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治理结构演化的新时代国有企业家精神

摘 要：国有企业家的基本构成要素和内在精神价值，既能反映市场主体成就商业辉煌的普遍规律要求，又能体现中国文化坚实的历史逻辑，同时极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演进的时代特色。然而，现有研究主要从企业家属性角度对国有企业家精神进行分析，缺乏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阶段性改革这一历史演进角度出发的相关探讨。基于“经济制度”“企业治理”和“企业家行为”三维度分析框架，提出国有企业家精神的洋葱模型，解析国有企业家精神和行为的构成要素。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视角出发，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4个历史阶段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演化的特点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意识形态的影响、制度建设以及对国有企业发展地位的认知差异等共同构成了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变迁的政治根源，国有企业家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承担着至关重要且使命多元的角色。基于新时代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四会”治理结构，辨析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与国有企业家的区别，界定国有企业家的精神内涵，具体从选拔方式、战略导向、管理激励、责任担当和价值主张等10个方面探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与国有企业家之间的显著区别，从忠诚党的事业、不断追求卓越、强化守正创新、市场效率导向和主动遵纪守法等5个方面界定新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内涵。提出党委决定与企业家决策相协调，物质激励、精神激励和容错机制激励相统一，经营决策主导权落实与公司治理结构同步优化的发展策略。

国有企业家（State Owned Entrepreneur）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动力，也是驱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要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国有企业家”概念。相比之前“国有企业干部”“国企领导人”等称谓，“国有企业家”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广泛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企业家要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积淀形成的企业家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经济深度转型的大背景下，深刻剖析和把握国有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以及作用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针对国有企业家精神，既有研究更多是基于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5个角度展开分析。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具有治理结构上的异质性。结构决定行为。治理结构演化研究依托于有限理性这一假设前提，强调演化增长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和系统性的变化。既有研究更多是从企业家属性角度分析国有企业家精神，忽略了从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阶段性改革角度分析国有企业家精神的演化。本研究基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原则，从企业家精神的通用概念出发，建构国有企业家的结构要素和理论架构，立足新时代国有企业历史担当，明确国有企业家精神的时代内涵及培育路径。

01

文献综述与理论架构

1.1 文献综述

“企业家（Entrepreneur）”从词源上看是源自15世纪的法文词汇，含义是“做某事的人”。到17世纪，“企业家”特指为皇室或政府提供大型工程服务或货物而与政府订立契约的人。理查德·坎蒂隆首次提出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概念，强调企业家是“使经济资源的效率由低转高的人”。

就企业家精神内涵而言，目前学术界形成了其是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共识。坎蒂隆认为，洞察力和活力是企业家的根本。萨伊认为，企业家是冒险家，是把土地、劳动、资本等3个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开展活动的第4个要素，他承担着可能破产的风险。其中，劳动是指为创造价值而对生产要素进行有效组织的“生产性劳动”。企业家在财富生产中发挥着先导性和支配性作用。马歇尔认为，“企业家们属于敢于冒险和承担风险的有高水平技能的职业阶层”。熊彼特从战略高度明确，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才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企业家是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奥地利学派讨论的是结构性的、动态的不确定性。在动态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能够先知先觉、持续不断地感知外部条件变化并做出相应变化行为的人就是企业家。这个视角下的研究强调：企业家的活动具有能动性，但同时又受到机会的制约；企业家与机会是相互作用、动态发展的；机会既是企业家不断实践的条件，又是实践的结果。

社会贡献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涵。Baumol将企业家划分为创新型企业家（Innovation Entrepreneurs）和复制型企业家（Replicative Entrepreneurs）两类，强调二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明显差异。其研究确定了企业家精神相关研究的基调。Jack和Anderson（2002）开创性提出，企业家精神是嵌入在社会系统中的互动过程。Sarason等指出，企业家精神贯穿于企业家与其所面临的机会相互作用的过程中。Shane和Venkataraman（2000）认为，企业家发现、评估及探索机会的过程是企业家精神研究的3个方面；企业家精神是个体与机会的联结，其中，个体具有主观属性，机会具有客观属性。时鹏程和许磊（2006）从个体层次、组织层次和社会层次等3个维度对企业家精神进行了界定。

企业家是企业契约的中心。张维迎认为，传统契约理论关注的不是经营者的选择问题，而是企业投资选择和经理人努力工作等方面的激励问题。对此，他强调企业家的主导性作用，并构建了一个以企业家为中心、以契约关系为本质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他认为，企业家主要做两件事——发现不均衡和创造不均衡。前者是利用时间、空间的交错与对生产要素的重组来发现或制造市场，这时企业家扮演的是机会捕手和社会资源组织者的角色。对于后者，他认为其是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乃至历史发展的巨大动力。他还提出，企业是个人之间自由交易产权的一种组织形式。离开个人产权，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机制”，其有效运行能降低全社会的“交易成本”，并最终实现全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

“敢于创新、善于发现新机会是企业家个体最强大的特征”，这是研究共识。既有研究没有从国有企业的性质和治理结构出发，进一步分析国有企业家创新更多是经营创新、有计划创新和有组织创新。风险型创新创业不是国有企业创新的特点。这些都影响着国有企业家精神。

1.2 理论架构

治理结构一直是国有企业研究的重点。学术界已对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与企业经营绩效、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既往经济理论研究探讨了治理机构与企业家权力使用空间的拓展以及企业家行为与企业利益一致性（所有者）的校正问题。企业家行为由其行为动机、能力和权力共同决定，而这3个要素均受到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企业家的重要职能是对所拥有的企业资源进行配置以获得最大化收益。一般地，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和利益分配机制是公司治理结构的3个主要变量。不同于西方以经济效率为核心利益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管理层激励的经典构成，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在借鉴西方经典代理制度设计的基础之上，更加注重党组织在企业治理体系中的引领作用（见图1），强化的是社会整体的效率和公平安排，而不是个别企业的经营效率。

国有企业家的行为受到党委领导下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外部环境条件共同作用的影响（见图1）。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群体所具有的独特个人素质、价值取向的抽象表达。长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强调以经济利益导向为核心。企业治理结构设计也是强调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提升经营者的自主权。事实上，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最大的区别在于，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归属和经营导向是以社会和民众利益为核心，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并不是国有企业的属性。《意见》中7次提到“国有企业家”，大多与国有企业家奉公守法守纪、担当政治责任和国有经济活力等相关。相对于企业经济利益的提升，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必须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借鉴美国学者理查德·博亚特兹的“素质洋葱模型”，本文构建了国有企业家精神洋葱模型（见图2）。其中，个性和动机是国有企业家精神的内核。国有企业家强调党性第一原则，在企业治理中总是表现出不怕失败、充满热情的品质。自我认知以及态度价值观是国有企业家精神的第二圈层，强调将自己的角色置于党的使命与国有企业发展中，敢于创新冒险，勇于担当，宽容各级员工失败，认知、态度和价值观重于物质刺激。技能和知识是国有企业家精神建构的最外圈层，强调的是从知识到行为，从意识到位到行动到位，从自己干到领导团队并积极主动培养接班人。

02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

演化及企业家职能

2.1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演化

国有企业的治理逻辑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逻辑高度一致，具有与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精神特性共生的特质。党的百年演进历史可以被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4个阶段。相对应地，在这4个历史阶段中，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改革不断深化，成为中国经济的绝对支撑力量（见表1）。

意识形态的影响、制度建设以及对国有企业发展地位的认知差异等共同构成了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变迁的政治根源（见图3）。

2.2 不同历史时期国有企业家职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8年，红军创办了第一家公营商店，这是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的发展起点。“三人团”（党支部书记、工会代表和厂长）、厂长负责制和“工厂管理委员会”是本阶段治理的重要探索。本阶段相关的监督体系不完善，制度约束较弱，更加强调对经营者的党性要求和经营者对自身的党性约束，企业家精神仅处于萌芽状态。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国有国营为核心，国有企业的治理更多地强调以行政治理替代企业治理。治理结构的演化在于强化党的统一领导。国有企业家精神更多体现为政治担当，强化企业的国家责任，企业按照计划组织实施生产任务。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经济形态从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逐步走向了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格局。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建设也从一开始的放权让利进入到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发展新时期。1993年3月，国家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将“国营经济”修改为“国有经济”，确定了国家作为国有经济出资人的身份；同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本阶段治理强调的是激发企业活力，全面提升企业家经营决策的权力，市场化企业家精神成为国有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对应治理结构的国有企业家精神的关键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强调面向市场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对国有企业家精神的激励包括政治激励和物质激励，特别是高度重视股权激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把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统一起来，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2020年，《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强调，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形成科学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本阶段国有企业家对新时代党的使命、国家任务和国企价值的认知决定了国有企业家的行为，国有企业家精神与新时代党的精神要求保持匹配。

03

新时代国有企业治理

及国有企业家精神

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强调，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遵循《公司法》厘定的基本模式，核心是充分发挥公司章程在企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严格规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党组织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权责，强化权利责任对等，保障有效履职，完善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如何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呢？《公司法》第十九条规定，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党的十九大修改的党章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2015年8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强调，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国有企业章程，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推进国企改革要奔着问题去，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新时代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强化了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同时也强调了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本文认为，国有企业本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种国有资源配置方式，党委对国有企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领导作用，新时代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是党委会领导下的“四会”结构（见图4）。

3.2 国有企业家精神的内涵

3.2.1 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与国有企业家

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与国有企业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营管理者和企业家之间具有清晰的边界。萨伊认为，企业家概念包括企业家职能和企业家精神两项内涵，而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构成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两大方面。其中：前者主要是指“判断力、坚毅、常识”等；后者则是指企业家对某一产品的重要性、需求量、客户来源、盈利空间和生产方法等具有较强的评价和估算能力，并对监督与管理技术及其运用了然于心、运用自如等。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既要能进行周密计划，又要拥有灵活变通的能力，以克服重重困难，打消种种忧虑和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因此，企业家需要具备获得这些专业知识的强烈的学习热情。1999年，厉以宁指出，企业家是素质而不是职务。德鲁克明确指出，不是所有的企业经营管理者都叫企业家，企业家是一种稀缺资源。因此，只有具备了国有企业家精神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才能叫国有企业家。国有企业经营者与国有企业家的区别如表2所示。

由于企业性质以及选拔任用方式不同，国有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不相同。《意见》第七条明确要求，国有企业家要自觉做履行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的模范。服务党、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是肩负经营管理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重任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重任的国有企业家的担当精神。相对于民营企业家，获得更多国家资源、政策保障性强是国有企业家的先天优势。其先天劣势则是人们往往把国有企业经营业绩归功于行政资源的配置、政府政策的支持及企业市场垄断地位等，而忽略了国有企业家个人的创造性贡献。事实上，国有企业家在经营过程中不但要考虑面向市场竞争的经营压力，还必须从国有企业身份出发，充分考虑上级主管政府的意见以及所承担的重大社会责任。

3.2.2 国有企业家精神界定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精神品质。企业家的创新动力来源于“个人实现”的心理，即“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包括对成功的渴望、对创造的热情和坚强的意志等。在熊彼特的理论体系中，企业家精神表现为新生产方法的引入——以新方式生产新产品或老产品，所要实现的是打乱循环流，在均衡中创造出不均衡。美国学者Baumol把企业家精神分为3种表现形式，即生产性、非生产性和破坏性。企业家到底会以什么方式行动，这完全取决于现行的游戏规则，即经济中通行的报酬结构。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企业家的行为方式、企业家精神均显著地受到其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

张维迎认为，从官员中选不出具有企业家素质的国企领导人，国有企业不能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西方学者却有不同的观点。1985 年，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明确指出，公营部门的一些有创新精神的负责人也是企业家。这也就意味着企业家与私有制并不是孪生体。《意见》用3个“弘扬”对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涵做出了界定，即弘扬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的精神和弘扬企业家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关于企业家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意见》特别进行了明确界定，指出“国有企业家要自觉做履行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的模范”“激发国有企业家服务党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担当精神”。

3.3 国有企业家精神的内容

本文将新时代国有企业家精神的内涵界定为：国有企业家精神是指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在党的领导下，面对混沌且变化的市场，以未来和全球的视野，勇于担当国有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主动冒险，敢于激发企业市场活力，以法治精神创造性地识别行业或技术的新机会，并有效组合土地、劳动及资本等企业资源实现其商业价值，将国有企业建设成为国家、社会、人民和企业发展的利益共同体的精神特质、个人素质和行为特征。

国有企业家精神主要包括忠诚党的事业、不断追求卓越、强化守正创新、市场效率导向和主动遵纪守法等。

3.3.1 忠诚党的事业是国有企业家精神的核心

对党忠诚，勇于担当国有企业所承担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是国有企业家的精神内核。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斯·韦伯提出，“这种需要人们不停工作的事业，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这是唯一可能的动机。但与此同时，从个人幸福的观点来看，这类生活是如此的不合理：在生活中，一个人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他的生存才经营事业”。物质收入是企业家个人工作成果的重要标志。但对于国有企业家而言，忠诚党的事业和承担企业发展的历史责任才是自身的“顶峰体验”和不竭动力。

国有企业家精神体现为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自信。国有企业家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对企业资产配置方向事实上的决策权。国有企业家是由国资管理部门和组织部门按照组织程序选拔任命的。其选拔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上级组织部门以及国资管理部门对国有企业发展方向、发展使命的设计和对管理者能力的期望。国有企业家不能因为具有对企业资产的支配权力而将企业资产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也正是由于国有企业家将国有企业当作为国家尽职、为党的事业奋斗和为人民谋幸福的平台，强化企业利益大于一切，因此基于对党的信仰形成人格感召力。

3.3.2 不断追求卓越是国有企业家精神的动力

国有企业家追求的是事业的发展而不仅仅是职业经理人的尽职尽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国有企业家精神体现为对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发展的道路自信。

熊彼特在一百多年前界定了企业家的3个非利润动机，即建立自己的商业王国、超越竞争对手和对创造性本身的享受，这3个动机与金钱本身没有关系。这也是冒险、创新成为企业家精神核心的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国有企业在发展中具有天然的政策优势或行业自然垄断优势。但要想被称为国有企业家而不是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就要立足市场、锐意进取，克服政策保护或市场自然垄断地位带来的经营惰性，坚持在市场中持续创业，不断追求卓越、提升市场绩效，在党的事业中体现个人价值而不是在事业上刻画个人符号。

3.3.3 强化守正创新是国有企业家精神的灵魂

守正，就是守马克思主义之正。创新，就是创中国制度之新，创时代技术之新，勇于从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的角度创新。

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和特征在于，企业家是进行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创新者。创新是企业家的本能，企业发展最大的隐患在于创新精神的消亡。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通过“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的系列研究成果发现：新常态下企业盈利水平大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分化；现有企业家群体仍然偏重于制度能力，企业家精神在推动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和打造高质量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关键作用并未得到有效发挥。对于国有企业家而言，创新失败带来的个人损失远高于创新成功带来的激励。创新需要时间，而国有企业家受到较为严格的任期以及任期年龄限制。国有企业家必须本着对国家、社会和历史负责的态度，积极在任期内推进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敢于发掘一般人无法发现的机会并付诸实践，创造性运用资源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并勇于承担创新失败的后果。《意见》第四条强调，要营造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对国有企业家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等为目标、在企业发展中大胆探索、锐意改革所出现的失误，要予以容错，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意见转化为切实可操作的方案。

3.3.4 市场效率导向是国有企业家精神的表现

市场经济与国有企业并不矛盾。国有企业家在强化政治担当和社会责任的同时，也需要追求多方利益的协调，在日常经营活动中遵循市场法则，不依靠国有企业的地位寻求超额利益和市场保护，强调公平市场秩序的营造，以市场的方式创造国有企业的社会价值，坚信国有企业能够实现效率导向。在企业家精神驱使下，国有企业家积极寻求创造新的生产经营手段和方法、新的资源配置方式、新的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强化在企业整个生产经营过程中实现更好的成本控制、更好的资产周转。企业组织结构设计不仅仅要考虑上对下的管控，更要考虑面向市场不断优化企业内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

新时代国有企业发展要以对标开展世界一流企业价值创造为关键抓手，以加快建成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以“两核”突破——提升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为途径，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国有企业对标世界一流的关键是在坚守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突出市场效率导向，聚焦全员劳动生产率、净资产收益率、经济增加值率等显性指标，切实提高经营水平。

3.3.5 主动遵纪守法是国有企业家精神的基础

市场经济是典型的契约经济、信用经济。任何一个企业家都必须遵循法治精神，重视企业诚信的商誉。品德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决定了企业家的信用状况。有远见的企业家非常重视包括诚信在内的商誉。对于国有企业家而言，其必须以法治的精神参与市场竞争，坚守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原则，遵守市场的契约精神。事实上，现实中有部分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凭借国有企业的身份，或者以国家利益为借口损害合作者利益，或者对合作者不能给予对等的尊重，以大股东身份伤害其余股东的利益，导致不能实现同股同权。法治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基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也是以法治为基石，国有企业家更应该重视法治精神的弘扬。无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国有企业家都应该成为遵纪守法的企业家典范。

04

激发国有企业家精神的措施

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才能培育国有企业家，如何才能有效激发国有企业家精神呢？在这个过程中，党对国有企业家队伍的领导、国有企业家激励机制建设以及国有企业家经营决策主导权的落实至关重要。

4.1 加强党对国有企业家队伍的领导

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建设，发挥党组织对国有企业的绝对领导作用。各级国有企业监管部门以及组织部门要全面强化对国有企业家的党性教育，增强国有企业家坚持党的领导、主动抓企业党建的意识，以打造一支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敢于作为的国有企业家队伍，夯实国有企业发展基础。

组织结构决定治理结构。所有权安排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抽象概括，党委会在整个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中心地位的确立和作用的有效发挥是关键。各级政府和国资管理机构并非国有企业的终极所有者，其本身也是代理者，其更多是从行政控制角度考量国有企业管理者的配置。强化党对国有企业家队伍领导的关键是从选拔任用、日常考核和提拔晋升等方面优化党组织的作用，进一步明确党组织在企业经营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处理好其与其他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促使党委作用的发挥更加组织化、常态化、制度化、具体化。

4.2 加强国有企业家激励机制建设

有效激励是催化国有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措施，包括物质激励、精神激励和容错机制激励。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国有企业地位的系列讲话和《意见》的出台，使得国有企业家对自身的地位和前途有了清晰的认知。我国还应建立对应的制度，激励其弘扬企业家精神。第一，物质激励是基础。要让国有企业家能得到与其付出相匹配的报酬，如实施包括持股计划、利润分享计划、年薪制等在内的物质激励。对于由党委直接任命的国有企业家而言，也必须考虑其收入与市场及企业薪酬体系之间的适度匹配。第二，除物质激励外，精神激励也是国有企业家激励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等三大责任本身就属于精神激励的有效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相对于民营企业家而言，国有企业家的物质收入与之存在相当的差距。国有企业家如果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得“软骨病”。因此，国有企业家激励要以精神激励机制建设为主。第三，容错机制激励也是国有企业家激励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企业家大胆决策、敢于决策、科学决策，对于涉及企业发展重大战略以及关键投入的部分，强化民主集中原则，提升决策的多元参与度，对企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偏差予以理解，建立能者上、庸者下以及犯错误改正之后重新上岗的机制。

4.3 强化国有企业家经营决策主导权的落实

决策是企业家的核心工作。一方面，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另一方面，坚持落实国有企业家经营决策主导权。两个坚持明确了国有企业内部重大决策必须先由党委（党组）研究提出意见建议，再由董事会及经营层作出决定，最后由国有企业家在党委的领导下作出决策。在具体的机制设计上，可以通过“一岗两责”等方式，突出国有企业家多元角色的统一，从而有效提升国有企业家决策的时效性和科学性，最终确保国有企业家经营决策权在党委领导下的有效实现，确保党委决定与企业家决策相协调。

作者简介：唐志红，经济学博士，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与创新管理；周贤永，管理学博士，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与创新管理；陈光，管理学博士，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与创新管理。本文刊发于《创新科技》杂志2023年第11期。 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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