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遵义会议期间投下关键一票,支持主席进入新的“军事三人团”,从而解除了博古与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也是遵义会议之后,红军转危为安,跳出了国民党的包围圈,顺利到达了陕北。
遵义会议不仅挽救了红军,也挽救了中国革命。1972年,主席提起王稼祥时,还称赞他对革命有功,说:“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也是在这之后,王稼祥重新复出工作,进入新成立的负责外事工作的领导班子,协助总理搞外事工作。
其实,1966年,“十年特殊时期”刚开始时,王稼祥只是“靠边站”,并没有受到批斗,中联部也几乎没有张贴他的大字报,只有6月9日,王力贴出了一张《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大字报针对王稼祥。不过,不久后,康生却盯上了王稼祥。
康生在延安时期就擅长整人,曾发起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迫害了很多从城市而来的有志青年。“十年特殊时期”开始后,康生担任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手中的权力很大。
那段时期,康生一直想插手中联部的工作,所以对中联部的形势十分在意。1966年6月21日,康生专门到了中联部,他看了中联部张贴的大字报后,发现大部分大字报都是批判中联部副部长许立的,批判王稼祥的只有王力的一张大字报。
康生对此非常不满意,于是就召开了中联部机关干部大会。康生一边开会,一边批评中联部的干部,对他们说:“你们看一看,你们都贴了一些什么大字报,根本没有抓住大方向。”同时,康生还对中联部的干部们说,让他们批判“三和一少”,而王稼祥就是“三和一少”的代表人物。
这里我们多说一句,所谓的“三和一少”,是1962年王稼祥等人提出的对外政策,具体指“对反、帝、修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王稼祥提出这项政策后受到了批判,康生要的就是批倒王稼祥,所以才要求中联部的造反派张贴“三和一少”的大字报。
在康生的煽动下,中联部的会议厅里、楼道里贴满了批判王稼祥的大字报,造反派甚至还闯进了王稼祥的家中,强行把王稼祥带到中联部,名义上是让王稼祥看大字报,实际上是批斗王稼祥。
在批斗会上,王稼祥的脖子上被挂上了“黑牌子”,造反派还让他“坐喷气式”,王稼祥的身心受到极大的迫害。当时王稼祥的身体也不好,几次被批斗之后,他的身体就坚持不住了,于是王稼祥就给中办写了一封信,中办也批示了这封信,不久后,在总理与主席的关怀下,王稼祥算是被保护起来。
康生看到王稼祥被保护起来,觉得武的不行就来文的。于是康生继续煽动造反派,张贴批判王稼祥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甚至贴到王稼祥的家中,对王稼祥进行疯狂诬陷,康生甚至把王稼祥当初提出的“三和一少”发展成“三降一灭”(即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
一段时间后,在康生的策划下,王稼祥由保护对象成为“斗争对象”,造反派频繁冲击王稼祥,王稼祥也被迫写了很多检讨。1968年4月,王稼祥被隔离审查,身心持续受到迫害。1969年10月,中办的一位副主任到了王稼祥的住处,当面宣布王稼祥被疏散到信阳。1970年,王稼祥病重回京治疗,此后便留在北京,1972年,王稼祥重新复出,1974年1月,王稼祥因病去世,享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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