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经济学家王德培力作，探寻下个10年财富增长的机遇

当下国际经济形势变幻莫测，大到国家博弈、宏观政策，小到产业链、外贸，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影响世界经济大势的脉络究竟是什么？如何穿透迷雾，转危为机，为后续发展做准备？

从失序到有序，从修复到增长，中国经济进入经济动力切换的窗口期、机遇期，未来30年中国新经济增长的“6＋1”动力因子已隆隆作响、开足马力，经济发展将通过结构性改革实现新的动态平衡，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战略蓝图将随之出现。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理解中国经济，厘清当前经济运行的特点、动能和症结，对影响中国经济重大的、系统性的关键变量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探寻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机缘。

以下内容摘选自《重新理解中国经济：复苏、进化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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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脉络

就目前而言，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脉络是，阻挠甚至中断世界经济复苏的两大危机尚未消退。

一是反WTO导致的国际政经关系失衡危机。

从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抬头，反全球化力量急剧上升，到国与国之间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世界政经关系逐渐失衡。殊不知，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虽说WTO让全球资源在市场经济优化配置下进行国际分工，可市场经济却内置“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反而让WTO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失效，加之跨国企业在国际上的推波助澜（在全球寻找价值洼地，把利润留给自己，把问题留给母国和投资地），以致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其金融已高度发达，且未出现转折性趋势。

且不说，在西方发达国家，金融拐至“钱生钱”的自娱自乐，虹吸各类社会资源，掏空实体经济。而今为抢救经济，各国央行十八般武艺齐发，实则酝酿着更大规模的金融海啸。其刺激经济的效果有限不说，反倒弄巧成拙：不仅进一步加剧脱实向虚，虚拟资产被越推越高而实体经济却每况愈下；而且金融市场还在急速扭曲，无数财产被蒸发，还上演击鼓传花的金融游戏，催生了比特币等史上最大的金融“泡沫”。显然，西方国家大都被金融所绑架，还在变本加厉、一条路走到黑，一旦种种金融投机破产，势必引发金融市场踩踏。

以上两大危机正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在底层逻辑上影响着世界经济的方方面面。世界本已如此艰难，可谁知竟还有新的三大危机“提前布局”！

一是人工智能使众多就业岗位不复存在，引发社会性就业危机。

目前以人工智能为主的科技革命正在“扫荡”各行各业：早在2018年底，优衣库设在东京的仓库里，90%的人工岗位就已被智能机器人所取代；经合组织指出，在未来20年内，现有岗位近半数将因自动化而消失或改变；麦肯锡预测，到2030年，中国或有2.81亿个岗位因数字化和自动化而消失。毋庸置疑，AI瓦解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人力不断被淘汰，最终导致人口相对过剩，大量人口沦为“无用之人”。届时，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所引发的规模化就业危机将被置于风口浪尖，而这有赖于国家层面未雨绸缪的顶层制度设计。可问题是当下各国都预案不足，尚未对此做好“软着陆”的准备。

二是人类因生物医疗技术的精进而长寿，世界迎来前所未有的人口老龄化危机。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人类预期寿命得以延长，于是世界加速“变老”：2030年，人类历史上头一遭，5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17岁以下的人口；联合国预测，2050年，65岁以上人口将占全球总人口的16%。而人口老龄化绝不是孤立的问题，当愈来愈少的年轻人要供养愈来愈多的老年人，当下的养老金制度、年龄界定、养老方式等都将“玩”不下去。可各国的心态还停留在过去、没跟上未来：要么将老年污名化，有着根深蒂固的“惧老症”；要么在老年人再就业、社区养老等制度上未进行系统性战略预埋。照此下去，老龄化极有可能成为社会危机的潜在导火索。

三是不婚主义蔓延、生育低谷等带来的人口断崖式失衡危机。

近年来，横贯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前期的高生育率状况似乎戛然而止，从新生代转变婚育观念，倡导“远离婚姻和生育”，到病理性不孕不育导致生育力低下，再到房价、教育等生育压力，人们“不想生，不能生，不敢生”，全球生育率正陡然下降：欧洲多国深陷低生育率陷阱；亚洲生育率持续走低，韩国或将成“全球首个消失的国家”；21世纪末，日本等23国的人口恐将减半……在信息文明与生物文明的叠加下，人口增长的前提已经变了，国家转向优化存量人口的“再配置”，使其发挥最大效力，或更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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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前有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两大危机延续展开，后有集中反映在社会结构领域的后三大危机“提前布局”，世界的动荡跃然纸上。

只不过，如果说前两大危机是市场经济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所致，那么后三大危机则是科学技术进步引发的社会“不可承受之重”，隐藏性、危险性更大。

究竟该如何应对？鉴于世界危机愈演愈烈的趋势或将难以改变，应对只能平滑。

那些善于叠加、链接的国家、企业更有可能平稳渡过：对国家而言，一方面继续发挥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对市场经济进行“补位”。对企业而言，则是要分析、顺应经济形势，于危机中发现机会，把未来引领性产业纳入企业的战略重心，坚守“永恒的北方”，并配以灵活的复式化组织进行版本升级。

总之，世界危机正扑面而来，但方向是明确清晰的，从市场经济到社会经济，以叠加、复式为手段嫁接出桥梁，方能平稳迭代、抓住未来。在这个过程中，率先开启复式时代的中国极有可能实现惊险一跃，而中国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变化。

02

中国经济动力系统性切换

2022年我国经济受外界冲击明显，但根本上还是原有经济引擎“失灵”、新经济动力不足所致，不仅传统的“三驾马车”集体失速、人口红利和房地产红利逐渐失效，而且新经济动力系统也有待弥合。外部扰动暴露出我国原有经济动力的不足，但也开辟了2023年我国经济动力切换的窗口期、机遇期。

原因在于：一是引起全球经济动荡的部分扰动因素趋于消退。地缘政治方面，俄乌冲突在延宕一年多后，其带来的市场面冲击波开始趋小。货币政策调控方面，尽管通胀仍处于高位，但美联储超大规模加息潮正进入尾声。全球流动性的缓解，将有利于提振人民币汇率，对我国资本市场形成较强的支撑。

二是国家政策打出了一套刺激经济的“组合拳”。首先，针对房地产市场的“金融十六条”提出用保交楼促进购房者信心恢复、用企业债务展期＋支持融资稳定市场主体、用个人购房信贷带动市场恢复。紧接着，优化疫情防控的“新十条”最大限度地服务经济复苏，为企业出海创造好机会。

最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23年经济恢复定下基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在2023年或将有更多支持政策出台。由此，市场对经济的信心和预期不断提高。

《经济蓝皮书：2023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预计，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在5.1%左右，呈现明显复苏态势，经济运行将整体好转。

由此观之，从失序到有序，从修复到增长，2023年或将成为中国经济新旧动力切换的关键节点，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战略蓝图将随之出现。经济新动能通过结构性改革等新举措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来培育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随着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失效，笔者提出了未来30年中国新经济增长的“6＋1”动力因子，即大基建、后工业、新能源、新“三农”、数字化、绿色化六大增长引擎，叠加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安全岛”的特殊地位。当下“6＋1”动力因子已隆隆作响、开足马力。

首先，从工业赋能到科技赋能，以创新驱动引领中国经济进入跨越式发展新阶段。

在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科技文明时代，信息化、智能化作为杠杆培育新动能，激发出传统产业转型的活力。在工业时代人们实现了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而在科技时代，机器不仅进阶为可以实时监控、质量追溯的无人生产和智能生产工具，而且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掀起前所未有的内容生产力变革，如AI绘画和写作，更有望代替人类脑力，创造出更高的社会价值。

其次，动力因子从单打独斗到深度融合，弥合经济动力的碎片化，实现产业优势的联动。

过去，动力因子往往单点爆发，而今，动力因子之间全方位渗透，多学科、多领域、多技术互为融合成为科技升级突破的内在支撑。例如，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绿色化＋数字化＋新‘三农’”的有效融合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一方面，农产品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大幅增长，巩固脱贫攻坚效果显著。2022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为5313.8亿元，同比增长9.2%，增速比2021年提升7.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在绿色乡村的建设中，可以通过生态检测系统建立精准的数字化环境监管机制，以此打造独具魅力的生态乡村。

最后，我国“世界经济安全岛”的权重持续上升，促进全球高端要素资源集聚，打通国际国内“双轮驱动”。

一方面，“增持”成为肯定中国“世界经济安全岛”地位最直观的表达。2023年1月，北向资金在沪深交易所累计净买入1412.9亿元，净买入量超过了2022年全年规模。同期，明晟中国指数上涨近12%，连续3个月累计涨幅超过40%。

另一方面，“十四五”利用外资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支持外商投资企业研发中心参与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目前在华外资超过60%流向高附加值服务业，超过30%流入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如三星对华投资不再是生产手机、组装电视，而是生产闪存芯片。据上海市商务委的统计数据，2022年上海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60家、外资研发中心25家，累计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891家、外资研发中心531家。外资外企的涌入将促进全球高端要素资源集聚中国市场，进而推动产业链、创新链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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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而言，我国在2023年启动经济动力系统切换，其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也有望弥合世界经济运作系统的裂痕：

一方面，打通“双循环”模式的中国将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市场的流通。当“逆全球化”、疫情等撕裂全球经济系统，打通“双循环”模式的中国凭借工业体系齐全、经济结构多层、产业链开放，将产生强大引力，与各经济体进行横向和纵向的“三链”合作。尤其是当下，借助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的加速发展，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不仅工业产品，中国大量基建项目走出国门也加速了技术、人才等要素在国际市场的流通。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式的主体育场——卢塞尔体育场就是中国铁建国际承包建设的。

另一方面，发展本就是一种能量释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在全球的率先调整，从中提炼的智慧、经验将解开世界经济模式的死结。目前全球自由市场的弊端已显现，华尔街“钱生钱”的金融模式难以在科技经济时代提供创新的乐土，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和国家的有限调节已不足以应对。中国经济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本就自带“大市场＋大政府”融合的基因，制度、模式也一直处于动态演变之中，为对冲自由市场经济提供了一定借鉴。

“最后活下来的不是最强大的，也不是最聪明的，而是最快适应环境的。”几十年前的发展模式显然无法延续百年。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动能切换并非一蹴而就，难免会经历“腾笼换鸟”的阵痛。2023年是中国正式启动经济动能切换的元年。中国的制造业迈向高端，中国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离不开时间的积淀。况且，转型如同脱胎换骨，是一个艰辛的过程，需要付出巨大代价。

同时，新、旧动能也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需要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找到平衡点，才能“涅槃重生”。发展新动能并非要摒弃旧动能，而是以创造性力量颠覆和淘汰阻碍发展的不利因素，如此，经济发展将通过结构性改革实现新的动态平衡。如在新能源转型的过程中，传统化石燃料的依存度依然高达70%。一味追求新经济转型只会捉襟见肘、自顾不暇，在新、旧动能之间取得发展平衡的临界点才能实现转型的良性过渡。

03

靠什么扭转预期？信息来自市场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2023年上半年国内经济工作，大约是“复苏”二字。围绕着这个目标，政策不断出台：中央“稳经济”，明确五大政策。在2022年12月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明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等一系列部署无不强调一个“稳”字。政策的出台带动了市场面的积极信号。

例如联合国2023年5月发布的《2023年中期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显示，由于新冠疫情影响持续、气候变化恶化的影响和宏观经济结构性挑战，世界经济仍面临长期低增长的风险。但中国却将经济增长率上调为5.3%。IMF则称中国“可能是影响2023年全球增长最重要的因素”。

但这并未彻底打消市场的忧虑，体现在数字上，2023年1月，全国社融存量增速为9.4%，继续探底，刷新历史新低。在社融被拖累的背后，企业信心不足，1月企业债券净融资额同比减少4352亿元。外币贷款规模收缩，1月外币贷款同比减少1162亿元。资本市场波动加剧，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1月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同比亦减少475亿元。这一忧虑也体现在居民纷纷选择提前还贷的行动中。

一方面，这说明购房者对未来楼市的预期发生了逆转，“未来房价还能再涨涨”已然不是共识；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稍稍“手有闲钱”的投资者不看好其他金融投资前景，提前还贷也是在变相止损。

其实，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市场原罪，西方自由主义已经兜不住市场，借政府之手对冲市场渐成趋势。

一向自诩“自由市场”的欧美如今深陷经济下行的压力之中，IMF于2023年1月31日公布的报告指出，以G7（七国集团）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2023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期都不高，尤其是英国极有可能成为唯一经济负增长的发达国家，2023年，其经济预计收缩0.6%。相比之下，连饱受西方制裁、身处战争状态的俄罗斯，2023年经济预计都有1%的增长率。美国更是一把将“国家主义”的大旗插在经济领域，借助美元的霸权地位收割全球的“韭菜”，才将经济增长稳了下来。

而中国从计划经济的半道拐到市场经济，在市场与政府的“二人转”把握上具有特殊优势。要知道，政府与市场绝非对立的两面，而是各自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核心是在不彼此替代的前提下进一步驱动政府与市场各自发挥作用、相互融合。

换言之，政府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引导信心，让市场在此框架下充分释放活力，发挥主体作用。

一方面，中国未来经济动力进入系统性的切换期，“6＋1”模式兴起时，需要成熟的制度安排锁定长期向好的预期。正是站在新、旧动能切换的历史十字路口，才需要做出触及灵魂的改革，用长期的制度创新来代替短期的政策刺激。

另一方面，以稳定的制度创新点燃市场各类主体的“星星之火”。行政管理只是短期的调整，而制度性的安排才是长期的稳定之锚。例如当下对税制改革的千呼万唤，就源自经济形态的变革。如今实体企业的税负已然成为极大的经营负担，反而是互联网经济中多有漏洞，平台经济下常常曝出某“网红”偷逃了一大笔税款。与其像打地鼠一样查一个抓一个，不如调整机制，使其更符合信息时代的趋势。

由此可见，系统性的制度安排更适应于当下，而在制度落地的过程中，市场又是最重要的抓手，围绕着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信心，一系列的变化将显现在未来的制度安排中。

一是通过将权力下放到市场以提升自由度。从2018年12月商务部、发改委首次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以来，到2022年版清单，事项从最初的151项减少至117项，缩减约23%。在某种意义上，将规定什么是企业可以做的白名单替代为告诉企业什么不能做的黑名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就是在给市场下放更多的权力。

二是提升市场机制运行的透明度。一个遵循着“三公原则”（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更能打消参与者的疑虑。2023年2月1日，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这项制度安排一方面将审核的权力下放到交易所，给市场更多的选择权，另一方面以信息披露为核心，提升审核注册的效率、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例如沪深交易所相关配套规则新增规定，要求契约型基金、信托计划或资产管理计划作为控股股东、第一大股东时进行穿透披露，规定了高管参与的专项资管计划减持战略配售股份的披露义务。

三是维系市场方向的稳定度。从商鞅立木取信到吕不韦一字千金，再到20世纪卢卡斯的预期管理理论，公众只有看到明确稳定的市场方向，才能下决心参与市场、建设市场。如今，世界各国已经进入经济复苏的竞速赛场，除了用政策来引导，扭转预期还要靠市场制度的革新，让市场活力发挥支撑信心的中流砥柱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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