后，何茂才曾说过，“只淹了淳安一个县和建德半个县，这样一来沈老板的五十万亩，还有安徽胡老板想买的田就都难买了。”

原来，严世蕃等人早就挖好了坑。一旦新安江沿线九个县全部被淹，贱买良田、趁火打劫的不只是沈一石，还有安徽的胡老板。

安徽，胡老板——这两个关键词的指向性很明显。小阁老早就将胡宗宪的亲属圈了进来。一旦胡老板也下了海、买了田，那么胡宗宪就百口莫辩。

严世蕃，小聪明时刻在线、大智慧若隐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