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类型” 电影《三大队》的“简”“繁”之道

中新网北京12月24日电 (记者 高凯)作为近期大银幕的豆瓣高分选手，改编自非虚构文本的电影《三大队》上映以来收获颇多关注，从拍摄手法到情节人物，这部“非典型”犯罪片的“至简”与“至繁”，呈现出创作者的新思路。

作为今年贺岁档极具存在感的一员，《三大队》豆瓣开分7.8分，几天后涨至7.9分，从以程兵为首人物群像的成功塑造，到厚重自然的叙事，克制而打动人心的情感表达，这部影片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电影《三大队》。片方供图

该片拍摄手法上的质朴之简首先给人留下印象。导演戴墨曾表示，电影的首次创作会就定下“导演要往后站一站”的原则，“对于这样本身就足够戏剧化、张力十足的故事，更多需要的是真实、鲜活地记录。”

《三大队》创作核心“至简”，是监制陈思诚提出的八个字“唯真不破，以情动人”。

据介绍，影片的整个创作过程以此为抓手展开，从表演到音画处理，到剪辑、灯光、道具，“所有这个电影的美学和它最后的方向，甚至画幅，都围绕这八个字。”陈思诚说。于是，极少大全景鸟瞰镜头，插入性特写，《三大队》最终被以半纪实性的、最质朴的方式呈现出来。

故事走向上，影片一样在求“简”，开篇高效凌厉地交代案情后，主创离开犯罪类型常走的路，不以悬念为绳，抛弃对跌宕起伏的逃亡与罪恶的跟随，与此同时选择对人物深入而细腻的铺展，从中见人性，见命运，见命运面前的一次次选择。

作为该片的编剧，一直在现实主义题材领域深耕创作的张冀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这次在创作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会觉得，是不是太平实了？反而是思诚，他坚持让我帮他往回拉，这次他坚持要返璞归真，甚至比我追求的还极致。”

在为影片“定调”的陈思诚看来，《三大队》的故事跟《消失的她》不一样，《消失的她》本身就是戏中戏，“那个故事完全可以往国产类型片的极致的方向做，高饱和度，大量的隐喻，但是《三大队》不一样，这个故事本身不是戏，所以我们要求‘真’。”

与手法技巧的“简”相对的，是该片在人物呈现细节上的“繁”。

此次《三大队》电影与原作最大的不同是，在原故事程兵一个人的“追凶之旅”中加入了四个个性鲜明的“三大队”成员。这一改变一方面更有利于立体演绎程兵这个核心人物的“所执”，另一方面，无疑令故事本身对于命运面前人性的呈现一下子丰富多面起来，表达的空间被充分扩大。

同时到来的另一个挑战是，电影体量之有限和群像生动之不易，于是在观众看不到的地方，主创进行了尽可能的繁复微雕。“首先在文本上我们要做差异化，寥寥数笔勾勒出丰富的人。为了人物的鲜明生动，又要在这个丰富的人身上找到他的反差。”陈思诚说。

电影《三大队》。片方供图

以手法“至简”、细节“至繁”之道，电影《三大队》在此间大银幕上以不一样的手法呈现出了一部不一样的犯罪片。在陈思诚看来，穷尽现有可能给不同的文本一个最适合的展现方式，正是内容制作的根本，“创作者一定是用自己去跟作品在做交互，你就是观众之一，发出一种声音，去人群当中找到那个共鸣。”

从2019年至今，通过网剧《唐探》，电影《误杀》系列、《消失的她》《三大队》等作品，陈思诚以监制、编剧的身份，相继合作多位青年导演，产出多部作品。业内有观点认为，陈思诚找到了一种有效的工业生产模式。对于电影的工业化，陈思诚表示，首先电影是集体性创作，而电影的工业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先制定标准，“确认作品的核心诉求是什么，然后所有部门紧紧围绕这一诉求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陈思诚认为，所谓内容处理上的工业化是“伪命题”，“你就是讲故事的人，就像李白做的诗和杜甫做的诗完全不一样，决定如何讲故事永远是很感性的事情，绝不可能流水线。”(完)

【编辑:黄钰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