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在困惑中前行

作者 | 熊诗维

作者单位 |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原文 |

很荣幸，我和导师岳永逸教授合作完成的《社会学实验：人文区位学中国化的演进》得以刊发在《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6期！在此我希望分享这篇文章背后的一些故事及心得。

走进学科史

尽管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社会思想家，也曾涌现丰富且独到的社会思想，但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时间并不算长。读博以前，我对中国社会学史的了解大致以费孝通先生为轴心展开。作为20世纪80年代重建社会学的领头人，费先生不仅奠定了当前中国高校社会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基本面貌，其著作与回忆也勾勒出一幅包括吴文藻、潘光旦、林耀华等中国学者以及派克（R. E. Park）、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布朗（A. Radcliffe-Brown）等西方学者在内的社会学早期图景。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学派”及其社区研究亦成为学界津津乐道、口耳相传的社会学本土化实践的表率。

第一次听导师岳永逸教授提及许仕廉、赵承信、李安宅、杨堃、黄石、黄迪、蒋旨昂等中国学者时，刚刚步入博士生学习阶段的我竟茫然不知。对于我的薄识与窘迫，导师看在眼里，却并未责难，他耐心地为我讲解这些人的生平与贡献，向我推荐他们的经典著述，并鼓励我自主查阅研读。在导师的指引下，我开始了解这些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略显神秘的人物，搜寻翻阅他们的研究著述，并渐渐对中国早期社会学，尤其是燕京大学（燕大）社会学的演进历程有了一定认知。在此过程中，导师会在每周课堂上针对我的阅读情况进行拓展补充，解答我的疑难困惑。博士第一学期快结束时，我已能独立奔走于校图书馆、藏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在各大数据库中查找所需资料，阅读繁体字文献的能力也突飞猛进。更重要的是，我对早期社会学史的理解不再局限于一个个孤立的人物，而是形成了人物、事件与时代相互交错、联系、承接、辉映的时空关系网。

原来燕大社会学系的系主任不止有吴文藻，还有美国社会学家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明确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许仕廉以及在20世纪40年代主导了平郊村（前八家村）这个社会学实验室的赵承信；原来与费孝通同在燕大求学的不止有林耀华，还有后来因写作《中国社会中的宗教》（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而蜚声海外的杨庆堃，以及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本土化发展的蒋旨昂；原来中国早期社会学不仅深受英国人类学的影响，还积极引入美国文化学派、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方法，借鉴融合了法国社会学、民族学与民俗学的学术传统……这些发现重塑了我对中国社会学史的认知，启发了我对历史的想象与思考，更激起了我进一步探索学科史的兴趣。于是，当导师与我商议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时，我坦言希望能够继续学科史的深挖与研究。对于我的决定，导师非常支持。深耕于中国民俗学史、社会学史的他深知当前学界对学科史的认知与发掘还远远不够。导师常说，学科史的研究就像在搭灶台，只有灶台搭好了，才能做出美味的饭菜。温故可以知新，继往方能开来。了解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从中汲取智慧、知识与资源，才能推动一门学科不断前进、壮大。

平郊村引发的思考

基于多年的研究经验，导师建议我先以蒋旨昂、赵承信两位学者为切入点，搜罗他们的相关文献、著作，并结合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由点到面、以小见大地开展研究。随后，导师敦促我将赵承信1948年发表的介绍平郊村“社会学实验室”的英文文章翻译出来。学术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也是基于文本的一次学术考察。起初，我曾将“Social Laboratory”直译为“社会实验室”。导师看到后严肃地纠正了我的错误。他指出，学科史的研究与翻译一定要尽可能还原作者的原意，赵承信曾在《平郊村的进程》一文中，明确使用“社会学实验室”对译“Social Laboratory”，涉及到这类关键词汇，应该严谨核对，尽量沿用作者自己的表述。

在翻译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对赵承信主导建设平郊村“社会学实验室”的缘起、目的与过程有了一定认识，并对燕大师生围绕平郊村开展的系列研究产生了好奇。这些导师在课堂上念叨多次的毕业论文究竟有何过人之处？在阅读了陈封雄《一个村庄之死亡礼俗》、石堉壬《一个农村的性生活》和马树茂《一个乡村的医生》等论文后，除了感慨于前人翔实、丰富的调查研究，我亦产生了一些困惑。这些燕大的毕业论文虽也是以乡村为考察对象的社区研究，但与同时期吴文藻、费孝通主镇的“魁阁”研究并不相同，与李安宅、蒋旨昂等在西南地区的社区考察也有差异。平郊村的系列研究尤为重视对研究活动、方法的反思与总结，其关注村社区日常生活的人文取向以及对时空关系的把握更是别具一格。这不禁使我思考，这些浸透着燕大社会学传统的社区研究，为何会出现这些差异？如果说“魁阁”系列研究主要受到功能人类学的影响，那么平郊村研究的独特之处又来源于何处？

带着这些疑惑，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燕大社会学的发展历程，而蒋旨昂的研究无疑改变了我对20世纪30年代燕大社会学系的认知。蒋旨昂与费孝通一样，在1930年进入燕大社会学系学习。也是在这一年，燕大清河试验区正式开办。蒋旨昂积极投身清河试验区的工作，并对试验区内的卢家村进行了一年多的深度考察，这使他在田野作业基础上完成的毕业论文《卢家村》明显区别于费孝通基于文献研究写就的《亲迎婚俗之研究》。在《卢家村》的研读中，我发现蒋旨昂尝试将家庭活动视为一种组织行为，并将家庭视为目标一致、集体行动的组织。这一观点明显受到派克的影响。而且，从蒋旨昂后来的乡村社区政治考察与社会工作理论中，我们都能够窥见派克学术思想的影子。于是，我开始进一步思索：1932年派克在燕大的讲学在中国社会学史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赵承信主导的平郊村社会学实验与派克有着怎么样的联系呢？

写作、修改与投稿

其实，早些年阅读费孝通的《补课札记》时，我亦产生过类似的疑问。费先生晚年将孙末楠（W. G. Sumner）、派克、史禄国（S. M. Shirokogoroff）与吴文藻并列，把他们视为其一生学术思想的源头，其中花费了大量笔墨重书派克及其人文区位学。相对而言，学界对派克的评述与再研究并不多，人文区位学对中国社会学的具体影响更是鲜少提及。这与燕大当年为纪念派克来华，整理出版《派克社会学论文集》一书中所呈现的燕大师生的热情与推崇大为不同。

我向导师表明了这些思考与困惑。听完后，导师并未直接抛给我答案。他向我提及国家图书馆有部分赵承信早年写作的文章，这些文章或许可以解惑。兴致冲冲的我前往国家图书馆查找，发现赵承信曾在1933-1934年在《天津益世报》上连续发文介绍美国人文区位学。他不仅解释了将“human ecology”译为“人文区位学”的学术考量，还从理论沿革到研究应用对人文区位学进一步系统诠释。对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性研究，赵承信更是如数家珍。结合赵承信运用人文区位学考察中国人口的博士论文，能够肯定的是赵承信深受人文区位学的影响且对人文区位学的中国化起到了关键作用。基于这些发现，我写了一篇文章《都市、社区与位置：赵承信对人文区位学的引介》作为该学期导师课程的期末作业提交了。

现在回看，这篇文章的内容还仅限于赵承信对人文区位学的介绍，篇幅短小，浅尝辄止，多处引注未能核实，是非常粗糙、不成熟的文本。如果没有导师认真回复的修改意见，这篇文章大概会和其他课程作业一样，在课程结束后被我扔进某个文件夹“尘封”起来。导师的鼓励与点拨，让我在该学期结束后，沿着人文区位学的脉络进一步阅读，并试图发现人文区位学与中国社区研究之间的关联。经过几个月的拓展与思考，再次提交给导师的文章已经有所扩充，标题也改为《人文区位学中国化的演进与社区研究的两种路径》。

很快，导师针对这一稿提出了进一步修订建议。为了使文章观点更清晰、论据更翔实，他不仅给我推荐了数篇我尚未涉猎的文献，还将自己当时并未出版的《终始：社会学的民俗学（1926-1950）》的书稿发给我，以便能进一步启发我的思考与写作。有了导师的引导与帮助，这一稿的修改容易了不少。第三稿提交给导师后，他便开始对文章的结构、内容、材料、语言等进行全方位大刀阔斧的修补与完善。接下来的一个月，导师前前后后发给我的修订稿就有好几版，每一版都在原来的基础上焕然一新。标题、摘要、结论等关键部分，导师更是反反复复地修正、增删。期间，导师会温和地指出我文章中存在的问题，向我解释他为何要这样修改，有了新的思路也会与我一同商讨，倾听我的看法和意见。经过导师的梳理与提升，文章已然脱胎换骨，题目也确定为《社会学实验：人文区位学中国化的多元演进》。

2022年12月，我们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将文章投给了《社会学研究》。3个月后，我们收到了编辑部发来的匿名评审意见。根据匿名评审专家颇具建设性的审稿意见，我们对文章内容进行了多次调整、补充。考虑到“多元”一词可能造成的含混与歧义，文章最终更名为《社会学实验：人文区位学中国化的演进》。

致谢

回顾这篇文章构思、写作、修改、投稿的全过程，我感到非常幸运。学科史研究在社会学中并非主流，一个“史”字决定了该领域的探索需要有跨学科的知识储备、广博的文献阅读积累以及宽阔的眼界，而这些显然是初出茅庐的我尚不具备的。因此，非常感谢我的导师岳永逸教授。若非导师“授人以渔”的指导、始终不固守一隅的跨学科格局，便不会有这篇文章。正是导师的谆谆教诲与对文章的反复打磨，使文章得以成形并臻于完善。

在学术创作中，环境、资源与非正式交流等因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篇文章的写作也不例外。导师课堂上的讨论交流、师门组织的沙龙常常引发我的思考。闻翔老师开设的社会学史专题课程让我对早期社会学的发展与研究有了更为全面的认知。黄兴涛老师、曹新宇老师的课让我对史学研究范式有了一定了解，丰富了我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导师组织的“学科史的读与写”论坛汇集了社会学、民俗学与人类学等领域众多优秀学者，期间的对话交流丰实了学科史的研究路径，开拓了我的眼界。此外，奂平清、黄盈盈、郑少雄等诸位老师对我同样有着诸多启迪。最后，特别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和责任编辑的细致编校。他们的修改意见最终让这篇文章以更加完满的形式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