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因为没有古人说话的“物质”证据，比如“音频”“视频”留下来，所以大概谁也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古人使用文言文说话，或者不使用文言文说话。
不过，从理论上分析，后者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多”到几乎接近百分之百。
大约在30-10万年之间，古人类已经开始有了语言。
有两大“现实”问题不得不注意到——
首先，当时在地球上，除了现代人“智人”的祖先之外，还至少存在着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尽管上述三个人类亚种之间有交流和融合，但无法证明都说一种“语言”。
其次，在距今10万年之后，地球上仍有大规模的人类“流动”，比如，亚洲板块儿的一部分居民去到了非洲，还有一部分去到了美洲。去美洲的人群，可能带去了自己的语言；而去到非洲的人群，是否和当地居民有过语言融合呢，而且，这部分人群又去到了世界其他地方，比如欧洲，很难说这些人从亚洲“老家”带去了原有的“乡音”。
现代语言的直接“近亲”，大约也就有1万年左右。
关于这些“近亲”语言的生成，一般被概括为“中国古典词汇学模式”“希腊古典语法学模式”“索绪尔组合与聚合语言模式”“韩礼德社会语言学模式”“乔姆斯基转换生成模式”“布莱特文化语言模式”等等。
距今1万年左右，那时候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种文字而只有语言。
这是说，语言，一定是先于文字存在的，是第一性的、丰富多彩的、变动不拘的。文字，则必定是第二性的，相对稳定的，非完全口语话的。
然后，在距今几千年的时候，才产生了文字。在这之前，世界上用于记录语言或者需要记住的事情的方法，无疑是“结绳记事”。
之后，便发展为自然物或器物上的“记事符号”。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此类符号，比如舞阳贾湖遗址陶器上的符号，距今约八九千年。此后还有陕西姜寨陶文符号、青海乐都柳湾陶文符号、山东城子崖陶文符号，等等。
再往后，这些符号中的一部分“约定俗成”成为了文字，同时又有新的“符号”发明了出来——文字，具体来说是汉字，便出现了。
至于汉字到底何时出现，学界有不同观点，不少著名学者认为距今有5000年以上。但应该承认，目前所见到的成熟汉字，是距今约3300年左右的甲骨文。当然还有八九千年前的刻符。
即便5000年前已经有了成系统的汉字，那在这之前的还没有文字的古人不可能不说话，他们说话会想“文言文”那么简约吗？
肯定不会。
说到这里，有必要先澄清一个概念。
王力先生曾指出，说到“古汉语”，是要区分两个阶段的，即“一个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言；一个是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而形成的古白话。”
本题目所讨论的，属于前一种语言。
“前一种”古汉语的“文言”，王力先生讲了两个重点——第一，其“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第二，其是“上古汉语书面语”。
首先，“文言文”一定以先秦的口语为基础。
这从《尚书·大诰》即可看出，西周初年周公动员周人出兵平定“三监之乱”，他的讲话，大量使用岐周方言，结果成了《尚书》中最佶屈聱牙的一篇，后人解读费了好大的劲儿。
其次，“文言文”又是“书面语”。
《汉书·艺文志》说，亘古君王便立“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所记之言即为《尚书》，所记之事则为《春秋》。
《尚书·多士》中周公亦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当时通晓文字的，不是君王和重臣，而是“史巫”，徐中舒先生说，商代应该就是儒家的前身“儒巫”。
可知，第一是识字的人很少；第二当时的书写载体很局促，或龟甲兽骨，或竹简丝帛。因此，识字的人写的时候，只求自己可以看懂应该即可，同时要尽可能简约。
这是先秦古汉语形成的“人文”和“物质”条件。
总结一下——
第一，“文言文”是以当时的口语为基础，字词和语法肯定一致。
第二，作为“书面语”，又一定比“口语”简洁、省略了相当多。先秦平时说话，大概随便得多，也“话多”——比书面语复杂得多、丰富得多、平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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