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性决定独立生育

“南瓜派”的微信里，有个30多人的聊天群，群成员都是选择独立生育的女性。

“南瓜派”给群内女性分成了两拨，一拨是在怀孕前，主动选择了“不结婚，独立生育”的女性，她们的经济能力、心理状态，能获得的社会支持更充足。

另一拨带有一定的被动性质，与前任分手或离异后发现自己怀孕了，男方知情后不愿承担养育责任，或者直接离开了，经过一番抉择，她们决定生下孩子。这其中有些妈妈非常年轻。

"后一拨妈妈我很少在群里看到她们发言，说不好她们的状态是好还是不好，前一拨人，从在群里的活跃度来看，状态是挺好的。"

“南瓜派”将自己归于前一拨。她有过一段婚史，离异后没有再婚的打算，但不排斥生育。离异后的一段恋爱中，孩子来了，她几乎未做犹豫，便打算生下来，男友在交往中已经表现出一些暴力倾向，考虑到孩子的成长，“南瓜派”与他断了来往，“其实当时对他还有感情”。

分手前，两人用了很短的时间，在孩子的养育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小孩出生后，抚养权归“南瓜派”，对方不承担任何养育责任，也不介入“南瓜派”和孩子的生活。

她决定独自生育

一个在“不结婚的前提下，自己是不是要个孩子”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女孩H，曾经咨询过“南瓜派”。H生活在北方，以她的经济能力，独立养育一个孩子不成问题。

“南瓜派”从个人经验的角度，建议H把原生家庭的支持度，列入考量范围之内，“父母的接纳度和支持度，跟经济能力是并列重要的。父母的态度，对于你的养育过程顺不顺利，你能不能保持好的状态，起着很关键的作用。”

在“南瓜派”的叙述中，养育孩子这几年，她几乎未碰到能称为困难的状况。这种顺利，与她获得的支持力量有绝对关系——家庭的经济能力；父母和“南瓜派”本人的社会地位；她的智识水平，以及对单亲母亲身份的自我认同感。

“南瓜派”生活在沿海某城市，怀孕时她正在高校进修。胎儿稳定之后，她把独立生育的决定告知了父母，“当时我的态度，没有商量的意思，就是要把孩子生下来”。一开始，父母不太支持她，她正在念书，没有多少经济收入，不过，这对父母来说不是大问题，最关键的是，她要在未婚的状态下生育，这在父母的观念里，“不太理智”。

或许是考虑到“南瓜派”的年龄（当时她三十多岁），或许是看到她表现出的态度，父母很快接受了她的决定。她的家境丰裕稳定，父母的时间也充裕，无论是在财力上，还是在孩子的照护问题上，父母都能给她提供有力的支撑。

这几年在大家族的聚会中，“南瓜派”没有在亲戚中间，听到任何的非议或者窥探式的提问。“南瓜派”判断，父母在家族中享有一定的话语权，以及自己的高学历身份，一定程度上消减别人在生育问题上的负面议论。

“父母、原生家庭，身边的人的态度，代表了所在地的文化环境。假如父母接受度很低，相应地，周围环境的包容度可能也不够高。”

“父母如果不支持，那你可能真的就是独抚。独抚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因为这个决定你彻底剥离出原生家庭，以后遇到任何困难，你无处可说，无处寻找支持，孤立无援，这个就非常痛苦，我觉得这也很可怕”，“南瓜派”说。

相较于“南瓜派”进入母亲角色时的稳定与成熟。蒋黛生孩子时刚刚步入社会，她独立养育的经历，也是一个年轻母亲在跌跌撞撞中成长的过程。她的讲述里，涉及到更为具体和细节化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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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黛生活在湖南，选择独立生育，蒋黛带有一定的被动性质。

2009年，发现自己怀孕后，她与当时的男友在生育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男友坚持要做丁克族，她渴望成为母亲。况且，她的体质不易受孕，医生告诫过她，如果不留下这个孩子，将来怀孕的几率很低。她与男友无法达成一致，选择了分手，比较幸运的是，男方愿意在经济上承担一部分责任。

决定生下孩子，对蒋黛是个极大的挑战。当时她大学毕业不久，经济上没有任何积累，孩子的生父在国外读书，能给到的经济支持有限。她的老家位于湖南某个县城，熟人社会藏不住秘密，人们的观念也更加保守，她在老家备孕，亲友、邻居间的议论沸沸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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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多少社会经验，对未来没有任何概念，所以顾虑重重， 更不确定“能不能养活孩子”。同时，她还要消化分手带来的感情创伤。

父母给了蒋黛极大的支持。很多亲戚劝说父母带蒋黛做流产，父母替她挡下了这些压力。临近预产期时，担心蒋黛的负面情绪导致早产或其他意外，母亲陪她睡在一张床上。在她工作稳定之前，“买奶粉，小孩生病上医院，都是靠着爸妈父母的开支 。” 一直到孩子3岁半，蒋黛在株洲安定下来后，才把孩子从父母身边接过来。

熟人社会带来的社会压力，直到蒋黛把孩子带到株洲以后才消减。城市生活保护了她和女儿的一部分隐私，在邻居、女儿的同学眼中，她们属于单亲家庭，这在离婚率较高的城市环境里，并不少见。“现代人思维会越来越包容，理解、接受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职业带来的自我认同感，也消减了社会环境带给蒋黛的压力。“升职了，加薪了，工作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越来越熟练，这也会跟我带来很大的个人价值。”

微弱的社会支撑

蒋黛与“南瓜派”，共同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抛开家庭层面的支持，她们能从社会和制度层面获得的支持几乎为零。作为独立生育者，她们也很难从社会环境中获得相应的尊重和认同。

生产时“南瓜派”属于非就业身份，她没有享受到生育保险和生育津贴。蒋黛比她好一点，在生产时享受到了当时缴纳的新农合医保。

2022年8月17日，在国家卫健委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有媒体问及，未婚生育女性领取生育津贴可能存在障碍，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回应道，社会保险法遵循权利和义务对等，只要履行了生育保险的缴费责任，国家层面在待遇享受方面没有门槛，而且在经办服务清单上，关于享受生育保险、生育津贴所需提供的相关材料，也不需要结婚证等材料。

这是国家层面，首次明确非婚生育女性可领生育金。

此前，法律一直未明确赋予非婚生育的相关权利，因此，国内不同地区的非婚生育女性在领取生育保险或津贴时，遇到过层出不穷的困难。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地区在不同时间段，对非婚生育女性享受保险或津贴的规定都可能不一样。这就像在非婚生育女性面前竖了一道门，在国家没有明确的前提下，门多数时候紧闭着，有时候打开了，不久后又合上了。

这期间有不少非婚生育的女性，通过法律诉讼，行政复议等手段，争取自己的这项权利。律师董晓莹从2015年开始接触独立生育女性群体，并为她们提供公益性质的法律援助。董晓莹介入的案例中，只有一部分人成功争取到了生育保险。

“社会层面的支持，能得到的微乎其微，几乎感觉不到”，“南瓜派”说。在社会组织中，支持非婚生育女性的社会性组织也很少，“未来家”是她知道的，国内唯一一个关注独立生育女性的公益性质平台。

我在两年前跟进一个非婚女性争取生育保险的选题时，曾被“未来家”的社群运营人员，拉进他们的微信交流群。当我在群里表明身份后，有群友马上提出质疑，“我们是非婚妈妈交流群，媒体人在这个群里，我们的对话和聊天不都暴露给她了吗？”

董晓莹也在这个群里，后来我们聊到这个细节，董晓莹提到她曾接触的一位知识女性，对方与男友分手后发现自己怀孕。独自将孩子生下后，这位女性对非婚生育身份怀有着强烈的耻感，并因此产生了抑郁情绪。

在董晓莹接触的非婚生育女性中，“对隐私保护极其敏感，缺乏被社会接纳的安全感”，是她们的共性。相比北上广深，在非一线城市的社会环境里，非婚生育女性遭受的歧视、污名化更为严重。

这篇文章发布后，一些读者在留言区质疑非婚生育群体里中“存在小三角色”，事实上，文章中的三名女性，都是在一段严肃的、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恋爱关系中怀孕，由于各种原因未能与男方结婚，才选择了非婚生育的方式。我试图提醒质疑者，这种议论可能会让非婚生育群体再次遭遇污名化，但收效甚微，在这沮丧又让人有点愤怒的沟通中，我骤然理解了群里那些女性的不安与敏感。

在蒋黛的生活经历中，她确实感受到了来自周围环境的照顾和帮助。这种支持，更多是出于一种朴素的善意。

比如在求职过程中，蒋黛会提前跟面试官讲明自己的家庭状况，“多数时候，他们知道你的情况，还是会录用你”。有几年蒋黛的工作是单休制，逢周六她要把孩子带到公司。老板和同事们的态度很包容，有时她忙起来忘了管孩子，同事会顺手照顾一下，还有同事专门给女儿准备了毛毯。

女儿读幼儿园那几年，她在物流业工作。双十一期间，她每晚加班到9点、10点下班是常事，幼儿园的园长和老师特别照顾她和孩子，“我没能准时去接，他们会把女儿放在全托班里，跟那些小朋友一起玩。全托班的孩子睡了，还有一个老师专门陪着我女儿，在房间里看动画片”，如果幼儿园关门时她还未下班，园长会把孩子带到车上，然后开到母女俩居住小区的门口，等待蒋黛下班。

另一种参考

曲童在德国独自养育儿子悠悠。与“南瓜派”和蒋黛的情况刚好相反，独在异国，她能得到的家庭支持微乎其微，不过，德国对于单身养育者，有一套完善的社会支撑系统。

2008年，曲童在德国读大学时，与一名德国男子恋爱。这段恋情刚刚结束，曲童发现自己怀孕，她告知孩子生父后，对方没过两天便人间蒸发。经历了艰难的抉择，曲童最终决定留下孩子。

非婚生育、单亲家庭在德国相当常见，当地不存在社会眼光的问题。可这层身份还是对曲童产生了一定的困扰，困扰更多来自于她从小接受的教育和文化背景。她要花费漫长的时间，逐步摆脱这份困扰。

由于找不到父亲，孩子出生后，无法确定与对方的父子关系，孩子无法申请德国国籍，也无法申请相应的政府补助金。曲童为了生存中断了学业。孩子刚出生那段时间，她独自照顾孩子，还要做很多种兼职，每天只有两个小时的睡觉时间。

曲童当时经济拮据，没有任何的养育经验，在德国没有亲戚朋友可以依靠，又处在一个文化传统、社会习俗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这给她接下来的生活，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孩子几个月大时，正处于声带探索期，有天他在家里尖叫，曲童言语制止无用。害怕影响邻居，她打了孩子一巴掌，邻居看到后随即报了警。在德国社会，家长不可以打孩子，当时她还不知道这一规则。

那段时间她患上腰椎突出，某天做饭时不慎将热汤浇在了大腿上，造成严重烫伤。没有人帮忙，她只能独自带孩子就医。她敲响了邻居的门，邻居帮她把儿童推车抬到楼下，她忍着大腿上钻心的痛，推着小推车，花了半个小时挪到了诊所楼下。

此时她再无能力抱孩子上楼就诊，出于对当地治安的信任，她把放着孩子的小推车停在了一楼门口。这个行为引起了医生的警惕，“医生觉得这会给孩子带来危险”。

由于文化背景和养育理念的差异，很快曲童又遇上了更大的麻烦。

她患上了产后抑郁，在与心理医生，精神科护士接触的过程中，因理念上的巨大差异，产生了大量的误会，“在中国，大家坐在桌子上，几盘菜一起吃，这很正常。我可能是那家医院接待的第一个外国人，在护士看来，我从孩子盘里舀了一勺饭，又把自己的饭舀给孩子一点，是无法理解，也不能接受的。”

在接二连三的误会中，医院认为曲童缺乏照顾孩子的能力，建议德国青年局强制剥夺曲童的抚养权。德国青年局负责处理单亲养育家庭的诸多问题。青年局评估后，最终没有剥夺曲童的抚养权。此后，青年局帮助曲童解决了很多迫切的现实困难。

考虑到曲童的养育能力和实际困境，青年局要求母子俩搬进青年局特别设立的“互助之家”，这里居住的，大多数都是缺乏足够抚养能力的单亲母亲。曲童和孩子在此处生活了两年，大楼里有青年局派驻的工作人员，“要么是社会学专业的，要么是心理学专业的。他们非常专业，对我也非常非常好，我遇到问题咨询或者求助他们，他们都会想尽办法解决”。

重重压力下，曲童和儿子的小家庭也出现了问题。

曲童出现了抑郁症状，“最开始的几年，我觉得特别无望，精神绷得特别紧”，曲童形容自己被挤压成了“一个枯竭的水桶”。抑郁情绪波及到她与孩子的相处模式，“情绪上来了，就会对着孩子大喊大叫”，这影响了孩子的心理状态，儿子日常表现得非常叛逆。

曲童怯于跟别人起争执。儿子跟其他孩子发生了冲突时，她的处理方式也欠妥，“只会责怪他又惹了麻烦，没有能站在他的背后，为他争取公平”。“在抗争我的命运的同时，我对他是相当苛刻的，整个支持是不够的，他感觉不到我能保护他”。

在儿子读小学二年级时，青年局为曲童与孩子找来了不同的心理咨询师。同时还有专门处理亲子关系的社会工作者，对小家庭做长期的跟踪。青年局的专业人员跟曲童讨论过教育方式的问题，“他说家庭过于严厉，会使孩子特别叛逆。我觉得我和孩子就是这样的”。母子俩的心理状态和亲子关系，在专业人员的干预下，渐渐趋于良性。

作为单亲母亲，曲童在职场也很不顺利，“每一份工作都做不长，孩子太叛逆调皮了，经常是手上正忙着工作，老师的电话来了，说孩子又怎么了，你赶紧来一趟，这就导致找一份工作，失业，再找一份工作，失业”。青年局帮曲童走出了这个循环，在青年局推荐的工作机会中，她争取到一份相当稳定的工作。

通过青年局，曲童加入了当地的单亲妈妈社群，这个群体分享育儿经验，相互提供精神支持，也有儿童旧衣物捐赠。那几年，儿子的小衣物很多来自于此，“每件衣服都洗的特别干净，叠得一丝不苟，带着清香，你真的能感受到对方的善意和尊重”。

国籍的问题一直到孩子四岁半才解决，确定孩子与生父的关系，是青年局的工作职能之一，当孩子的生父拒绝承认孩子身份，拒绝支付抚养金时，青年局会向法院申请，上门强制提取DNA。曲童在孩子四岁时，找到了孩子奶奶的住址，在青年局的帮助下完成了亲子鉴定。“这类问题在德国更常见，出现得也更早，他们已经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处理机制了”。

申请到国籍以后，政府每月发放给母子俩一笔儿童金和抚养金（找不到亲生父亲，无法强制要求对方支付抚养金的情况下，德国政府会给一二百欧元抚养金做补助），“虽然数量不多，但就我的经济情况来说，已经是很大的帮助了”。

在社会支持上，曲童还能举出很多例子。比如德国的大学，也会给学生当中的单亲母亲提供支持。“有专门提供给单亲妈妈的宿舍，有专门的机构提供兼职机会。宿舍、教学楼周边，专门设有托儿场所，给上课、做兼职的妈妈提供托管服务”。

“德国社会，你可以想象为，已经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网。这个社会上相对弱势的，以及短时间内遇到困难的群体，都能得到这张网的支撑。”

不过，在德国，这种保障性资源相对需求群体来说，也是有限且紧缺的，援助并非唾手可得，“需要繁琐的申请，需要等待，需求也要按轻重缓急来排序”。

制度与社会保障，也很难解决曲童生活中一些微妙的处境。儿子在幼儿园、学校时，有几年经常与同学打架、起冲突。遇到这种事情，其他家长会忽略事实本身，一股脑地把问题归在儿子身上，“你作为一个亚洲女人，独自带着一个孩子，你还是会感到孤立。”

家庭的自我认同

在我和“南瓜派”对话的前一天，女儿问“南瓜派”, “我有爸爸吗？” 她告诉女儿，“你有”。女儿又问她，“他去哪儿了”，“南瓜派”回答，“我们不在一起生活，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女儿继续问她，“他什么时候回来？” “南瓜派”回答说，“不是所有人，都一定会跟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而且他回不回来，其实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女儿从4岁多开始，会提起与父亲有关的问题。身边的小朋友，也会问女儿这个问题。在孩子问出这个问题之前，“南瓜派”心里做过准备，可当女儿真的问出口时，她还是觉得措手不及。‍‍‍‍‍‍‍‍‍‍‍‍‍‍‍‍‍‍‍‍‍‍‍‍‍‍‍‍‍‍‍‍‍‍‍‍‍‍

“我觉得我的表达方式，还是蛮重要的。语气、表情、表达，我觉得都会影响她看待这个问题。我跟外公外婆，还要有一个一致的说法，不能你说一个，我说一个”。

在跟我聊天时，“南瓜派”还在斟酌如何跟孩子解释这种非传统的家庭结构，“得有一个逻辑相对严密，系统的故事，把前因后果跟她讲一下。打游击一样，零零碎碎地讲，还是不太行。” ‍

在决定独立生育时，“南瓜派”给孩子做出了更先锋性的选择。但社会环境和孩子的接受能力，决定了女儿理解这个选择，需要一个过程，“现在这个故事，可能不会跟现实完全一致，但不能完全偏离现实。我觉得这里面的‘编’，可以是一个善意的编排，等她到了一定的年龄，逻辑、思维能力相对成熟后，我再告诉她最真实完整的版本。”

曲童的儿子悠悠今年十四岁了。前不久，悠悠问她要了自己的出生证明，“看完以后，他还给我时什么也没说。我觉得按道理，他要问点什么的，那张证明上有他父亲的名字。”

关于父亲的困惑，悠悠在6个月大时已经表现了出来。有一天曲童带着孩子在餐厅吃饭，一对父子推门进来，悠悠看见那名男子眼睛亮了，咿咿呀呀地冲着对方喊papa(“爸爸”的德语表达)。男人的儿子在旁边抢白悠悠，“这是我爸爸，不是你爸爸”。悠悠没有再吭声，曲童也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过了两天，她去托儿所接儿子，看着别的小朋友扑向爸爸，悠悠扑进曲童怀里，喃喃地说，“妈妈”，曲童猜测，孩子限于表达能力，其实想说的是“你有爸爸， 我有妈妈”。

除了类似的情感流露，悠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问过曲童关于父亲的问题，曲童也没有跟孩子谈及父亲，“但是我做好了回答的准备”。曲童猜测，社工或许跟孩子聊过关于父亲的话题。社工在跟曲童的一对一交流时提及过，孩子可能某一天会去找他的爸爸，这种情况下不要去阻止他，他要有自己的判断。

如何回答孩子有关父亲的问题，曲童发现，德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与中国人有巨大的差异。

“我妈希望这么回答孩子，‘爸爸不知道你的存在，他是很期待你到来的’。在我们眼里，这是个善意的谎言”。

“在德国社会，大家认为一定要跟孩子说实话。他们认为，孩子有权利知道真相，知道后他会有自己的判断。而不是说，一开始你用善意的谎言让他心存希望，哪一天希望破灭了，这对孩子来说打击更大的”。

这种差距，跟两国社会观念和环境差异有不小的关系。单亲养育在德国更为常见，除了单亲妈妈，还有单亲爸爸。如果单亲父亲或母亲缺乏养育孩子的能力，孩子会送往寄养家庭，这些寄养家庭，都经过政府机构的严格评估。

当然，德国也存在不少社会问题。在青年局提供的住处里，曲童见到过数个十几岁的单亲妈妈，其中一个女孩刚满14岁，她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从我的观察来说，德国主流社会还是希望以家庭为单位来抚养孩子，家里面有父亲有母亲最好。但社会出现了很多新的关系模式，这种现实下，他们也希望单亲家庭的孩子尽可能健康地成长，能做到这点，得益于他们相对成熟的保障体系和社会支持度。”

蒋黛的女儿也有14岁了。这些年生父看她的次数，“两只手数得过来”。孩子在幼年对父爱有过渴望，4岁半时，女儿第一次见到父亲，她乖巧得与平日判若两人，不止于此，蒋黛发现女儿在有意地讨好父亲，这令她心疼又气恼，“这不应该是4岁孩子的状态”。

现在，女儿几乎不会再流露对父爱的向往，“我知道他付出了物质，但我感受不到任何感情”，女儿说。

即便这个家庭里没有父亲，蒋黛对孩子的成长是有信心的，“她的性格很好，在学校交了很多亲密的朋友。她也能接纳单亲家庭的状态，小学一年级时同学的父母离婚，她还开导人家，‘很多家庭都是这样，这没有什么’。”

这几年，蒋黛很享受自己的家庭状态，在同龄女性身上，她看到婚育女性的普遍困境，“身边很多朋友的婚姻质量并不高，婆媳矛盾、丧偶式育儿，老公各种不省心，家庭生活一地鸡毛，她们还羡慕我过得清静”。

蒋黛希望女儿有一天能更坦然地接受这段特别的父女关系。她开导孩子，“爸爸是比较坚定的丁克主义，他不是不喜欢你，他是所有孩子都不喜欢”。”等你长大了，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会慢慢变化，原来不能理解的事情，你将来会慢慢理解的。你将来不想生小孩，妈妈也尊重你“。

董晓莹接触的独立生育女性中，不少人跟“南瓜派”、蒋黛一样，对自己的身份有足够的自信，她们称自己为”独立抚养者“——在妈妈和家人的陪伴下，孩子同样可以得到充沛的爱，成长为人格健全、自信快乐的人。

“在一个父亲很少出现或者从来未出现的家庭里，这个角色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我认为是人为地赋予了一些意义在里面。” “南瓜派” 以 吴卓林（成龙与吴绮莉的女儿）和谷爱凌为例，对比了环境、家庭，母亲的经济独立能力，对独抚家庭自我认同感的影响。

在“南瓜派”看来，吴绮莉生活的香港社会，对她非婚生育的包容度极低，公众、舆论还有很多歧视性、污名化评价。吴绮莉也未能实现经济独立，一直需要依赖母亲的经济帮扶。况且，吴绮莉的原生家庭本身就“比较糟糕”，“南瓜派”在媒体报道中看到过，吴绮莉跟她母亲要生活费时，母亲把钱扔在地上，让她自己从地上捡。

“从这些细节其实也可以看到，吴绮莉和孩子生活的环境，并不支持她们的家庭结构，对她们甚至是排斥，孤立的状态。”

反观谷爱凌在美国的生活环境，社会对独抚女性更包容，谷爱凌外婆支持妈妈的养育选择，一直和母女俩生活在一起。除了这些，谷爱凌妈妈的赚钱能力非常厉害，这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抛开名人生活环境的特殊性，“南瓜派”看过国外一项在普通人中开展的研究——对比60年代，80年代，以及2010年之后出生的，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的孩子，“随着时间推移，不同家庭结构的孩子，在学业表现、心理健康水平上的差异越来越小。尤其是2010年后出生的孩子，两类家庭真的没有那么明显的差异”，差异的缩小，与社会对单亲家庭的包容度，女性的职业空间和经济收入水平，有直接关系。

“对于独抚妈妈来说，社会有没有给她们支持，周围群体对妈妈的态度，自己的经济独立能力，对这个小家庭的内部环境，对孩子的成长其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南瓜派”说。

备注：文中曲童、蒋黛为化名。

撰文|黄粟

本文来源观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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