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斗转星移又一年。
网上关于古人说的“日月星辰”的“辰”到底指什么的讨论，也多了起来。
其实，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也很纳闷这个“辰”究竟何指。
《左传·昭公七年（前535年）》载，晋平公对臣下说：“多语寡人‘辰’，而莫同。”
这位诸侯说，不少人跟寡人我讲到“辰”，可是又说得不一样。
他也困惑——哪个对呢？
《左传桓公二年（前710年）》：“三辰旂旗”。《疏》：“日照昼，月明夜，星运行于天，昏明递匝，民得取其时节，故三者皆谓‘辰’也。”
这是说，“日”“月”“星”，皆为“辰”——“辰”就是指这“三样”。
同为《左传·昭公七年》载：“一岁日月十二会，则十二辰也”。
这又是说，“辰”，指日月运行中同处一个天域，这种情况一年中有十二次。所以，“辰”，又是“十二支”的统称。“十干”，则以“日”统称。
然而到了《左传·昭公十七年》，《公羊传》又说：“大火（心宿）为大辰，伐（参宿）为大辰，北辰（极星）亦为大辰。”
看看，看看——公元前500年之前，关于“辰”，就有这许多说法了。
古代典籍中，最早说到“日月星辰”的，非《尚书·尧典》莫属。
关于“辰”何指的答案，大概要到《尧典》中去找。
其曰：“（帝）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这个“帝”，指帝尧，但理解为“天帝”应该更为准确。
“羲、和”，即后世所说的“伏羲”“女娲”。
《尧典》载，帝尧命令伏羲、女娲，虔诚地依顺广大神圣上天中“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恭敬地制定人（民）间的历法农时。
“日照昼”“月明夜”，日月各为独立天体，不用多说了。关键是“星”和“辰”。
古代注疏《尚书·尧典》者，多认为“星”及“辰”是两回事——“星”就是满天的星；而“辰”，则指一年中日月的十二次交汇于同一天域。
不过也有不同见解。
较晚近的清代王引之则在《述闻》中说：“星者，辰也。……是星亦得谓之辰。”
他认为，“星”和“辰”是一回事，“星辰”是一个词。
《尧典》的典籍价值在于，其所记录的上古甚至远古先民“观象授时”的实践和理论，是无与伦比的。
因此，如果不把对《尧典》中所说的“星”“辰”与其记载的先民天文观相结合来考察，便不可能寻找到真正的答案。
《尧典》，还命“羲、和”责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管“四时”，观测“四季”太阳升落的地点和同时升落的恒星，由此来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二分二至”，并由此精准测定“东西南北”之“四方”。
显然，《尧典》所记载的先民“观象授时”的阶段，那时的古人，不仅通过日月来测定时间和季节，还通过“极星（北斗）”和“四仲星（四个季节中位于南方天空正中的星宿）”来测定时间和季节。
《尧典》所说的“天象”，与公元前四千纪前后的“星象”更为吻合。
别忘了，距今6500年的河南舞阳西水坡古墓中，墓主人身旁“苍龙星宿”“白虎星宿”以及“北斗”的蚌壳图案，已是最好的古天文学成就的考古实物证据。
其说明，那个时候的古人，已将“苍龙星宿”的“心宿”，即“大火星”或“商星”、“白虎星宿”的“参星”以及“北斗”，作为授时主星。
可以说，《尧典》所说的“星”，及至“北斗”“商星”“参星”等星宿。
而《尧典》所说的“辰”，则指日、月、星的“运行”——即包括“日月交汇”的十二次，又包括“北斗”“商星”“参星”的运行变化，还包括“四仲星”在每个季节仲月运行到南方天空正中等等。
《尧典》说的“日月星辰”，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非常重要的“时空”统一的动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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