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军统内幕（28）云南和平解放

1949年12月9日晚上10点钟，在昆明青云路卢汉先生家中的一间会客室里，坐着七个军服整齐、胸前挂着勋标的人。

他们都一言不发，面面相觑，狂抽着香烟。

这些人是：国民党第8军军长兼云南区训练司令李弥、第26军军长余程万、第26军第×师师长石补天、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宪兵西南区指挥李楚藩、宪兵西南区指挥部参谋长童鹤莲、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官沈延世和我——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兼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处长沈醉。

这七个人，便是当时云南和平解放的主要阻碍者、云南人民最凶狠的敌人。他们曾费尽一切心机，使出全部力量，企图阻止这一天的到来。但是，这时的他们，却已束手无策，成为瓮中之鳖，再无法逞其凶焰了。

他们都是接到刚到昆明的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的通知，来开紧急会议的，可是，连和张长官见一面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几个打从翠湖东路卢先生新公馆进来的人，看到张群一个人坐在另一间大会客室里，只能把肩耸一耸，舌头一吐，两手一摊，表示什么都完了，蒋介石身边最亲信的著名智多星这时也毫无计策可施了。

卢汉公馆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因为，从会客室里外的布置，便已充分说明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我还试图与云南站通一次电话，但遭到了有礼貌的阻止。

这时，沈延世突然从他口袋里摸出一份电报，交给李弥和余程万。这是当天下午蒋介石得到昆明突然发生扣留飞机的情况后，由空军电台转拍出来，叫沈延世立即通知李、余两人返防，率部向昆明进发，务必迅速遵办的蒋介石的亲电。

李弥看完后，马上把电报向地板上一摔，指着沈延世质问，为什么不早通知。

沈推说，当时找不到人，认为晚上开会可以碰到，所以，就没有再找。他们两人争吵起来，经其他的人劝阻之后，认为事已如此，只好听天由命。

11点左右，卢汉的警卫营龙营长带着14名执手枪的士兵走进会客室，说了一声“奉命检查”，便由两个士兵看住一个，由龙营长亲自逐一搜查。

他们最注意我，第一个先搜我，不过，结果很使他们失望，我身上除带几两黄金外，什么都没有，连我挂在外边的大衣也拿进来仔细搜查一遍，仍然没有什么。

他们耐不住了，便问我：“你天天挂在身边的手枪在哪里？”我便笑着说：“在这种情况下，带手枪也没有什么用，我早已放在家中了。”

这时，他们才放心搜查别的人，我很清楚，只要我有举动，他们会立刻先把我打死。他们可能认为，我是比较难对付的人，估计我可能要反抗一下，其实，我早已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当搜到李楚藩的时候，持枪的一个士兵也许是太紧张而走了火，砰的一声枪响，大家以为卢要把我们在这间华丽的会客室里解决掉，彼此面面相觑。

后来，听到龙营长严厉斥责那个士兵时，大家才稍安心。搜查过后，会客室里又趋于平静，大家仍一言不发，各人想各人的心事，只是拼命抽烟喝茶。

从这时起，连上厕所也禁止了，便只好在会客室的痰盂里解起小便来。这几个平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惯了的人，这时变得这么驯服了吗？

不！他们这时表面上虽不敢反抗，而内心里，却在打算着如何来进行报复，这从他们咬牙切齿和神经病似的用拳头捶打沙发的扶手，便可看出。

他们每个人都不甘死亡，还在幻想寻找机会来一次最后的挣扎，泄一泄当天的怨气。

到了凌晨2点左右，卢的副官把李弥、余程万叫出会客室，坐上汽车走了。留下的人又在猜是不是拉出去分别解决？

不到半小时，副官又来带走我和李楚藩两人，走到过道时，我自忖这一去就是执行枪决，于是，从口袋里掏出金条，悄悄地对卫兵说：“伙计！枪打准一点。”

这是因为，我想，一枪完事倒也罢了，如果半死不活，却是很难受的。可是，卫兵根本不理我，我只得跟着他们走到大门口，副官要我们坐进汽车。

云南省政府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我看车子一直向五华山省政府大楼驶去，才放了心。这时，马路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交叉路口都布好铁丝网和沙袋。

到了五华山，我们被送到四楼的主席办公室，看到先来的李、余两人正在和张群的随员、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处处长周君亮在谈话，才知道，卢先生这次下了最大的决心。

当张群来了以后，卢汉连见都没有见张一面，便把他软禁起来，张的随员则安置在主席办公室，我们七个人也陆续被送到，给每个人都预备有行军床和被褥等物，看样子还得在这里暂时住下来。

我因一天劳累，便脱衣上床睡下去，李弥走过来用脚踹我，气呼呼地说：“你还睡什么？”

我笑着说：“杀头是明天的事，今天能睡就睡。”

我一面说，一面用手指指窗外，意思是说，在那种情况下还能商谈什么呢？到凌晨4点多钟，昆明市长曾恕怀和李希尧等一群熟人走进来，再三安慰我们，叫我们安心住下来，并说明，这是不得已的做法，希望我们支持卢先生这一行动。

到了这时，大家也都无话可说，只好敷衍一顿，便连衣倒在床上睡下去。

10日上午9时左右，杨文清委员把我们分别找出去到三楼的会议室，介绍与临时成立起来的云南军政委员会公安处处长宋一痕先生见面。他们拿出一份一份事先拟好的拥护卢汉起义的通电，叫我们分别在上面签字，同时，要大家拿出“本钱”来。

他们代我拟好的通电，有一些语气与过去军统习惯的行文法有点出入。我考虑了片刻，心想，如果照他们代拟的这份文件公布出去，特务们一看，就知道不是我写的东西，不会按照文件上的要求，去自首报到、交出武器和电台。

老实说，我这时并没有真正想投靠共产党而死心塌地随同卢汉起义，只是由于失去了自由，万一不能把自己摆的烂摊子收拢来，到头来自己脱不了责任。

为了个人利害打算，我便向杨、宋两人说明这一情况，并表示愿意按照军统的习惯行文法，把一些不同的语句改一下，同时，还愿意亲自抄写一份公布出去，并在电台进行广播。

他们很称赞我这一做法，并劝我拿出全部“本钱”来，我就把徐远举（徐鹏飞）、周养浩（沈养斋）、郭旭、成希超交了出来，并把云南站大小20多部电台和外省迁往云南的十多部电台、武器和所有重要特务、潜伏电台等以及潜伏组织也一起交了出来。

杨文清看到我当时的表现，很出他的意外，原来以为我是最顽固、最不好对付的人，结果，我能自动拿出那些“本钱”，使他很高兴。

在把一切手续办完之后，杨文清便问我，是要走，还是留下来和他们一道工作？他还说，要走的话，还有飞机去香港。

我当即表示愿意留下。因为我很清楚：我如去台湾，他们会认为我既没有能设法保住云南阻止住卢汉的起义，又不能为他们“成仁”，还服服帖帖地交出这些人和组织，去了非杀我不可。

而我已按照解放军在昆明散发的文件所规定的都做了，至少不会处我死刑。我的家眷都在香港，还没有去台湾，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将来还可以接回来，所以我愿意留下。

当我回到四楼的时候，看到李弥正伏在窗口。我走过去时，他热泪横流地拉着我的手说：“你看这样，我们怎么对得起人，不如死了算了！”

说完，他准备从四楼窗口跳下去，我一把抱住他，再三劝说一阵，他才气愤愤地说：“要起义，老子们自己不会起，要等别人拉着鼻子干！”

11日早上，《云南日报》出版了，它是由《平民日报》改组的。当天，报上第一版便刊出卢汉率部起义的通电和李弥、余程万、李楚藩、沈醉等人拥护卢汉起义的通电。

广播电台还不断播出我们几个人的讲话，号召部下放下武器，响应云南和平解放。

当天上午，我们看到昆明机场有一架巨型客机起飞，到中午吃午饭时，龙泽汇、杨文清、曾恕怀等照例来陪我们进餐时，这才知道，张群和他的随员以及军统特务头子、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代理主任委员裴存藩等，乘英国果泰航空公司飞机到香港去了。

卢汉把大特务裴存藩送走后，又叫杨文清问我，走还是留，我仍说留。

12日上午，李弥发起，我们七人应结为患难兄弟，因有这一段难得的同生死的机会，大家都很赞成。

一序年龄，余程万居长，李楚藩第二，李弥第三，沈延世第四，石补天第五，童鹤莲第六，我最小居第七。

这时，李、余两人虽已发表为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的委员，但他们对没有行动自由仍感到不满意。

这七个人，都不甘心于旧时代的死亡，时时研究如何能取得自由后，再来一次报复性的行动，把已解放了的云南重新置于蒋介石和自己的统治之下。

大家把扯下来投入字纸篓的勋标和领章等物品，重新拾起来保存着，准备再用。当天吃完晚饭，龙泽汇告诉我们，通电发出后，还没有得到北京方面的复电，表示很焦急。

我们在他走后，都很高兴，希望北京不重视这一行动，让他们去后悔，只要加上外面来的一点压力，说不定可以再倒一次戈。

13日以后，第26军已开始从东南角向昆明进攻，第8军驻在大板桥的一个补充团也与保安团发生战斗。这天上午，龙泽汇陪同李弥的妻子来见李弥，杨文清、龙泽汇传达卢的意见，希望李弥通知部下，不要进攻，听候改编。

李便写了一信，要他妻子送到大板桥去，并向他们说明情况。当天下午，李妻转回时带了一封复信，表示愿接受李的命令，但希望李本人能早日返回部队。

李看了这封信之后，便把它交给杨文清。可是，等杨走开以后，李妻便把自己的旗袍掀起来给李弥看，原来里面写有密信，内容与那封公开的回信完全是两回事。

他们表示，不但不会停止进攻，还准备集中全力向昆明进攻，抢救李弥。同时，李妻还告诉李、余等人说，保安团把第8军许多军官眷属也打死打伤不少，他们要报仇，决不肯就此罢休。

这时，大家都气愤愤地又商量了一阵之后，决定设法找机会先离开五华山，再作第二步打算。

14日，第26军副军长彭佐熙已把分驻在附近的部队集结起来，向昆明东南角猛扑，城内已听到枪炮声。卢汉同意了余程万的建议，让石补天师长出去传达余程万命令，停止进攻。

其实，这是余程万与石补天事先商量好的阴谋，暗中却是叫部队加紧进攻。当天下午，石补天回来说，不放余程万出去，便无法阻止第26军的攻击。

这时，一些潜留在城内尚未去自首的少数特务，也蠢蠢欲动，准备里应外合，尽管他们在报上看到我的通电，也不相信。

于是，军政委员会又把我亲笔写的东西制成锌板印出来，张贴在许多地方。后来，这些残余的特务绝大部分在当晚和第二天便被捕获或已报到自首，但是，还有少数的人，却还在幻想一旦昆明被攻破，准备再大干一下。

因为这时，国民党的轻型轰炸机也三架两架地经常向昆明市区投弹威吓，形势是越来越紧张了。

16、17日两天，余程万、石补天、李弥三人先后被释放。他们临走前，和新结义的兄弟一一话别，叫我们坚持下去，等他们打进昆明来救我们。

这三人释出之后，立即翻脸，战事不但未停止，而是更疯狂地向昆明猛扑，枪炮声彻夜可闻，且越来越近。第26军的少数队伍已冲到拓东路附近的得胜桥，五华山的省府办公大楼也遭到轰击。

19日上午，卢汉决定，把我和沈延世、李楚藩、童鹤莲等四人，移送到钱局街模范监狱，因为，五华山天天被轰炸，已不安全，再加上第8军和第26军不停地向昆明猛攻，必要时，还有可能要暂时撤出昆明。

我们四人到模范监狱以后，看到那里已关有几百名国民党的军政官员和特务。当晚，附近城墙上的机关枪声已很清楚地听到了。

1950年2月22日，人民解放军进入昆明 图片来自网络

这时，大家心情非常紧张，也很矛盾，一方面希望国民党军队马上攻进昆明，好救这些人出去；另一方面，又怕在攻入昆明前遭到杀害。

21日后，枪炮声渐远，监狱里的陈科长告诉我：“最紧张时期，我几乎为你们当孝子，现在已不成问题了。”

当时，守卫昆明的少数保安团队，无论在装备上、人数上都比国民党军队相差很远，但是，在昆明人民全力支持下，他们终于把这群凶狠的敌人打退了。

在几乎弹尽粮绝的危急情况下，全城人民拿出了自己所有的东西来支持自己的子弟兵坚守昆明，最后把敌人打退。

22日以后，昆明威胁解除，全市人民狂欢起来，到处锣鼓喧天高歌狂舞，昆明人民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得到了最后的胜利。

于是，整个云南得到解放，这是云南人民的力量，更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政策的胜利，也是卢汉先生对祖国和对云南人民做出的一个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