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部队有多能打？老兵：冲锋枪装填铅弹，被打中不死也残废

1946年10月，大同战役失利，傅作义命其手下部队长驱直入，连取集宁、张家口，给我华北野战军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在解放战争之初，张家口是当时我军手上为数不多的大城市，而在失去了张家口之后，傅作义在报纸上刊登了一篇《致毛泽东公开电》。其文章言辞犀利，对我党极尽奚落讽刺，甚至还“呼吁”毛主席及共产党放弃“叛乱”，归顺三民主义。

出于宣传的考虑，这篇文章一经登出，就立刻被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大肆转登播报，傅作义也凭此风头，一跃成为了当时国民党内最“春风得意”之人。当然，在我党这边，尤其是华北野战军中，想要重振旗鼓，找傅作义一雪前耻之人，也不在少数。

在大同战役中，我军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傅作义的部队到底有多能打，竟能够以弱势的兵力频频出击，还接连取胜？

大同战役

1946年春，我党与国民党签订了停战协定，为表寻求和平之诚意，我党还主动让出了大片解放区，交予国民党军队之手。要知道，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都在大西南地区，华北、中原等地区只有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到了最后。

这种战略态势，对于国民党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毛主席明知这一点，可还是主动让出了这些地方。然而，我党对和平的追求和期盼，在国民党眼中却成了软弱的象征，就在停战协议刚刚签订之后，国民党的军队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调动，并对我党各部队频频袭扰。

到6月时分，做好了调动准备的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议，对全国的解放区大举进攻。在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队积极运动，对我晋察冀解放区的核心城市-张家口形成了东西包围的局面。

为了改变当前不利的现状，在中央军委的指示下，我晋察冀军区决定发动大同战役，攻下大同，打通晋察冀和晋绥两个解放区。

在前线，原晋绥区的解放军副司令员张宗逊和来自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罗瑞卿组成了前敌指挥部，统一指挥两个解放区的野战部队。

本次作战，是中央军委的指示，但两个解放区联合作战还属首次，因此难免会有一些战役上的协调问题。这些细小的问题，也为我军后来的失利埋下了伏笔。

7月底，我军完成前期战役部署，大同战役正式打响。在外围战斗中，我军侦察员发现大同守军的火力基本上集中在东面。

那里地势坡度较大，虽然这会给进攻方造成一些困难，但守城方也同样会因为视界被遮蔽的缘故，无法有效架起火力网，是一个难攻难守的地方。所以，龟缩在大同内的国民党守军将几乎所有的重炮都部署在了东侧，其余三面则炮火空虚。

了解到了这个重要的信息后，张宗逊司令员马上集中了约10个团的兵力，向大同的西侧运动过去。同时为了掩护这股部队，我军还在大同正面佯装出一副攻城的态势，用以迷惑守军的判断。

聂荣臻和陈云

大同战役打响之后，南京蒋介石很快就收到了阎锡山的急电。原来，大同本属于阎锡山的地盘，但是此时阎锡山正被徐向前带领的部队打的找不着北，根本无法去援救大同。

而大同又是平绥、同蒲线的中转站，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蒋介石为了确保战场的主动权，因此便给远在绥远的傅作义下令，命他南援大同。

为了激起傅作义的主动性，蒋介石承诺一旦傅作义一旦解决华北问题，便可任其为华北军政长官，总管华北地区一切事务。在高官厚禄的诱惑下，傅作义果然动心，他连夜召集手下将领，商议救援方案。

傅作义与国民党内多数眼高于顶的将领不同，他用兵向来以谨慎为主，从不贸然进攻，擅于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是非常难对付的一个角色。

傅作义

在抗战时期，傅作义集团是华北敌后战场上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其战斗力强悍、作风优良，是个连华北日军都头疼的对手。

商讨一夜之后，傅作义决心不去救援大同，而是转攻张家口的西翼屏障，集宁。傅作义的理由是，华北地区的八路军主力（解放战争刚开始时，八路军还未更名为解放军）现在都集中在大同周围，按照八路军一贯的围点打援战术，此时贸然过去救援很有可能会陷入包围之中。

还不如采用“围魏救赵”之计，趁着解放区八路军兵力空虚，集中兵力攻占我解放区城市，逼迫我军主力回援。

从傅作义的部署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也是一位善于争取战场主动权的指挥官。

张文舟、张宗逊、彭德怀和徐立清

我军主力部署在大同周围，其真实目的的确就是吸引国民党军救援大同，然后进行伏击。可是傅作义并没有上当，反而主动去攻击我解放区城市，这一下倒是出乎了我方的预料。

失利

9月初，傅作义的手下董其武集结了三万多人的部队，从绥远出发，仅用四天时间就突破了我军的数道防线，到达集宁城下。

此时，董其武麾下共有三万多人，而我军守卫集宁的部队却超过四万。如果我军能够据城死守，拖到大同战役结束，再合力消灭傅作义部队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但是，我军却在此时犯了个致命的错误。

董其武

聂荣臻元帅在分析了战场敌情后，认为董其武部队机械化程度高于我军，一旦董其武攻城不利，可能会就此逃跑。为了能够留下董其武，我军决定主动放开城门，诱使敌军进来，再围而歼之。

我军放开大门，董其武部果然按照我军设想的那般，主动进入了集宁。在董其武部队进城后，我军立刻按照预案进行合围，可意外在此时发生。

此时的华北野战军毕竟是由晋察冀和晋绥两个解放区的部队临时组成的，在战场协同，统一调动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结果就是导致部队没能按时进入预定位置，让董其武有充足的时间构筑阵地。

集宁战役中，虽然我军在兵力上占优，但是火力却远不如国军，尤其是缺乏重武器。因为我军进入战场的时间比预定时间晚了接近十个小时，失去了战役的突发性，董其武早就做好了火力部署，只等我军来攻。

我军在连续进攻了数天之后，也没能击垮董其武的防御阵线，还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一场本该是据城死守的战役，打到现在却成了攻城的一方，这实在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包括傅作义。傅作义在得到了董其武肯定能够顶住我军进攻的答复后，他立刻派出了另外两路大军，进攻我解放区的卓资和凉城两地，继续给我军施加压力。

9月12日左右，傅作义的援军距离集宁只有一百多公里，而董其武的防线虽然摇摇欲坠，但也能维持住战线而不崩溃。

此时，考虑到我军的伤亡情况，聂荣臻觉得就算消灭了董其武，我军肯定也挡不住傅作义的援军。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13日夜晚，我军趁着夜色撤出了集宁。

集宁失守后，我军在大同同样也不好过。虽然张宗逊司令员主攻的方向已经是大同守军的防御弱点，但是我军一来缺乏重火力，无法砸开厚重的城墙。

二来缺乏攻城的经验，许多战士仍旧没能从游击战的思路转变过来。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军主力始终还要盯防着孙连仲和傅作义的国军，无法放开手脚攻城。

时间进入到9月中旬，大同战役已经持续进行了一个多月了，虽然大同的国民党守军死伤过半，但是我军却始终攻不进去。当集宁战役失利后，我军攻打大同的主力的侧翼就敞开在了傅作义的面前，在此紧要关头，张宗逊司令员不得不下令部队撤出战斗。

由于大同没能攻打下来，国民党军便由此认为我军的战斗力不堪一击，根本不是国军的对手。因此就在大同战役结束的同时，另一个坏消息传来，郑洞国率领七个师十多万人的部队已经从东北战场赶过来，并立刻投入了对我解放区的攻击。

毛主席和傅作义

此时的我军经过了两个多月的连续作战，部队都已经疲惫不堪，而且主力还未回来，此时解放区内兵力空虚，根本无力招架郑洞国十多万人的进攻。至9月28日，承德失守，我军华北地区的核心城市张家口，此时已经有三个方向都暴露在了国军的枪口下。

大同、集宁战役的失利，让我军遭受了解放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损失。然而此时的华北野战军还来不及总结战役失败的教训，聂荣臻心里明白，无论是郑洞国，还是傅作义，抑或是孙连仲，此刻他们的目光一定都在盯着张家口。

而在失去了集宁和承德之后，我军已经失去了守住张家口的条件，为此，聂荣臻不得不下达撤出张家口的命令。

逆转

我军主动放弃张家口，是本着存人失地的原则，保存有生力量，留待日后再战。可无论话怎么讲，张家口的沦陷，的确就是我军的失败，而且是一大惨败。据战后统计，在整个大同、集宁战役期间，我军歼敌一万余人，己方的损失却超过了五万。

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可我军不仅没能拿下大同，打通晋察冀和晋绥两个解放区的联系。反而还丢了张家口、集宁、承德、凉城等大片地区，整个华北地区的形势因此陷入了极为恶劣的情况。

张家口失守后，国民党军继续追击我军，反被我军打了几场漂亮的伏击战，因此又缩了回去。可是，此时的几个小胜仗，完全不能弥补之前的损失。

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后，我军转移到了涞源，聂荣臻亲自向全军下达命令，要在此地召开大会，总结此次战役中失利的教训。

在总结大会上，聂荣臻率先站出来，主动承认错误。他表示：“张家口的失守，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没能全盘指挥好部队，还低估了傅作义部队的战斗力。”

在大同战役期间，傅作义的加入可以算是决定性的一笔。若不是他兵分三路，连取集宁、凉城，我军也不会在后来如此被动。而傅作义之所以能够击败我军，取得胜利，其实主要还是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对于我军来说，此时解放战争刚刚开始，华北野战军是由原来的晋察冀和晋绥以及其余一些小解放区的部队临时合并而成，部队之间缺乏沟通配合，指挥层级不够明确，往往令从多出，这直接影响了我军的战斗力。

聂荣臻元帅说自己指挥不好，其实也是被形势所拖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的命令根本无法有效的传递到各支部队去。

反观傅作义部队，经过了抗日战争的洗礼，傅作义的嫡系部队纪律严格，层级分明。董其武被我军包围之后，傅作义能一直跟他保持有效沟通，告诉他援军何时到来，这才让董其武虽然被我军包围，但却始终有信心可以坚持下去。

除了指挥体系以外，傅作义本人的指挥水平也是相当高明。作为晋系名将，傅作义的用兵正奇皆备，配合得当，即擅于火中取栗，也能有意想不到的偷袭。在聂老总还在指挥集宁战役时，傅作义还有另外两路军队早已准备好，而我军却丝毫不知。

在战后的总结中，我军基层指战员们还提出了另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那就是傅作义部队的武器装备与国军大不相同。

傅作义嫡系部队装备的冲锋枪，是他自英国采购的斯登冲锋枪，这种枪的枪管因设计缺陷，很容易发热。

而枪管发热导致的结果，就是这种枪射出去的子弹都因高温融化成不规则状，一旦我军战士中枪，往往就会因伤口感染而被迫截肢，这导致我军战士在不了解情况下而吃了大亏。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傅作义部队与常年躲在大后方的国军不同。他的“七路半”称号是其在敌后战场与日军真刀真枪拼出来的，是一支真正能打硬仗的百战部队。这也是傅作义虽然兵力不占优势，却还敢分兵与我军交战的底气所在。

古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解放军并不是天生就能打胜仗，我党的指战员们也是在战争中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解放战争并非一日之功，也并不是由一两场战役的胜负就能够决定的。

我军的一大优点，就是擅于在战争中学习。虽然华北野战军在大同、集宁战役中吃了大亏。但是在总结了失败教训，完善了指挥体系，加强了各部队间的协同训练后。在往后两年的华北战场上，我军通过一场一场的胜利，又把本来恶劣的局势慢慢掰了回来。

1948年8月15日，张家口解放，在失守仅仅两年之后，我军又重新夺回了这个地方。4个月后，在聂荣臻和林彪所率领的华北、东北两大野战军的合围下，傅作义出城投降，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历史兜兜转转，曾经的敌人转眼间又成了战友，而当傅作义再见聂荣臻和毛主席时，却没有了当初占领张家口的意气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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