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十月之交》，说到商代一次对“日食”的预报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云——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此诗很长，只节录了有关部分。

《毛传》曰：“之交，日月之交会。”

《郑笺》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会而日食”。

可知，西周至汉的古人，已经有了清晰的“日食”认知；并且知道，“日食”是因为“日月交会”即月亮遮挡住了太阳而形成的。

古人讲“日食”和“月食”，又都称为“交食”。

《诗序》说：“《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毛传》不赞同，说“当为刺厉王”。

实际上，当代学者考证，此诗所记发生于周幽王六年，即公元前776年。

而且，这首诗，不仅记录了“日食”，还记录了“月食”，其各自发生于公元前776年的8月21日和9月6日，在周历九月“望日”和十月“朔日”。

因此，还可知，西周末年，人们已经把“日食”和“朔日”以及“月食”和“望日”联系了起来。

这一点，近现代天文学已经给出了科学的答案——“朔日”和“望日”，地、日、月运行至同一条线，尽管因轨道存在59’倾斜交角而未必一定发生“日食”或“月食”，但其一定离不开这个时间前后。

可以说，周代古人的高超智慧，仍令现在的人们叹为观止。

最晚至战国，中国古人关于“日月交会”而至“日食”“月食”的理论，已完全形成。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魏国天文学家石申夫认为，月亮沿“黄道”运行中“乍南乍北”，与太阳相“交”于月初的“朔日”或月末的“晦日”，据此便可预报“日食”。

西汉刘向，亦提出“日食”是因月亮遮蔽的结果。

关于“日月交会”或曰“交食”的周期，公元前7年西汉刘歆编制的《三统历》，已确定了135个。

东汉著名天文学家张衡在《灵宪》中，对“日食”“月食”原理给出了十分准确且完整的解答。学者们认为，其为中国古代“交食”理论定型的重要标志。

再至唐代，《五纪历》（762年）相当精密地测定了358个“日月交会”周期。

而西方对此周期的最早测定，是19世纪中后期，由出生于加拿大的美国天文学家纽康独立提出的。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

甲骨卜辞证明，殷商时期，当时已可预测“日食”的发生。

卜辞中，相关联“日有食”“日有蚀”或“日有戠（zhi）”的共有十二组。

“食”“蚀”“戠”三字应同音同义。“食”，表明商古人大概已形成了“天狗食日”或“食月”的理念；“蚀”和“戠”的本义皆为“败创”，与 “被食”义相近。

（预报乙巳日食的卜辞）

这十二组卜辞，从“壬子”日开始，预测“甲寅”或“日有蚀”。显然，这一天“日食”并未发生，于是又有了“乙丑”“丁卯”“壬申”“癸酉”“庚辰”等日关于或可“日有蚀”的占卜。

这次“日食”，发生于“壬子”日之后第55天、“癸酉”之后第33天的“乙巳”日。中外学者考证，这次“日食”的准确发生时间是公元前1161年10月31日，当为商王祖甲在位之年代。

关于这次“日食”，发生当日又有两组卜辞被发现，皆称“日有蚀，夕告于上甲，九牛。”

（预报乙巳日食的卜辞）

由此可知——

第一，殷商时期的这次“日食”预报，还不太准确，所以才前后用了55天时间。

第二，如此频繁地贞卜，可见当时的商王室及贞人，对“日食”的将要发生，十分恐惧，这也说明，“日食”为天降灾祸的观念已然形成，“日有蚀，夕告于上甲，九牛”的隆重祭祀仪式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从上述卜辞看，从事贞卜的很可能至少有两个“团队”，而且观测并不在一地，相距大约7天路程。

（记录乙巳日食的卜辞）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证明了当时的古人，确实已经掌握了“日月交会”的周期规律，尽管还不够精确。

巴比伦人，于公元前七世纪发现了18年又11日的“朔望周期”，称为“沙罗周期”，至今仍记载于天文学史。公元前585年，古希腊人曾利用这一周期理论，预报了当年的“日食”。

但从卜辞中关于“乙巳日食”的预报来看，商代的中国古人，应该掌握了同一地点发生日食的时间周期为3个“沙罗周期”，即54年又33日这一规律。

这比巴比伦人的发现，大约早了5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