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以后,德国首都柏林由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分区占领。其中英美法占领区为西柏林,被包围在东德境内,成为西德的一块飞地。
随着铁幕落下,数百万东德人从苏联占领区逃到西柏林,甚至其他东欧国家的人也将柏林视为通向西方的捷径。1949~1961年,大约有260万东德人逃到西柏林,大部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工程师、医生、律师、教师、技术工人,对东德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961年8月13日,为了阻止更多的德国人逃离,同时也为了将所谓的西方间谍拒之门外。在苏联的支持下,一夜之间,160公里长、3米多高的柏林墙拔地而起。东西柏林之间的边境被彻底封锁,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柏林墙修建以后的20多年间,先后只有5000多人成功逃入西柏林,200多人在逃亡中丧生。柏林墙的存在成为东德人不可逾越的一道障碍。
1987年6月12日,里根总统访问西德,在西柏林发表了著名的“柏林墙演讲”。在现场45000名观众面前,他号召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实施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并呼吁:“推倒这堵墙!”
里根谈到:“我们相信自由与安全共存,人类自由的进步使我们更努力追求世界和平。苏联也可以为促进自由与和平做出卓越贡献。为了苏联和东欧的繁荣,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推倒这堵墙!”
在演讲的结尾,里根又谈到“有朝一日,这堵墙将会倒下,信念可成真。因为它无法阻挡信心,无法阻挡真理,也无法阻挡自由。”
而苏联官方对里根的演讲表现的不屑一顾,并谴责里根:“公开挑衅,煽动战争。”东德官方的评价也是“非常荒唐!”
没想到29个月后,里根的演讲成为了现实。1989年11月9日,面对东德的汹涌民意,苏联不得不允许东德民众拆掉柏林墙。矗立了28年的柏林墙,像纸牌屋一样垮了,就像它升起时一样突然。不久,苏联也解体了,柏林墙的垮掉也成为冷战结束的标志之一。
1990年9月,已卸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再度去到柏林,亲自举起锤子,象征性地敲击柏林墙的遗迹。两德统一后,首任总统科尔表示,他永远不会忘记里根站在他身旁呼吁戈尔巴乔夫推倒柏林墙——“他是世界之福,特别是欧洲之福。”
两德统一后,被射杀的东德青年格夫洛伊的家人起诉开枪士兵亨里奇,要求追究亨里奇的法律责任。在法庭上,亨里奇的辩护律师辩称:亨里奇作为一名守墙士兵是在执行命令,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他别无选择;如果要说是有罪,那罪也不在己。而旁听席上的人们也多数接受了上述辩词,从心理上默认了亨里奇是无罪的。
然而,法官赛德尔面色严峻、义正词严地反驳道:作为一名军人,当发现有人翻墙越境时,不执行上级命令(开枪)是有罪的;但是,你可以打不准,而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你在举枪瞄准自己的同胞时,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而这也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赛德尔还说:在这个世界上,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发生冲突之时,良知才应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因为“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赛德尔的话在庄严的法庭上回响,给人以深深的心灵震撼。旁听席上,许多人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有的人相拥而泣。亨里奇的眼睛里也噙满了泪水,胸口剧烈地起伏。他将目光投向格夫洛伊的家人,说了句“对不起,我错了”,就低下了头再也无力抬起。最终,他因蓄意射杀罪被判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释。
当履行职责成了一种罪恶,就会有一种东西比职责更值得遵守——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你有服从命令的义务,但你有打不准的权力。换言之,如果你是柏林墙边持枪的士兵,看见有人翻墙,你的责任就是把枪口抬高一点;如果你是1960年独自巡逻的民兵,看见有人逃荒,你的责任就是放他们一条生路;如果你是城管,看见小贩四散奔逃,你的责任就是跑得比小贩慢一点。
“把枪口抬高一厘米”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成为文明国家的军警在面对非刑事犯的同胞时,最高的思维底线和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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