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进北大的故事

梁漱溟与李大钊、张申府、雷国能在中山公园的合影，左起：雷国能、李大钊、梁漱溟、张申府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后以漱溟行世。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生于北京，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1917年至1924年间在北京大学任教，其间开讲“印度哲学概论”“儒家哲学”等课程，并出版《东西哲学及其文化》，引起社会瞩目，此书后来被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梁漱溟也成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

关于梁漱溟先生进入北大的经过有一个经常被人引用的“美谈”，即说他中学毕业投考北大未被录取，却被蔡元培先生请到北大当老师。这“美谈”或者是为了表明蔡元培先生慧眼识人，不拘一格招揽人才，得知梁漱溟未被北大录取，就说“当学生不够格，那就请他来北大当教授吧”。或者是作为励志故事，说梁漱溟不被录取，于是发奋自学，终于实现了“不录取我当学生，我却要去北大当老师”的愿望。

这个关于梁漱溟投考北大未被录取的说法最早大约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有所流传了。为此1942年梁漱溟在纪念蔡元培先生的文章里还特意谈了他进北大的经过，指出：“近年四川报纸有传我初投考北大未见录取，后乃转而被聘为教授等，非事实。”“那时蔡先生以讲师聘我亦非教授。”但是，他本人的辟谣似乎收效甚微。1979年，顾颉刚先生在《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一文里，依然举梁漱溟投考北大未被录取的例子以说明蔡先生“不轻视年轻人”，他说：“梁漱溟比我小半岁，投考北大未被录取，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蔡先生看了认为是‘一家之言’，就破格请梁漱溟来北大任教，讲印度哲学。”顾颉刚上过梁漱溟的课，又是史学大家，他的说法自然为许多人深信不疑。

笔者2014年参与筹办《书生本色，学者风范——梁漱溟先生生平图片展》时，见到当年梁漱溟拜见蔡元培时投递的信件和介绍人范源廉的名片，现结合相关史料试着还原当初梁漱溟受聘到北大任教的经过。

梁漱溟1911年自顺天高等学堂毕业后，即开始工作，并未投考北大（当时还是京师大学堂）。顺天高等学堂是当时北京城里水平很高的中学，其前身是戊戌维新时期设立的顺天府中学堂，1907年改为顺天高等学堂。与京师大学堂一样，顺天府中学堂是因应维新变法、兴学强国的呼声而创办的新式学堂。该学堂由当时的管学大臣、吏部尚书孙家鼐和顺天府尹胡燏棻奉旨筹设，他们本打算将原先的金台书院加以扩建，改为顺天府中学堂。后考虑到“顺天府为首善之区，较各省省会尤为重地，非规模宏远，不足系四方之观听”，因而请求清政府把内务府管理的地安门外兵将局的一所“屋舍宽敞”的官房拨给学堂使用。顺天中学堂在办学资金上也得到特殊照顾，在金台书院原先每年3500两白银经费的基础上，额外又被增拨银8500两，作为学堂经费。学堂每年招收的学生定额为60人，其中40人从顺天府所属的24个州县16岁至24岁的廪、增、附生中推荐考录，另外20名录取在京的外省学子。为了让学生能专心向学，进入顺天府中学堂的学生不仅不收学费，还由学堂按月发给膏火银以养家。学堂初办就聘中、西文教习各两人，分别传授学生“经史及一切经世之学”和“西国语言文字及艺政算学各书”。

当年与梁漱溟同时在顺天高等学堂读书的还有张申府、雷国能、汤用彤、郑天挺等，当时一个年级为一班，梁漱溟与雷国能同班，在丙班，张申府在丁班，汤用彤在戊班，郑天挺在庚班。张申府、雷国能在校时即与梁漱溟熟悉，后来都考上北大，当梁漱溟到北大任教时，三人又聚在一起。此时张申府留校任助教，协助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工作。李大钊比梁漱溟大约晚两个月到北大任职，两人很快成为“至熟至熟之友”。梁漱溟在写给胡适的信里曾说：“我在北大七八年间独与守常相好。”现在存世的一张梁漱溟与李大钊、张申府、雷国能在中山公园的合影反映了他们四位好友1919年夏季结伴出游的情景。梁漱溟1979年在这幅照片后面备注“历史博物馆来人访我，并以此见赠。此像片拍照于中山公园，时间约在1919年夏季。立于我右侧者为张申府、左侧为李守常、更左为雷国能。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廿八日漱溟识”。

梁漱溟在顺天高等学堂读书期间已经积极参与革命党人的活动。1910年，梁漱溟参加了北方革命党组织“京津同盟会”，秘密从事革命活动。清廷退位后，京津同盟会创办了《民国报》，社长甄元熙、总编辑孙炳文，梁漱溟担任编辑兼外勤记者。“漱溟”两字就是孙炳文题字所赠的笔名。

民国政府刚成立时，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梁漱溟任《民国报》记者，常出入国会、国务院，曾与蔡元培有一面之交。其后不久，袁世凯大搞复辟，国内政局混乱，战争不息。目睹民国成立后的乱局，年仅20岁的梁漱溟产生了深深的厌世思想，遂离开《民国报》，居家闭户不出，潜心研读佛家典籍，前后约四年。

1915年12月25日，著名报人黄远庸在美国纽约被人暗杀。黄远庸出国前从上海给梁漱溟写过一信，随后他在赴美的船上所写的《忏悔录》又发表于《东方杂志》。梁漱溟看到信和文章后不久，就得知黄远庸遇难的消息，他“感于黄远庸之惨死”，写出《究元决疑论》一文，“发挥印度出世思想，指示人生唯一的路在皈依佛法”。该文章连载于1916年《东方杂志》第6期至第8期，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文是作者四五年来研读佛学和西方哲学，对人生所作思考的一次小结。梁漱溟后来说：“至今好些朋友关系还是从这篇文字发生出来的。即我到北京大学担任讲席，也是因范静生先生的介绍而以此文为贽去访蔡元培先生。”

教育总长范源廉介绍梁漱溟去见蔡元培的名片

1916年8月，因表兄张耀曾出任司法总长，梁漱溟被其推荐出任司法部秘书。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出于对蔡元培的景仰，梁漱溟想去拜访，他请当时担任教育总长的范源廉帮忙介绍并告知蔡元培住所。于是写了下面一函：

“静生总长阁下，迩闻蔡鹤倾先生莅京，未审寓居何所？元年尝一晤于国务院，恐不省忆矣。兹思诣谈，敬丐公一缄作介并希示知寓址为感。小事干冒，悚愧无量。伏问政祺。梁漱溟再拜。”

范源廉告诉了梁漱溟蔡元培在京的住所，并给了一张自己的名片介绍梁漱溟去见蔡元培。于是，梁漱溟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连同范源廉的名片和自己刚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文一起投递给蔡元培，信中告知自己打算（1917年1月）4日前去拜访。

“鹤倾先生左右闻。公莅京，欢忭无量。敬丐静生先生介绍并奉旧作《究元决疑论》呈览。拟于四日诣谒，先布。谨敬道安。梁漱溟再拜。”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到北大视事，接管校务。当天晚上梁漱溟前去拜访，蔡元培一见面就告诉梁漱溟先前已经看过他的文章，并表示要请梁漱溟来北大任教。其后不久，蔡元培又专门约梁漱溟到北大校长室，与刚就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一起，正式邀请梁漱溟来北大讲授印度哲学一门课程。开始梁漱溟还表示：“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的呀！”但是蔡元培鼓励他：“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又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大家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蔡元培的话深深打动了梁漱溟。本着教学相长，共同研究、共同学习想法，梁漱溟决定受聘于北大。正是在北大，梁漱溟开启了思想和人生的又一次转折，并奠定了其新儒学开创人的地位。

在受聘于北大之前，梁漱溟信奉佛家思想并身体力行，食素、不婚。到北大任教后，他有感于民国初年内战为祸之烈，于是写作《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呼吁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制止内战。又自费印刷数千册，在北大校内和社会上散发，他的人生态度表现出由出世到入世的转变。1918年10月起，他在北大开设“孔子哲学”研究，逐渐倾向儒家思想。1920年开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完成向新儒家的转变。

1921年末，梁漱溟彻底放弃过去打算出家的心愿，决定结婚。为此，他还特意去告诉了李大钊，“走访守常于其家，告诉他我即将结婚”，李大钊则笑着说这在他已是过去二十年的事了。李大钊随后告诉梁漱溟，自己父母早逝，自幼随祖父母生活，二位老人都已年迈，在李大钊年仅十二岁时就替他迎娶了比他大六岁的妻子赵纫兰。

梁漱溟认为是北大培养了自己，“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诸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难尽”。直到晚年，他还在文章里说：“我是为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今我已九十有五，追忆往事，真可谓培育之恩没齿难忘。”

文字：林齐模（北大校史馆副研究员）

来源：《北京大学校报》1579期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