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里“角儿”们的上海话是不是正宗？或许要从原著小说的源头讲起

摘要：“方言是自然生长的语言，可能每天都在变化。”

改编自同名小说的剧集《繁花》渐入佳境，沪语版在东方卫视开播，有上海观众说，“全家人守着在电视机前看，就连去洗手间也要算好时间。”

已有一段时间没有一部讲沪语的电视剧引起这样的关注了。网友调侃，《繁花》凑齐了影视圈的上海籍演员。“角儿”们的沪语说得是不是正宗？或许，我们要从《繁花》的源头讲起。

长篇小说《繁花》有个相当传奇的“出身”：做了30多年文学编辑的金宇澄如同小说界的“潜伏者”，他在一个名叫弄堂网的地方开始连载小说，每天一段更新，不知作者是谁，读者是谁，互动却很有意思。

用金宇澄的话来说，《繁花》是在“无准备中完成的”。2013年，他接受解放日报专访时曾表示，“《繁花》的初稿，至今还挂在网上，开始部分全是漫谈，这实在是沪语写作的练习，一个渐进的过程。之前我接受的一直是普通话叙事，融入本地网站，读者是市民，我也是市民，整个过程与面壁寂寞写作很不一样，大部分的考虑内容，完全是非功利的，即时的，怎么写才好看，才有趣，才不落俗套，直至意识到这是一个长篇，才警惕起来。网友们的激励，让我挤压出时间，5个月写出33万字的小说初稿，写成了《繁花》。 ”

弄堂网的《繁花》后来在国内顶级文学杂志《收获》（长篇专号）2012年秋冬卷发表，被评为中国小说学会“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繁花》可谓一本“奇书”——

“横空出世”拿下“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出版以来重印50余次，每年卖出10万册以上，还成为不同门类文艺作品的源头。舞台剧版、评弹版《繁花》持续热演，王家卫首次执导的电视剧版《繁花》沉潜多年，一露面就引起满城热议。原著作者金宇澄则因为自己小说画插图，开启了新的兴趣：绘画。

金宇澄不是一位高产作家，但在新时期上海小说家中，是不应被忽略的独特的一个。1985年，他的处女作《失去的河流》发表，即被《小说选刊》和《新华文摘》转载，加上次年的《方岛》，连获两届《萌芽》小说奖，加入上海作协首届“青创班”，其间的《风中鸟》又获1987年度《上海文学》奖，但金宇澄并未就此进入人们常说的“创作旺盛期”，下笔反而愈加谨慎。长篇小说《繁花》是他中止小说写作20年后的一部“夺人耳目”之作。

“外界往往以知识分子的立场来比较上海小市民，其实市民特性，天下是一样的，他们的生活有滋有味，保持独特的生态与价值观。上海是大城市，基础深厚，市民性相对较突出。我觉得，文学是一种最好的表现形式。 ”对《繁花》的缘起，金宇澄这样解释。他曾说：“写《繁花》的阶段，我耳边一直有一位苏州口音的上海老先生，一个人慢慢讲，声音不温不火，不高不低，再麻烦的背景名堂，再吵闹的男女对白，先生总是笃定泰山，有哭有笑，有俗有雅，说得源源不断，像是用不着我考虑，我只要听，只要记就可以了，真是特别。”

“普通话形成是人为的，方言是自然生长的语言，可能每天都在变化，非常生动，而文学就是要表现生动。打开书，首先看到的不是故事、内容，就是语言，语言一定要有个性。”金宇澄说，他要追求的是审美的独特性，艺术的排他性，“如果大家都用方言写作，我就用普通话写了。”

《繁花》让金宇澄享受了“母语写作的淋漓快意”，但“方言也需有选择的使用”，他以早年在东北的生活经历，用沪方言思维写作，用非沪语角度梳理，这过程很难，也很有趣。读者说，过去的上海在这部小说中复活了。对此，金宇澄曾表示：“对这座城市有很深的感情，曾经离开它8年，就像‘海归’对故国有不一般的情感，我眼里的上海，永远迷人。《繁花》想恢复城市的记忆，打破某种对于上海市民的流行曲解，让大家看到内里。对我来说，上海人喜欢读，我顶开心了。在语言上，尽量减少方言色彩，让上海以外的读者也能看得懂。理解多一点，隔阂就少一点，这样很好。”

从《繁花》开始，“不响”成为金宇澄的标签。“现在的读者已经改变了”，在金宇澄看来，这一代读者视野开阔，见识丰富，又懂外语，所以，无论是后来写《回望》还是《繁花》，“我都局限在自己最了解的事情上，不发议论，也不评价什么。我一直觉得，作者与读者是很平等的关系，只消把作品拿出来就可以。过去为什么小说要写得那么透？就像评弹要‘说尽、说绝’，因为当时的听众很多都是不识字的，你要帮助他们知道这个故事。如今，当你意识到有各种各样高水平的读者，写作者就会收敛、退缩到自己所掌握的位置，写足自己懂的内容就行，不会多说什么话。”

《繁花》中的方言如何“转译”？2022年出版的日语版《繁花》给出了一种尝试。2018年，小说《繁花》相继输出英文、日文版权，其中，日文版花落早川书房，这是日本出版翻译文学最多的出版社之一，出版了《三体》日语版。

担任《繁花》日文版译者的浦元里花为大阪经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在硕士阶段曾研究中国作家萧红的作品《马伯乐》，小说主人公在抗战时期从青岛逃至上海，令她由此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

早川书房对《繁花》的介绍中提及，日译本“用关西话翻译上海话”。浦元里花也曾表示，方言问题是读者和学界最关心的，同时也是翻译《繁花》的最大难点所在。对此，金宇澄的看法是，不必拘泥于方言，希望用流畅的口语翻译，使目标国家的读者易于接受。为了凸显这部小说的特色，浦元里花决意采用关西话呈现上海话的部分。

在日本，说到标准语之外的方言，人们首先会想到关西话。在身为京都人的浦元里花看来，关西话比标准日语更富有起伏，有点像歌曲的旋律，听起来也更让人觉得亲切有趣。日本的对口相声——“漫才”，很多都是用关西话说的，这使得关西话和上海话的感觉有些相似——关西有漫才，上海也有自己的滑稽戏。

接受日本一桥大学言语社会研究科学者贾海涛的访谈时，浦元里花曾回忆，上世纪90年代她初访上海，当时的城市街道、空间，与萧红在《马伯乐》中描绘的样貌已有天壤之别，但她仍然想象自己是依着马伯乐的足迹在游览上海，这种漫步城市的体验与后来阅读《繁花》的感受似乎不谋而合。早在早川书房签下《繁花》日文版出版合约之前，浦元里花就已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翻译这部作品。她形容，过去自己翻译的小说多是一个主人公、一条主线情节持续不断推进；而《繁花》大不相同，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熔炉，两条主线齐头并进，登场人物数不胜数。

在日语版译者的理解中，“繁花”意味着林林总总的故事，形形色色的登场人物，让人忍俊不禁、悲喜交加。最后，早川书房发行的《繁花》日文版直接采用了原书名的“繁花”二字。“繁”与“花”二字都属日文汉字中的常用字，但组合起来成为一个词，并不常见。有学者认为，《繁花》日文译本采用原题，显示出译者与出版社对这部作品的信心——作为一个目标语言市场并不熟悉的语汇，为这个语汇赋予意义的任务就交给了小说本身。

如今，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版《繁花》给出了对小说的一种个人解读，用王家卫的话来说，“我的解读只是我的一家之言”。至于《繁花》里的沪语是不是正宗，其实金宇澄老早就讲过了——

“方言是自然生长的语言，可能每天都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