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出萝卜带出泥，阜康钱庄破产案引发清廷官场“大地震”

文│刘永加

阜康银号，是清代“红 顶商人”胡雪岩创办的金融机构，规模庞大，总部设在杭州，在上海、北京、宁波、福州、镇江、长沙、武昌等地设有分号。由于胡雪岩胡生丝投资失败，又遭受上海金融风潮的冲击，再加上政治上的倾轧，导致银根短缺，阜康银号突发倒闭，并亏欠大量官款，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挤兑、清偿与官场的地震 。

“红顶商人”的金融大厦轰然倒塌

胡雪岩（ 1823-1885 ），本名胡光墉，徽州绩溪人。早期辗转进入浙江巡抚左宗棠幕府，长期为其办理军需后勤，兼办洋务；同治五年（ 1866 ）八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受命“剿办”西北回乱，胡雪岩则被委以“上海采办转运局委员”一职，专办西征大军的后勤供应。

为此，在西征期间，胡雪岩为左宗棠筹粮械、筹借巨额洋款以济军事，立下汗马功劳。经左宗棠奏请，朝廷嘉许，赏胡光墉二品红顶、黄马褂，并被授江西候补道，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借着背靠左宗棠的机遇，胡雪岩构筑了以钱庄、当铺为依托的金融大厦，并开办了药店、丝栈等业务。

光绪九年（1883）12月6日，突然传来了阜康银号倒闭的消息。最早向朝廷报告的是兼管顺天府事务的都察院左都御史毕道远和顺天府尹周家楣，他二人联名上了《阜康商号关闭现将号伙讯究各折片》，告知朝廷：京城阜康银号协理汪惟贤前来自首，供认银号已经倒闭，经理已经弃店逃跑。

清廷接到奏折后，十分重视，当日下旨，要求毕道远、周家楣将阜康银号所经手的公私款项逐一查明登记备案；令闽浙总督何璟、浙江巡抚刘秉璋查封胡雪岩在浙江原籍的资财，以备抵债；还要求各省督抚将辖区内的胡雪岩产业先行查明。

清廷是采取密谕的方式传达这个消息，只有军机大臣以及接到谕旨的极少数人知晓此事，就是为了避免引发社会动荡。因为“该号商经手公款及各处存款甚多”，影响巨大。

阜康钱庄银票

据当时户部尚书阎敬铭奏折称，京城阜康银号倒闭后，“光绪九年（1882年）十一月间，（胡雪岩）将京城、上海、镇江、宁波、杭州、福州、湖南、湖北等处所开阜康各字号，同时全行闭歇；人心浮动，道路嚣然。”京城中的消息灵通人士早在前一天就已知悉阜康银号倒闭的消息，时为工部尚书的翁同龢在当天的日记中就已有记述：“京都阜康银号，大贾也，昨夜闭门矣。”同时，他还在12月26日的日记中，记载阜康银号倒闭引了发京城不下百家钱铺闭歇的关店潮，“迩来九城钱铺闲歇者不下百家，街市萧条，小民愁苦，恐酿事端也”。

阜康银号倒闭破产案发后，奉旨查访的闽浙总督何璟、浙江巡抚刘秉璋向朝廷奏报胡雪岩资财状况：“有典当二十余处，分设各省；买丝若干包，值银数百万两，存置浙省。”说明胡雪岩大量屯了生丝。

胡雪岩积囤生丝源于一场与洋商的生丝大战，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和外商面对面的商战。晚明以来，江浙一带已是全国纺织业的中心，但还是传统的手工纺织，仍是黄道婆那一套技术，但咸丰十年（1860年）后，英美各国的机械缫丝厂进入中国，效率成倍提升，对国内纺织业造成严重冲击，外国商人就占据了价格优势，甚至出现外国商人垄断中国蚕丝贸易的局面。

为了保护民族产业，胡雪岩决定以高于外商价格收购农民的蚕丝，控制原材料，让外国商人缫丝厂收不上蚕丝。虽然，胡雪岩干了一件为民族争气的义举，但实际上也属于一场投机，由于控制了原材料，导致生丝价格上涨，胡雪岩自然可以大大获利。于是，为了打这场生丝大战，胡雪岩投入2000万两白银，囤积了15000包生丝。然而令胡雪岩意想不到的是，由于遭到政治上的倾轧，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结果到光绪九年十一月，阜康银号的资金链突然断裂，胡雪岩不得不低价卖出生丝救市，一下子损失800万两，这也是导致其破产的重要原因。

其实，在阜康银号在倒闭前，由于光绪九年，中法战争阴云笼罩，结果在上海爆发了中国第一次金融危机，上海钱庄已经出现了一股倒闭狂潮，导致市面萧条。当时的上海《申报》报道，当年，倒闭商铺非常多，直接牵连到放贷的钱庄。2月1日上海的信源钱庄倒闭，亏损“八九万两”；4月5日，上海的利康钱庄又宣告倒闭，亏损“二十九万两”，到10月8日，又有两大钱庄亏损倒闭，市面银根奇缺。从光绪九年年初，上海有78家钱庄，到年底只剩下10家。而钱庄不断倒闭的消息，又引发了更加猛烈的挤兑。

接着出现了连锁反应，外地钱庄很快被波及，仅过两周，与阜康银号齐名的杭州德馨钱庄突然倒闭，紧接着12月1日，阜康钱庄先是杭州总部和上海分部同时倒闭，过了几天消息传到北京，12月5日当晚，北京分部门口“取银之人拥挤不断”，第二天就倒闭了。也就是说，阜康银号是上海的金融风潮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延续，在一片挤兑潮中，很难独善其身。

据《胡雪岩外传》记载，阜康银号倒闭，由于他们经营的多是公款业务，所以亏欠公款较多，其中欠浙江161万多两，欠江海、江汉两关及两江78.6万多两，而各省自行追偿的欠款还不算在内。至于所欠的私款，仅京城就有80万两。

两江总督曾国荃回复朝廷说，“胡光墉在日，统计欠缴京外各款，共银一百五十九万二千余两”，而今除了5万多两的行用水脚银外，已经用各地阜康银号的地产、资产等抵押偿清。

阜康银号倒闭案，警醒了清朝廷，开始对金融业加强监管。鉴于“胡光墉所开阜康及胡通裕票号倒欠公私款项极多，尤为可恶”，光绪十年（1884年）10月23日，清廷下旨对银庄开设分号进行规范：京外票号开设分号，必须先到户部等申请执照；各省要将开设票号商人的姓名、住址造册送部，以备核查；开设票号，必须由地方官证明确为殷实富商，各票号间需共担赔偿责任；经营私款汇兑者，每个票号每年需向户部缴纳税银600两。

诱发西征借款，“旧账”遭清查

俗话说祸不单行，阜康银号倒闭后，在清算偿还欠款的时候，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七日，光绪帝根据户部提出的建议，突然谕令要追回胡雪岩在西征期间，因筹借洋款所耗费的“行用补水”等银106784两，要求胡雪岩在当年闰五月前退还。

此前的光绪十年正月，因为左宗棠与胡雪岩的亲密关系，清廷特意谕令他：“饬提追究，赶紧清理，毋任宕延。”此后，左宗棠回复上奏说：“遵查阜康号商已革江西候补道胡光墉，商号闭歇，亏欠部款及江苏公款，业经封产备抵。”随后光绪帝又下谕旨，饬令各督抚停止将京协各饷托交票号汇兑，提防类似阜康倒欠公款之事再次发生。与此同时，户部下令各省抵扣及清查胡氏票号所亏欠公款。

由于各省开报胡雪岩亏欠公款较多，清廷根据御史奏劾，迅速展开对阜康破产案的清查追缴，案件范围仅限于尽量追收阜康银号破产亏欠的公私款项，并未涉及其他。

然而，四个月后，户部以新疆南路修筑衙署急需巨款为由，突然提出要追查胡雪岩在光绪三、四年举借洋款旧案的问题，所以光绪下了这个谕旨。

对此，最为知情的左宗棠于光绪十一年（1885）三月上奏清廷，解释胡雪岩所谓“侵吞”的银两，源于当年筹借洋款以济军需时所产生的“行用补水”费用。早在同治七年（1868年），应督办新疆军务大臣刘锦棠、护理陕甘总督杨昌濬一再请求，左宗棠出面通过胡雪岩，由德国人福克引荐，向汇丰银行借款400万两。之后，胡雪岩报销了水脚行用等106784两。这其中，福克中介费2万两，水脚行用花费30200余两，结余4万多两。这里所谓的“行用补水”即今天的差旅费和活动费用，应该属于合法的支出费用。

西征的左宗棠“常捷军”

左宗棠在上奏清廷的同时，还专门致函户部尚书阎敬铭，对胡雪岩办理西征借款进行详细解释，当年因新疆修理成供急需用款，才委派胡雪岩负责借款事宜，其中开销了这笔十万多两的费用即“行用脚水”，左宗棠说：“惟陕甘咨查四百万洋款内，该革道拟存水脚、行用、补水，共银十万六千七百余两一款，前经弟查明，均系当日禀准有案，应销之款，当经咨部查照，讵部中无案可稽，又适值新疆修理城工需款，饬将此项银两追缴，解甘应用……查借用洋款本为不得已之举，而甘省饷粮两缺情形，珂乡密迩，谅所目击。军情紧急之时，不得洋款接济，真有朝不谋夕之虞，实为胡革道一人是赖……至此次借用洋款，系德国商人福克经手，胡革道并未从中渔利，人所共知。给福克行用银二万两，因此次息银只八厘零，较之前次一分二厘五毫，轻减实多，故有此举。福克现送南琛、南瑞两快船到金陵，据禀交清。后来都中一见，届时可由总署传问福克，此项行用是否是伊所得，即知胡革道并未侵吞；其水脚一项，由沪运鄂，装运轮船水脚、保险、抬力种种需费，共运过现银若干，驻鄂粮台有案可查，非胡革道所能掩饰；至补水一项，经借洋款向不误期，各省关解到之银低潮不一，若何关所解，定向何关补足，必致迁延时日，且各关解银，行之内地，本无所谓低潮，而洋人苛刻，总以银色不一，立合同时议定，所收无论何项银色，日后应照洋用银色清偿，而胡革道又不能索补于各省关正解之外，因此汇丰银行先扣银，交洋人梅博阁手，并未在胡革道处，凡此款项均经胡革道当时禀明，陕甘批准有案，不过彼时未逐件咨部耳。”

左宗棠在函中详细解释了这笔106784两费用的来龙去脉：首先，所借洋款是由德国商人福克经手办理，由汇丰银行支付现银，故具体的偿还利息均由双方商议所定，而非胡雪岩随意禀报；其次，所借银两需要异地运送，因此在运输装载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劳务、保险等费用；再次，这笔费用当中还包括了胡雪岩与汇丰银行交收现银时，由于银两成色问题所产生的额外费用，这属于当时行业中的一个“潜规则”，并非胡雪岩一人任意滥报；最后，这笔费用早在光绪七年（1881年）就被左宗棠核准并上奏。胡雪岩这笔“行用补水”费用虽在户部找不到备案，但陕甘督署已有备案，清廷对此早已知晓且准许奏销，不可能存在侵吞，所以左宗棠在奏折中恳请清廷停止追缴此项用款。

汇丰银行旧影

当时，清廷迫于中法战事爆发以及左宗棠的求情奏疏，暂缓了对胡雪岩的追查。直到光绪十一年七月以后，左宗棠、胡雪岩的相继离世，清廷重查此案，仍旧下令追缴胡雪岩在西征借款中所“侵吞”的“行用补水”，转瞬之间，京朝外省追债之书，积以丈尺计。当年十一月十二日，户部尚书阎敬铭又向朝廷上奏，请速将胡雪岩“家属押追着落，扫数完缴”，并计划将这笔余款用于解济甘肃。至此，清查胡雪岩破产案才画上一个句号。

除左宗棠为胡雪岩辩解外，还有接替左宗棠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曾国荃在致送户部的咨文中，也为胡雪岩当年的借款行为辩解外，其中写道：“户部经权互用，近因海宇肃清，定以条奏之限，从苛绳旧案，务在谨守新章。所有甘肃、新疆历次开支经费，久已汇单奏销，若胡光墉之罔市累人，故须惩以示戒，而此番案属因公支用，非等侵吞，以视户部现办章程系在旧案准销之列，应请户部鉴核，转予斡旋；嗣后不得援以为例，以昭大信！”这则咨文，曾国荃明显在为胡雪岩辩护，并且指责户部重翻旧账有失公允。

尽管有封疆大吏为胡雪岩撑腰，却没有改变胡雪岩最终破产并沦为阶下囚的命运，甚至翻出了陈年旧账的下场。

暴露大批官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被誉为“铁笔御史”的邓承修

阜康银号的倒闭，除了普通老百姓的存款之外，也有不少的官僚因此惨遭损失，更有官员因为阜康银号倒闭暴露出有巨额资产。

光绪九年（1883年）十一月十八日，给事中邓承修上奏弹劾文煜，奏折中说，风闻阜康银号即将倒闭，协办大学士文煜在该银号中存款达到70余万两，文煜担任内外高级官员20余年，毫无建树，才识庸陋，现在暴露如此巨款显然只能是贪污所得，看来不仅仅是庸才，还有很重大的经济问题。

邓承修是光绪初年“四谏”之一，向来敢于弹劾权贵。邓承修接着说，朝廷如果想整饬官场，使官员大法小廉，那么对于位居一品高位本来应该作为官员表率的大学士文煜，绝对不能置之不理。应派遣高级官员查明文煜存款的实际数目，严厉追究来源，据实参奏惩处，“以为大臣贪庸溺职者戒”！

接到邓承修的参奏后，慈禧太后下令要求京城地方最高长官顺天府尹周家楣等，将实际情况详细查核具奏。

还没等周家楣等将查办情况上报，邓承修又上奏弹劾周家楣也有巨款存在阜康银号。邓承修说，阜康银号倒闭后，周家楣亲自带领兵丁连夜前去查封，从银号中抬走整整八大箱财物。在运送的过程中，恰好遇到巡视中城御史在巡察，御史说按照惯例，查封的官物应该经过清点核验，但是周家楣拒绝开箱验视，命令兵丁径自抬送到顺天府尹衙门。据传周家楣在阜康银号中也存有7万余两的巨款，这八大箱财物就是他擅自运走作为抵押的。

邓承修建议慈禧太后另选公正大臣去调查文煜存款案，一并调查周家楣。慈禧太后对他的这个建议不但没有理睬，反而决定由周家楣等继续调查。

经过调查，几天以后，周家楣等将调查情形上奏说：经提取阜康银号账本详细核查，现存款银只有40余万两，即使全部都算作是文煜的存款，也没有达到邓承修所说的70万两。实际上这40余万两存款都有相应的存户，存折上写清楚了属于某某姓、某某堂或者某某记，另外银号还有底簿，能够一一对应，各户存款中最多的也就是数万两，这其中并没有文煜的存款银两。不过自阜康银号倒闭后，在众多询问自己的存项有没有着落的人中就包括文煜。

文煜

据京城阜康银号协理汪惟贤供认，文煜的确曾在阜康银号存储过银两，并开有“票存”单据。因为“票存”的特点是只管认票，不论何人，只要拿着“票存”到银号，即可马上兑付银两，所以在存款簿内没有登记。

于是，周家楣等提取票根簿详细核查，发现有联号开列的5万两票根8件，6万两票根1件，共计46万两，在第一号票根上注有“文宅”的字样。

但是，顺天府衙门收有前任江西布政使文辉的请追究阜康存款10万两的呈文一件，说这是由文煜代为经手存储的。减去10万以后，还有36万的票存，票根簿中写着“文宅”字样，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文煜存的，请求慈禧太后下旨让文煜自行陈明。

十一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下旨：“毕道远、周家楣奏遵查阜康银号文煜存款一折，据称查核该号票根簿内有联号开列银四十六万两，第一号上注明文宅字样，除前江西布政使文辉呈请究追阜康银款十万两，称由文煜代为经手外，其余三十六万两簿中只注文宅字样等语，著文煜明白回奏。钦此。”

第二天，文煜哪敢怠慢，赶紧回奏。他一点没有隐瞒，解释说自己在道光年间由刑部郎中外任道员，先后升授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至今已经30余年。在此期间，还担任过闽海关监督、崇文门税务监督等“优差”；再加上自己平时向来生活节俭，在外任官多年辛辛苦苦百般节省，积攒了养廉银36万两，陆续都在阜康银号存放。自己的胞兄前任江西布政使文辉节省得养廉银10万两，因为与阜康银号向来没有来往，所以在光绪八年（1882年）转交自己在阜康银号存储。这就是票根簿中46万两文宅票存银的来源。

据分析，文煜依靠长期担任地方高级官员的养廉银、陋规收入，是有可能积攒起这30多万两现银的，在晚清时期，这并不算是贪污。

此外，文煜在咸丰年间还长期办理粮台事务，咸丰四年（1854年），清文宗命令文煜接统江北大营并掌管江北粮台事务，直至咸丰七年（1857年）调任苏州布政使，办理江南军营粮台事务。咸丰九年至同治元年，文煜先后担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分别主管山东、直隶军务。这一段时间长达8年，应该收入不少。

在文煜上奏的当日，谕旨就下了，说：“昨据毕道远、周家楣奏遵查阜康银号文煜存款数目，当谕令文煜明白回奏。兹据奏称该尚书由道员升至督抚，屡管税务，所得廉俸历年积至三十六万两，陆续交阜康号存放，等语。所奏尚无掩饰，惟为数较多，著责令捐银十万两，即由顺天府向该号商按照官款如数追出，以充公用。钦此。”

这个谕旨等于是清廷认可了文煜的自辨，只是认为文煜存款数额太大，让其捐银10万两。这种处置方式，着实令人匪夷所思，如果文煜财产来源正当，就不应让其捐银10万，如果来源不明，就应该彻底清查。也许，在晚清官场上下贪腐横行，包括朝廷在内也心知肚明，自然没有人感到意外吧。

胡雪岩开创的胡庆余堂国药号传承至今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一月，胡雪岩在贫恨交加中郁郁而终，年仅62岁。阜康银号倒闭案，是清代金融业的一次海啸级别的金融风波，尽管清政府采取了得力措施，予以处置，但其带来的影响还是很深远的，其教训也是深刻的。

胡雪岩作为一位传统的中国企业家，在官场上混得风生水起，但是面临真正的市场竞争，他显然没有足够的风险意识，阜康银号作为一个金融机构，并没有做好现金流管理，致使资金链断裂倒闭。这是胡雪岩由于受时代和认知的局限而导致的一场悲剧，给今天的企业家金融家们留下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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