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故事2023：好久不见，万般人生

2023年2月，阿那亚海边日出 | 郝羿‍‍‍‍‍‍‍‍‍‍‍‍‍‍‍‍

2023年1月，记者梁婷迎来了“阳康”后的第一次出差。出发时，她兴奋地拍下了北京站大楼，还拍下了一杯放在车窗边的百事可乐。她说照片充满了象征意味：一切都将回到正轨，百事顺利。

这也是编辑部每个人的感受。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疫情成了前往新闻现场最大的变数，大部分采访被困在以电话为媒介的沟通中，而这份职业最动人的部分之一，恰恰是那些“在路上”的经历。

新闻同行之间总爱说“现场见”，这一声招呼，在2023年的春天又多了起来。去往土耳其震区的航班上，记者李晶晶遇到了久违的同行，最后抵达那里的有几十家国内媒体。她能感觉到，大家好像都在卯足了劲儿要做点儿什么。

重新上路不光是新闻人的愿望。在一场场演唱会爆满之后，接受我们采访的歌迷们一边抱怨着黄牛乱象下的一票难求，一边抑制不住描述着数万支荧光棒组成的蓝色海洋，“好兴奋，好多人。”还有受困在北京门头沟水灾的研学团的孩子们，相比经受的波折，他们更愿意提起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期待，他们的父母也说，三年憋坏了，想让孩子们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2022年，编辑部刊发的稿件中，有38篇与疫情相关，而在2023年，这个数字变成了5篇。新闻总是与社会的脉搏同频，春节时，一条许久不见的新闻出现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周口庙会摊位拍出了41万“天价”，之后几个月里，还出现了堵满登山者的珠穆朗玛峰、在机场迎接中国游客的泰国总理。在9月，一条深圳不再完全限制“路边摊”的视频，被转发了两千多次。

2023年春节，北京朝阳站 |李晶晶

记者张帆在采访时，遇到了一个尝试用“体力活”校正生活轨迹的女孩，她一点都不喜欢自己在上海的白领工作，于是在两年前辞职前往了新西兰，住在房车里，成为了一名屠宰厂流水线女工。张帆看到了一次好像“重启电脑”式的操作，当卡顿出现，就关闭那些占用内存的程序。

过去一年里，我们看到了更多的重启。在上海封控期间接受我们采访的“团长”们，有的辞职出国留学，有的考研成功、参加了第一场大学篮球赛。还有那个做过脱口秀演员的“团长”，李晶晶在一次电影节上见到了她，女孩已经转行做起了播客，过去一年总漂在外面，从内蒙古到日本，去了很多地方。

两个人上次联系，还是女孩做“团长”时那次90分钟的连线，电话那头的女孩正阳着，嗓子哑哑的。当现在她们肩并肩看完一场电影后，从线上到线下，李晶晶体会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奇妙感觉。

4月，纪佳文也终于在成都见到了那位盲人按摩师，一次因为疫情几度推迟的采访。按摩师生在巴中农村，21岁那年在父母安排下，嫁给了一个根本不爱的男人。后来她执意走出大山，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当纪佳文和她见面时，她的按摩店已经扛过了疫情时的四五次闭店，她正坚定地要把离婚官司打下去，结束那段没有感情的生活。

一场重启意味着什么？在5月的淄博，一位当地退休干部对记者李一鸣说起这里爆火的原因，他觉得并不是因为烧烤，“是太多人需要一场释放了。”说这话时，他们身边烧烤摊的炭火一桌挨着一桌，街头歌手穿梭其中，吉他扫弦撞在扎啤杯上。

但问题的答案不是唯一的。还是在淄博，成为网红打卡地的八大局菜市场，李一鸣见到了一对经营水果摊的夫妇。摊主大叔总是乐呵呵的模样，他努力融入着这场狂欢，拿马克笔在椰子壳上写下了“淄博欢迎你”。他讲了生意怎么捱过艰难的日子，也发愁现在火成这个样子，游客都是奔着网红美食去，来买水果的人反而少了。

几天前，李一鸣又收到了大叔的信息，到六月份他实在坚持不住，把铺头转了出去。他还是那么乐观豁达，“如果再来淄博，我就有时间陪你了。”

际遇不同，悲喜不相通。就像张涵在采访时遇到的一群还在以更严格标准防疫的人，他们的做法被各种“不解”包围，甚至是最亲近的人。张涵也一度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还有人会在家里分区消毒，甚至自制空气净化器。

直到她听他们说起各自的原因，有的因新冠失去了亲人，有的父母体弱多病，还有的在首阳后出现了长期症状。关于如何对待一场疫病，观点或许永远无法弥合，但可以做到的是更多的包容尊重。

8月，超过五万人在新工体观战中超 | 郝羿

纪佳文在2022年3月认识了麦佳（化名），一个有些叛逆的13岁女孩，她想用身体换取自由和金钱，最后遭遇了几名成年人的性侵。那次采访的收尾很“狼狈”，纪佳文先是被判定为次密接，又遭遇当地即将封控，她研究了几条线路才回到北京。

前不久，纪佳文想问问麦佳的近况，信息发过去，出现在屏幕上的是红色叹号。她察觉到，也许自己的出现，只会让女孩再想起那段“失控的日子”。麦佳的妈妈说，母女感情上裂痕很难弥合，女儿还是和外婆住在一起，也不愿再回学校。

很多人都还在原地等着重新上路的机会。3月份，杭州一位31岁的外卖员，在凌晨取餐时突发心梗昏迷。他的父亲告诉记者李佳楠，儿子想赶紧攒够结婚的钱，在他晕倒前的半年，新入行的骑手越来越多，为了维持收入，他改跑了夜班，延长了工时。最近一次联系，老人说，儿子终于恢复了意识，但因为缺氧时间太长，谁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离开病床。

梁婷1月份的那次出差，目的地是唐山，去见那位30多年前从贵州被拐卖到这里的阿姨。她61岁了，凭着记忆找到了故乡，但父母都已经过世。 她甚至记得拐卖者的名字，也找到了住址，但已经错过了法律上的追诉时效。

坐在她那间位于唐山郊区破旧的平房里，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门窗都在漏风，听她讲着过去几十年的委屈，梁婷意识到，也许生活从来没有所谓的“回到正轨”，人们只不过一次又一次挣扎着站起来，直面命运的残酷，继续跋涉。

时光不会遗忘，时光一直向前。在编辑部“回到路上”的一年里，我们在听、在看、在写，有人痛快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管它蓬勃还是低迷；有人徘徊在人生的交叉路口，为了更好的选择，左右为难。寻找通途，枝蔓必定曲折，但请相信，只要在路上，走，就有希望。只有在路上，我们才能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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