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周总理唯一的“儿子”，隐藏真实身份50年，父子俩只见过一面

他是周总理唯一的“儿子”，却隐姓埋名50年，父子俩只见过一面。

直到退休后，才曝光其真实身份。

唯一的“儿子”

“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也不要炫耀自己。”

这是周总理制定的家规，王戍始终将这句话铭记在心，一践行就是整整五十年。

任谁也不会想到，这位看似平凡普通的基层教师，竟是周总理唯一的“儿子”。

可要知道，周总理的妻子邓颖超，早年间因为革命操劳伤到身体，永远地丧失了生育能力，所以周总理夫妇一直到去世，都没能留下一儿半女。

这对于敬爱着周总理的人民来说，无疑也是一桩遗憾，想来如果周总理有后代的话，一定像他一样聪明能干、又英俊潇洒。

尽管没有亲生的孩子，但或许正是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周总理和邓颖超，还是收养了许多孩子，他们都亲切地称呼周总理夫妇为“周爸爸”和“邓妈妈”。

其中得到周总理亲口承认的，共有三个义女和一个义子，这唯一一位“义子”，就是王戍。

王戍跟周总理其它出身烈士遗孤的养女们不同，是唯一一个跟周总理有着亲戚关系的孩子，王戍的祖母周桂珍，是周恩来的嫡堂姑母，所以王戍就相当于是周总理的表姑侄儿。

王戍和周总理的缘分，还得从1939年开始说起，当时周总理正好去浙江开展抗日活动，就顺带回浙江老家祭祖。

同为一个家族成员的王戍和周总理，便在此次祭祖大典上，有了初次相遇。

王戍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王子余，也是拥有一腔报国热血的有志青年，早年就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在父亲的影响下，王戍也深受进步思想的熏陶，所以跟周总理也有着很多共同话题，聊的十分投机。

此前王戍只是在报纸上，和别人的嘴里听说过周总理的才华和事迹，对这位素未谋面的伯伯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但是在这次面对面交谈的过程中，年仅十七岁的王戍，才真正被周总理强大的人格魅力才华彻底折服，对周总理的钦佩之情愈发浓烈。

在他眼里，周总理就好比是无所不能的神，一路上遇到什么问题，王戍总是会主动向周总理请教，而周总理每一次都会耐心地为他讲解，丰富他的见识。

周总理对于这个勤学好问、思想进步的表姑侄儿，同样也是喜爱的，可没想到的是，当周总理忙完祭祖的事情，准备回到革命队伍里的时候，王戍竟然主动向他提出，想跟周总理一起参加革命，上前线打鬼子。

周总理看着王戍瘦弱的身板、稚气未脱的脸庞，不忍他去残酷的战场上受苦，时刻面临着生命的威胁，于是便对他说：

“为国家做贡献什么时候都是可以的，不急于现在，现在你最重要的事情是好好学习，用知识武装自己，才能够更好地报效祖国，等长大了再参加革命也不迟。”

懂事的王戍虽然理解周总理的用意，但他一想到多年来上前线参军报国的理想幻灭了，也难免露出失落沮丧的表情。

周总理见状，顿时于心不忍，话头一转，善解人意地提出了收王戍为义子，来安慰他。

能认如此伟大的周总理当义父，王戍自然满心欢喜，顿时转忧为喜，脸上挂出了笑容。

站在一旁的王戍父亲也很开明，乐见其成地拉着王戍，对着周总理连鞠三个躬，并当众叫一声“干爹”。

礼成之后，周总理还很有兴致地写了一幅字：“埋头苦干，只要抗战胜利，定必苦尽甜来”，以此勉励王戍的父亲王子余继续爱国抗日。

自此，周总理便都在公开场合，称呼王戍为“义儿”了。

后来，周总理还主动给王戍寄去了自己年轻时候穿着军装的照片，照片后面还写着一行：““乘长风破万里浪，慕向表侄义儿存念--周恩来。”，除此之外，还有一封信件，激励着他要好好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可谁料，当年绍兴初见，竟然成了二人唯一一次见面。绍兴一别，也成了二人的最后一别。周总理给他寄来的那封信件和照片，更是成了周总理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这位养子寄去的信件，这是为何？莫非周总理把自己这位“义子”，给搞忘记了吗？

只见过一面的父子俩

视周总理为偶像和榜样的王戍，始终没有忘记周总理的教诲，学习十分刻苦。

但是因抗日形势危急，跟周总理分别后没过两年，日军就打到浙江绍兴了。

王戍一家为了躲避战乱，便搬去福建生活，为求谋生，家人便给他安排了一份银行职员的工作。

但即便工作，王戍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学业，而是始终谨遵周总理的教诲，半工半读一刻不停地学习着，最终在1945年，顺利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那就是1946年的时候，王戍的父亲王子余，被国民党政府聘请担任绍兴越王镇的镇长，王子余却因不满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和贪污腐败，当即选择辞职，并在1949年的解放前夕，与当地县商会的各界代表，组织绍兴临时救济委员会，迎接解放。

而王戍也在1949年大学毕业后，和他父亲一同投入革命事业，参加解放军的南下服务团，把自己奉献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当中。

他起初是在福建的政府机关工作，后来又被调到福建的高级工业学校担任教师，此后他在这教育行业中一待，就是整整几十年。

其实自打成为周总理的义子过后，王戍就经常给周总理写信，但奇怪的是，竟然一封回信都没有收到过。

起初王戍以为，可能是因为革命紧张，信件都被扣押了，周总理才没有收到他的来信，可是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还依旧如此，王戍就不得不开始产生怀疑，心想着难道周总理真的忘记自己这个义子了？当年收自己为义子，不过只是为了安慰自己，并没有真的放在心上？

可即便心中扎下了怀疑的根，王戍还是选择了相信周总理的为人，他觉得周总理才不会是那样薄情寡义的人，一定有什么情非得已。

直到一次父亲带来的消息，才让他彻底解开了心中的疑惑，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除了王戍一直给周总理寄信，周总理一位叫做陈秀云的表妹，也一直在寄信给周总理，只不过这陈秀云寄信的目的可不像王戍那样，单纯为了慰问一下周总理，或者向周总理请教学问。

陈秀云三番五次寄信，就只是为了凭借根周总理的这层亲戚关系，捞点好处，让周总理为自己开后门，给自己安排一个好的工作。

周总理一向秉公无私，从来不喜欢搞特殊待遇，所以便回信婉拒了此事。

可谁料，这陈秀云还是拿着周总理的回信，作为自己是周总理表妹的证据，硬是找政府部门强行要求一份工作，为此甚至不惜在政府大楼里撒泼打滚、大闹了一场，打着周总理的名号要挟政府工作人员。

政府工作人员没有办法，只好给她安排了工作，可等到事情传到周总理耳朵里时，周总理自然是大发雷霆，当即要求当地政府部门开除陈秀云，并公开跟陈秀云断绝了亲戚关系。

陈秀云的例子，也警醒了周总理，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周总理也公开立下了一条家规，就是：

“无论周家什么样的亲戚朋友，都必须自力更生，因为共产党人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绝对不是为自己的亲戚朋友谋私的，所以希望周家亲戚朋友，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

所以，对于义子王戍的来信，周总理虽然欣慰，但也不敢轻易回信，生怕这封回信会让陈秀云的例子重演。

除此之外，周总理也是出于保护义子王戍的考量，他生怕跟王戍的这层父子关系，会成为敌人手中的把柄，把王戍的性命，拿来作为要挟周总理的条件。

因此，周总理既要考虑王戍的安危，又要避免王戍因为自己的义子身份谋求特殊待遇不思进取，所以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主动将王戍的义子身份给隐藏起来，让王戍安安心心地做普通人，平淡顺利地过完这一生。

当然，为了让王戍知道自己的良苦用心，周总理还特地托王戍的父亲，将自己的想法转述给他，王戍得知周总理的意图后，先前因为周总理没有回信的郁闷一扫而空，并且更加钦佩周总理的刚正不阿的品质和为人，越来越为有这么一位品德高尚的义父感到自豪。

隐姓埋名五十年

从那以后，他也始终谨遵周总理《告亲戚朋友》中的十条家规，无论什么场合都从来不讲出于周恩来的关系，也从来没有炫耀过自己，更没有打着周总理义子的名号，为自己谋什么私利，而是兢兢业业地在自己的教育岗位上做奉献，为祖国培育出无数的人才。

在日常生活中，王戍也贯彻着周总理所提倡的“艰苦朴素”，一切从简、低调度日，从不铺张浪费，所以更加不会有人想到，这样一位普通平凡的基层教师，竟是周总理的义子。

当然，周总理也不是非要为了名誉故意疏远自己亲朋好友的人，这么地“不近人情”。对于不抱有任何功利心态来看望自己的亲戚，周总理还是很欢迎的。

他不但自掏腰包为他们包揽伙食住宿费用，招待他们，对于一些确实因为家中困难、情况特殊的亲朋好友，周总理也还是会慷慨解囊，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就比如周恩来的侄儿，也就是大弟周恩溥的儿子，很小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母亲王兰芳也因为参加革命负伤的旧疾，身体一直很不好。

周恩来眼见这对母子孤苦无依，又是为了革命牺牲的，所以便主动提出照顾这对母子。

本来这对母子作为烈士家属，是由国家来养的，但周恩来念在新中国的经济也很困难，所以他为了给国家减轻负担，他便自掏腰包给这对母子发放抚恤金，让王兰芳成为了第一位不拿国家工资的老干部。

至于侄子周荣庆，也始终遵守着周总理的家规，从来不向任何人透露自己跟周总理的关系，哪怕是对自己的未婚妻，他都始终闭口不谈。

后来还是未婚妻从别人口中听说，才知道周荣庆是周总理的侄子，顿时吓得婚都不敢结了，生怕自己高攀了周荣庆。

但是周荣庆却表示，自己虽然是周总理的亲属，但始终都把自己当作普通人，从来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不要有心理负担，未婚妻这才消除疑虑，安心跟周荣庆结婚了。

那么作为周总理隐姓埋名大半辈子的义子，王戍最终又是如何“露馅”的呢？

这还是1978年，周总理去世两年之后，国家在整理周总理生前资料档案时，才从周总理的日记当中，发现了周总理认王戍为义子的这段往事。

2008年，已经86岁的王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无比怀念地回忆道：

“义父离开我们也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但是他的高风亮节和音容笑貌，始终留在我们心中，哪怕如今，我都依旧把义父当作我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