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台湾40年！他的灵魂至今在台湾上空盘旋！深度解读汤英伸案

今年7月，台剧《八尺门的辩护人》在Netflix上映，一度引起热议。这是一部涉及原住民、移工生活困境、以及官商勾结议题的律政悬疑剧，改编自同名小说。

而故事的原型是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轰动全台湾的汤英伸事件。

1986年1月25日清晨，位于台北新生北路的翔翔洗衣店里传来惊天惨案，洗衣店老板夫妇以及他们2岁大的女儿命丧黄泉。

行凶者汤英伸是洗衣店的一名雇员，同时也是嘉义师专肆业的国家公费生，一个年仅18岁的邹族少年。汤英伸从小能诗能歌、学艺双全，案发时，他刚来台北九天。

随后，汤英伸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被判处死刑，可没想到各大媒体、众多知识分子、以及人权组织都纷纷站出来为他发声，请求政府「枪下留人」。

如今37年过去了，每每提到「汤英伸」这个名字，依然会在台湾引发舆论狂潮。汤英伸的灵魂为何会在台湾上空盘旋不散呢？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来聊聊这背后的故事。

悲剧当天

台湾西南部的嘉义县有一座巍峨壮丽的高山，阿里山。山脚下的吴凤乡是嘉义县唯一的「山地乡」，全乡面积广达428km2，占嘉义县总面积的五分之一。

所谓「山地乡」，也被称为「原乡」，意思是居民以台湾原住民为主的地方自治单位。

吴凤乡的特富野，是一个50多户邹族原住民聚居的淳朴小部落，坐落在高高的山岭上，四周环山依水。

1986年1月25日，初春时分，特富野依然笼罩在凛冽的寒风中。

这天，嘉义县警局吴凤乡分驻所所长郭孝华匆匆来到了乡民汤保富家。

进屋第一句话就是问汤保富夫妻：「你们儿子汤英伸回来了没有？」

夫妻俩面面相觑，说道「他十几天前离家出走了，我们也在着急找他呢！」

所长郭孝华焦急地说「他在台北可能涉嫌一桩案子！」

汤保富在乡里任公职，妻子汪枝美几年前因为骑车坠落山谷，导致脊椎受伤，半身不遂，需要成日卧床。汤保富和汪枝美孕育有二子一女。

大儿子在台北警察学校就读；二儿子汤英伸不久前休学，并留下了一封信，北上台北打工去了；小女儿尚且年幼。

几人说话期间，汤保富家里的座机响了起来，打电话来的是大儿子。汤保富接起电话就问「你见到你弟弟了吗？」

原来自从汤英伸离家出走后，哥哥一直在台北打听他的下落。电话里大儿子跟父亲说「还没有见到弟弟，本来昨晚可以去找他的，但我把假期转让给了一位受伤的同学…」

还没等大儿子把话说完，汤保富就着急忙慌地打断他说「听说你弟弟出事了，你赶紧去找人，带他到警察局解释清楚。

你们老老实实地讲，没有关系，一定是个误会。」汤保富夫妻坚信，从小乖巧善良的二儿子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然而，1月25日当天下午两三点钟发行的晚报，刊登出了这样一则头版新闻「本日凌晨，在台北新生北路二段开设翔翔洗衣店的彭喜衡、妻子王玉琴、女儿彭珊珊，遇袭身亡

受害人夫妻的两名儿子幸免，警方目前已封锁现场，进行勘验」。

1月25日，下午四点，哥哥在台北的亲戚家，找到了汤英伸。汤英伸给母亲打去了一通电话，说「妈妈没事啦，您放心……」

这是汤英伸离家16天后，第一次给家里打电话。母亲在电话里，还是叮嘱汤英伸「你和哥哥去警察局解释，老老实实地讲……」

下午六点，汤英伸和哥哥坐上了前往台北中山分局的计程车。一路上，汤英伸望着窗外的街景，默不作声。

快到警局时，突然抽泣起来，满脸泪水地对哥哥说「我想先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好不好？」

平复情绪后，汤英伸最终还是径直来到了警局。警方问他「有无前科？有无参加不良帮派？ 」汤英伸的回答都是「没有」。

他向警方交代，他于1月16日中午，由世吉介绍所的邱世芳先生介绍到翔翔洗衣店工作，至今共工作了9天。

短短9天，是什么让一个毫无前科的少年，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呢？1986年5月，台湾《人间》杂志刊登了《悲剧的背后》 三篇系列报道，详细揭示了这起案件的种种细节。

不孝儿英伸

汤英伸出生于1967年7月26日，一家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叔公汤守仁是白色恐怖受难者，父亲汤保富因为带领族人凑钱修出了一条公路，而在特富野很有威望。

之前，没有公路时，特富野的乡民们过着十分贫困的日子，人们宁愿让果子烂在山上，也没有人去采，因为运不出去。

有了公路之后，外地商人们纷至沓来，上山采购、订契约。后来，汤保富又带头向政府建设委员会申请拨款，请求为特富野建设大桥（今天的特富野大桥）。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特富野族人的日子也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了。在很多族人心中，是汤保富带头打开了特富野通向外面世界的路，盘活了部落的经济。

生活在这样一个模范家庭中，汤英伸从小就品学兼优、懂事听话。族人甚至给汤英伸取了一个乳名，叫「弟仔」。

那是一种亲密的昵称，意思是大家的弟弟。汤英伸的小学是在家乡的「达邦国小」读的。小学6年期间，一直都是班长，毕业时，考上了著名的天主教学校「嘉义辅仁中学」，还获得了县长奖章。

高中毕业后，汤英伸升学至「嘉义师专」，希望毕业后能当一名老师，回到故乡的达邦国小服务。在同学眼中，汤英伸会写诗，歌喉又好，更是运动健将。

但是到了专三那年，汤英伸的在校行为开始出现问题，成了校方眼中的「问题学生」，因为爬墙、单车双载、校服上未绣名牌、抽烟等原因，被频频记过。

不过抽烟一事，后来被证实是其他同学所为，汤英伸替同学顶包受了过。

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好像都不是特别严重，但汤英伸就读的嘉义师专，当时采取的是军事化管理，以严格闻名，学校对汤英伸发出了「留校查看」的处罚。

留学查看期间如果再被记过，就会被强制退学，这对一个年轻人的前途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汤英伸和家里商量后，决定休学一段时间，回家好好调整状态。

就这样，专四那一年，18岁的汤英伸暂别了校园。但自责与不安让汤英伸无法心安理得地在家当米虫，1986年1月9日，汤英伸留下了一封信，离家外出打工去了。

信中他说「经过无数次的挣扎与抉择，我还是决定找寻自己的世界。或许，在双亲的眼中，这是不智之举。

但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即使还没做好准备，仍必须承受这些事实吧！因为压力太重，无法承受，迷失了。但或许在年轻的岁月中，这些是必须历练的。

我宁愿有个疯狂的年少，而不想在暮年时，叹悔自己。并请双亲勿挂念，就当我像平常出去一样，我会好自为之，也请不必找我，我不会耽误我的前途！」

信的署名是「不孝子英伸」。

汤英伸之所以敢冒险离家，是因为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段诱人的招聘广告：「新开幕中西餐厅，急征小弟小妹各三十名，免经验供吃住，月薪一万五新台币，小费多，供制服，学历不限。环境单纯，工作轻松，随来即可直接上班。天祥餐厅。」

汤英伸暗自盘算了一下，这么高的薪资，可以在台北租个不错的房子，还能补习英文。他满怀希望地踏上了北上打工的旅途，却不知道这家所谓的「天祥餐厅」根本就没有营业登记。

而且只要他稍加留意，他就能发现，这家自称「新开幕」的餐厅，已经足足在报纸上登了一年多的广告了。

刊登广告的是「世吉介绍所」的负责人邱世芳。1月12日，离家三天后，抵达台北的汤英伸拨通了广告上的电话，询问「天祥餐厅」是否还在招人。

电话那头说「是，随到随做。带身份证来登记就行！」

汤英伸根据对方提供的地址，来到了世吉职业介绍所，见到了邱老板。邱老板告诉他，想要做这份工作的话，先交1000块。汤英伸愣住了，出门时，他身上只带了1000多新台币。

他只好怯怯地说「我没那么多，先交500，过几天再给你送来500，行吗？」邱老板爽快地回答「行！」

随后，汤英伸乘车到三重的亲戚家，借了些钱，1月16日，又返回了「世吉介绍所」，补交了500。可没想到，这次收了钱的邱老板竟然又改口了。

他说，「天祥餐厅现在还没开张，要等到年后了。不过我可以先介绍你去一家洗衣店做工，待遇也很不错，一天500。但介绍费一共要缴3500。」

3500对于一个刚从校园里出来的18岁少年来说无异于天价了，邱老板也看出了汤英伸的难处，亲切地说道「介绍费你不用担心，有多少给我多少，剩下的雇主会替你缴，然后从薪水中扣！」

汤英伸松了一口气，又把身上仅剩的500元也给了邱老板。这工作还没开始，汤英伸就给出去了1500元了。

接着，邱老板打了一通电话。不一会儿，翔翔洗衣店的老板彭喜衡就过来了，当场付清了汤英伸还需缴纳的2000元介绍费。

然后列了一张借据，让汤英伸签字，并对他说，你现在是欠着我钱的，需要扣留你的身份证做抵押。借据上的金额是2200元，原来，洗衣店老板彭喜衡把这趟往返的路费也算在了汤英伸头上。

1月16日当晚，汤英伸就开始了工作。他吃住都在洗衣店里，彭喜衡用一张布帘和一块木板，在2岁女儿的卧房里隔出了一个小角落，算是汤英伸的床铺。

临近年关，洗衣店的生意非常忙。汤英伸每天上午9点开始干活，一直忙到深夜两点，一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是常有的事。

很快，他的身体就吃不消了。他曾多次想给父母打个电话，但又提不起勇气。

1月24日，在洗衣店工作的第八天，汤英伸鼓起勇气向老板提出辞职，并索要自己的身份证。他对老板彭喜衡说，自己要回家过年了，家乡的丰年祭快到了。

汤英伸粗略算了一下，已经做了8天工，一天500块，一共4000块，足够偿彭老板替他垫付介绍费了。剩下的钱，一部分还给亲戚，一部分作为返乡的车资。

可没想到，彭老板竟然说：「你吃我的、住我的，一天工资只能给你200块，现在你还欠着我钱呢！就想一走了之？做梦！」

汤英伸气不打一处来，每天累死累活，工作了8天，钱没挣到不说，还欠着老板的钱，他实在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

离家时，他对台北是充满了憧憬的，可现在只是深切地感受到了命运的不公。

1月24日下午4点，汤英伸出门给客户送衣服。他顺道了去住在台北建国北路的表哥家，在那里一口气喝了五、六瓶红露酒。

汤英伸跟表哥抱怨说，不想做了，想回家。表哥是一个钢琴乐师，在台北有些人脉，他安慰汤英伸说，「回家也好，等过完年了，我帮你找找工作。」

傍晚时分，汤英伸又回到了洗衣店继续工作。深夜，他托着疲惫的身体，眼含思乡的泪水，呼呼睡去。

1月25日凌晨一点，酣睡中的汤英伸被彭老板摇了起来，原来是有客人送来了急单。汤英伸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哀怨和愤怒，他说「老板，我不做了，总可以吧，你另请高明吧！」

面对汤英伸的不耐烦，彭喜衡脱口而出地说道「番仔！你只会破坏我的生意！」（这里没有歧视的意思，只是转述彭老板的话）

「番仔」是对原住民的一种侮辱性极强的称呼。这句话可以说是彻底击碎了汤英伸勉强维持的神经防线，他吼道「彭喜衡，你不要看我瘦弱，好欺负！」

说罢，两人扭打在一起。彭喜衡的妻子王玉琴闻声赶来，推搡之间，汤英伸抓到了一根拔钉器，就这样，悲剧发生了。

一时失去了理智的汤英伸，连哭闹的2岁孩子都没放过。一切结束后，汤英伸踉踉跄跄地离开了现场。

案发当天下午3点，回过神来的汤英伸给台北市中山分局打电话自首，让警察来抓他。

尽管警方在当天上午就已经接获了「翔翔洗衣店」发生命案的报案，但不知为什么，汤英伸在约定的弄口等了警察好久，警察也没来。

随后，汤英伸来到了台北建国北路的表哥家。下午4点，被亲哥哥找到，再次去警局自首。

案发前一晚，心情沮丧的汤英伸，曾鼓起勇气数次拨打了在台北读警校的哥哥的电话，但电话并没有接通。因为那粗心大意的哥哥，给了他一个错误的号码。

而汤英伸不知道的是，此时他的家人们也正在焦急地满世界找他。

自从一月中旬汤英伸跑到三重的亲戚家借钱后，亲戚就把他的下落，告诉了汤父汤母。但亲戚以为汤英伸是在所谓的「天祥餐厅」打工的。

父亲汤保富找到了报纸上的那则招聘广告，1月23日，他曾趁着去台北出差的机会，来到了广告上刊登的地址：「台北市民族西路六十五号二楼，富國大飯店對面」

可到了之后却没找到所谓的「天祥餐厅」。他挨家挨户，把街头巷尾跑了个遍，直到午夜，总算发现了一家「天祥自助餐厅」。

但进去一问，老板却说「你已经不是第一个没头没脑跑到我这里要孩子的父母了，你看我这儿像西餐厅吗？」

老板看着汤保富一脸的风霜，同情地说道「我劝你呀，还是赶紧去派出所报个案吧」。

如果那天汤保富真的报了案，又或者汤英伸的哥哥没有给错电话号码，事情会不会变得不一样了呢？

死刑

自首后，汤英伸就一直被羁押在看守所里，等待庭审。

1986年2月2日，一审开庭的前一天，汤英伸在看守所里，留下了一封简短的遗书，打破眼镜镜片，尝试做出极端选择。

不过，幸好执勤人员及时发现，将汤英伸送医，才挽回了一条生命。

遗书中，汤英伸写道「我的死不足回报，但诚心祈愿三位受害者，在天之灵能永享极乐，我愿把身体器官赠给任何需要的人。」

封遗书的右上角，汤英伸歪歪扭扭地写下了许多名字，父母、邻居、兄妹、女友、还有嘉义师专的同学们。

2月11日，被救回来的汤英伸又在狱中给父母写了一封家书，他说「双亲大人，本来早该给您们写信。

道出我对双亲的愧疚与感谢，却百感交集，提不起笔。世事多变化，双亲养育十八年的儿子，现在，竟然犯下滔天大罪，身陷囹圄。

一切后悔已经太迟了，但我仍然希望，在双亲的心目中，我仍是一个纯洁的孩子。纵使这是全然不可能了。 我不奢望能得到法律什么样宽容的制裁，毕竟，我已铸下了大错。」

家书的署名依然是「不孝儿英伸」。

3月20日，汤英伸案一审宣判，判决结果：死刑，剥夺公权终身。

这起案件刚发生时，不少新闻媒体以「灭门血案」为题，做了大量报道，有一家报纸甚至还把命案定性为了「引狼入室的悲剧」。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案情逐渐明朗后，舆论呈现峰回路转，同情汤英伸的声音不断传来。

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教授黄越钦在校园内演讲时，说「这个案件是我们社会的悲剧」

台大心理学教授杨国枢表示「我们必须了解山地同学的言行背后，有怎样的意义」

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学博士朱高正建议社会「应该从法律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命案。」

原住民诗人莫那能说：「十三年前，我也曾被职业介绍所卖了。当时我也真的有过冲动，想要讨回一个社会公道……。」

双眼失明的莫那能哽咽道「山地青年的命运，怎么十三年前是这样，十三年后也这样？」

台湾知名画家、诗人蒋勋曾写下这一段话：汤英伸案，绝不是单纯的刑事案件，多年来，邹族背负了谋杀吴凤的历史罪名。

这个种族几乎生下来就注定了「原罪」，长期来，在屈辱、犯罪的历史情结下受到压抑，应该从文化、社会的观点，重新审视汤英伸的案件。

邹族没有杀吴凤，如果汤英伸判死刑，便是「吴凤杀人」了。

蒋勋所说的邹族与吴凤之前的恩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里我们还要聊聊台湾原住民的困境。

原住民困境

台湾原住民是指，17世纪汉族移民移入前，原本就生活在宝岛上的数十个语言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族群。

目前被台湾官方承认的原住民共有16族，邹族是其中一族。根据2023年5月的统计数据，台湾原住民总人口约58.6万，约占台湾人口的2.5%。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小学课本里，有这样一篇课文，大意是这样的：

清朝有个叫做吴凤的人，他从小跟随父母从老家福建迁来了台湾，住在嘉义县阿里山下。他聪明能干，带领乡民们播种、插秧和制造工具，大家都很敬爱他。

后来，吴凤被封为了当地官员。阿里山的高山原住民们有一种用人头献祭的野蛮风俗，吴凤想要破除迷信，但原住民们都不听劝。

吴凤难过极了，他哭着乡民们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杀人祭祀，那么早晨将会有一个穿红衣裳戴红帽子骑着白马的人出现，你们就杀了他吧！」

第二天一早，红衣人真的出现了，几十个原住民一起猎杀了红衣人，可扒下他的帽子后才发现，此人竟然是他们最敬爱的吴凤。他们悔恨不已，从此，革除了陋习。

历史上确实有吴凤这个人，他是清朝的一个小官，汉族人，但生平不祥。

吴凤「为阻止邹人猎首而不幸被杀」的故事，最早见于咸丰年间（1855年）刘家谋所写的《海音诗》。

后来在《云林采访册》（1894年出版）和《台湾通史》（1919出版）中，吴凤「舍生取义」的形象逐渐被神话。

吴凤传说背后蕴含的是，汉族和原住民之间的利益以及文化冲突。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多少呢？

编写这个故事的都是汉人，故事的出发点自然也是汉人视角，很多原住民都对故事中的细节表示质疑。

比如说，「红衣」在邹族代表英雄，族人不可能射杀着红衣的人

阿里山也从未见白马；阿里山原住民只种植小米，并不种植水稻，也不需要插秧

更有族人代代相传表示，吴凤其实是「奸商」，常剥削原住民，以原住民的鹿皮鹿肉换取汉人物资，从中牟利，还曾霸占原住民土地和女性。

1895年至1945年的日治时期，日本人为开采阿里山的林木而与邹族人接触，基于塑造帝国主义「宽大仁慈」形象的政治目的

他们开始积极编纂《吴凤传》、兴建吴凤庙、将故事改编成歌舞剧、电影，甚至编入日本、台湾、朝鲜等地区的小学教科书。

吴凤通过自我牺牲而教化原住民的形象被深深植入一代又一代人的脑海，与此同时，邹人成了「野蛮落后」猎头族，处处受到歧视。

后来，国民政府来台，同样沿用了日本人对待吴凤的态度，更进而将阿里山乡改名为「吴凤乡」，设置吴凤路、吴凤中学，还在嘉义车站前树立了一座吴凤像。

俗话说「要灭绝一个民族，就必须要先灭绝他们的文化」，而灭绝文化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植入、篡改历史。

事实上，自从几百年前，汉人大批涌入台湾后，原住民的处境就十分尴尬。

面对《人间》杂志的采访，特富野天主堂的高义辉神父回忆说，他还记得自己读台中一中时，因为是山地原住民，常常被同学们当牛马一样看待。

每当有人骂他是「番仔」，他都想痛痛快快地跟对方打一架，才会比较舒服。

但凡学生宿舍里有人丢东西了，老师查都不查，就说一定是原住民同学偷的

哪里有异味，一定是原住民学生不洗

高神父说，原住民在劣势文化下，即使来到了城市，也过着底层的游牧生活。他们容易冲动、紧张，经常会感到不安。

案发前一年，汤英伸还在嘉义师专读书时，曾到教堂找过高神父。他对高神父说「我已经变成了病态的人！」

高神父记得有一次，特富野举办天主教夏令营。汤英伸一入营就成了领袖人物。

他白天表现得勤奋、彬彬有礼，然而，到了晚上，却忍不住和一群小混混，跑到后面山岗偷偷喝酒，被逮了个现行。

在高神父看来，身为一个去到城市的原住民，汤英伸隐藏着内心的自卑和压抑，又在压抑中不断地反弹，越来越敏感。

对于一个离乡背井的原住民而言，他们所承受的压力，绝不是一句「不能适应，就不要来平地」能解释的。

四声枪响

1986年6月25日，汤英伸案二审宣判，依旧是死刑。

1987年5月11日，三审死刑定谳。

法律上明文规定，自首是死刑减刑唯一的充足条件。

汤英伸的律师曾尝试提出抗辩，要求减刑，理由有两点：第一，汤英伸是自行投案；第二，案发时，汤英伸有喝酒，应鉴定其行凶时的精神状况，再决定量刑额度。

但法院驳回了律师的抗辩，原因是汤英伸到案前，警方已接获报案，所以不符合自首条件

其次，作案后，汤英伸曾清理现场并找回身份证和借据，甚至拿走了受害者彭喜衡钱夹里的一部分钱，显然精神状态并未出现问题。

庭审时，汤保富曾向审判长说「如果能给我儿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我愿意…」但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汤保富语结地站着，低下头，泪水簌簌地落下……

汤英伸被定罪之后，数家台湾媒体，文化界、 学术界120多位名人联名上书蒋经国， 请求「枪下留人」。

1987年5月12日，自立晚报还刊出一篇以「枪下留人」为题的全版广告。

创作歌手邱晨发行了一张「报导音乐」性质的专辑《特富野》，部分歌词采用了汤英伸本人的文字，部分采用了邹族民谣。

只是在那个还有「禁歌」的年代，听到了这张专辑的民众寥寥无几。

1987年5月15日凌晨5:40，四声枪响后，未满20岁的汤英伸偿还了他的欠债，也成了台湾最年轻的死刑犯。

伏法之前，他坚决不打麻药，不减轻痛苦，并说「我罪有应得，必须承受这个痛」。

5月16日，时任参谋总长郝柏村在日记中写道「是党外人士及部分宗教人士向蒋经国陈情，请求暂缓执行，触犯了蒋经国的忌讳，让他深为不满。

蒋经国表示此案必须依法处理，汤英伸才于昨日被行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营救拯救汤英伸行动已经演变成了一场特殊的社会运动。

人们不仅是想要挽回一条原本善良的生命，更是要对社会积弊沉疴进行反省，对非公义的社会结构进行抗争。也正因如此，知识分子的联名上书，才让当局感到不安。

1987年6月，《人间》杂志第20期再次做了汤英伸专题，封面照片是汤英伸的妹妹捧着他的骨灰，标题是「汤英伸回家了」。

案发前一天，汤英伸在日记里写了一首诗，其中几句是：

「看汽车驶远时扬起的尘埃，

不禁觉得好孤独，

曾说过要成功！

曾说过要忍耐！

却按奈不住即将崩溃的神经，

大骂一声：太不公平了！」

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起案件是汤英伸在被洗衣店老板不断压榨后的无奈反扑，但《人间》杂志刊登的《悲剧的背后》系列报道的最后一篇，从受害者家属的视角还原了案件的更多细节。

原来，洗衣店里的工作强度高， 并不是因为彭氏夫妻天性不善，在严酷的经济形势下，他们也有他们的无奈。

冰冻的春天

翔翔洗衣店的老板彭喜衡家里有4个兄弟，他排行老三。

父亲彭阿升50年代时，带着全家从新竹来到台北，白手起家，从洗衣店做起，然后做毛衣代工，之后成立了一间针织品外销公司「兆沄企业公司」。

生意最好时，公司有50多名员工，而彭喜衡和二哥彭喜专一直都是家族企业的顶梁柱。

「兆沄企业公司」的主要出口国是新加坡，然而，到了1985年，新加坡经济危机来袭，「兆沄企业公司」的订单量一落千丈，经营举步维艰。

彭阿升的意思是，想再熬一段时间，看看86年开春后，生意会不会好转。如果不会，再决定公司该如何转型。

但彭喜衡却和父亲有不同想法，他认为新加坡经济一时半会儿是不可能回暖的，拖着也是浪费时间，他想自己出来创业。

没多久，彭喜衡就在台北新生北路二段，找到了一间正在转让的洗衣店，他打算从熟悉的洗衣生意开始，从头做起。

彭喜衡花光了所有积蓄，用36万盘下了这家店。1985年10月，他给店铺挂上了一块新招牌「翔翔电脑干洗店」。

彭喜衡和妻子王玉琴孕育有3个孩子，大儿子阿云、二儿子阿恒、小女儿珊珊。离开彭家，搬来新生北路洗衣店后，他们一家五口的日子过得非常忙碌。

每天早上7:10分，夫妻俩把两个儿子送到学校后，就要开始着手准备店里的琐事了。王玉琴整理当天要给客户送去的衣物，挂上地址，免得送错地方。

彭喜衡将衣物熨烫好，按地址分区排放。上午9点，洗衣店一开始门，彭喜衡就要出去送衣服了，而王玉琴则留在店里看店。

在店里，王玉琴也没有闲下来的时候，一边照顾2岁的女儿，客户陆续上门，遇到急单是常有的事。

彭喜衡从小就喜欢鼓捣器械工艺。盘下洗衣店之后彭喜衡特意把柜台、招牌和房间格局都重新布置了一番。

还向朋友借来了一根一尺来长的拔钉器，用来拆除铁钉和木条。之后，这根拔钉器就成了日常用具，有时被放在货架上，有时靠在干洗机旁的角落里。

没人知道，这支拔钉器是否附着某种恶灵，正冷酷地等待着一场人间惨剧的发生。

凭借着多年积累下来的经营经验，翔翔洗衣店的生意在彭喜衡手中，迅速走上正轨，开业3个月，顾客有增无减，但没日没夜的忙碌让彭喜衡和妻子王玉琴的身体逐渐吃不消了。

他们委托「世吉介绍所」的邱老板，给他们介绍一名工人。就这样，汤英伸来到了洗衣店。

在彭喜衡的二哥彭喜专眼中，暂扣新工人的身份证，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大部分垫付中介费的老板都是这么做的。

彭喜专说，「以前做针织生意时，由介绍所介绍来的工人都不曾出过麻烦。只要你把欠款付清，天皇老子也不能扣你的身份证。」彭喜专认为是汤英伸没能适应这份工作。

案发当时，彭喜衡的两个儿子在其他房间睡觉。虽然听到了动静，但没敢走出房门查看，命运之神眷顾了这两个小家伙，让他们幸免于难。

彭喜衡的父亲彭阿升认为，是汤英伸见财起意。

他还向法院表示，案发后，儿子彭喜衡家里少了12万现金、1只劳力士表、金饰约8钱、还有邮局存折以及王玉琴的印章，但法院并未采信彭阿升的陈述。

关于盗窃的部分，法院认定汤英伸只拿走了和彭喜衡之间的那张借据，以及2400元新台币。

惨案发生后，彭喜衡的两个儿子就一直跟着二伯彭喜专一家，以及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没了父母和妹妹的两个小兄弟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学习更用功了，也更懂事了。

当时他们所就读的学校的校长还特意吩咐说，今后，这两位小朋友的注册费和教科书费，一律全免。

如今彭喜衡的两个儿子早已长大成人，网络上很难找到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不管他们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我想1986年1月那个冰冷的春天，注定是他们记忆深处最不愿被触及的伤痛。

谁之过？

汤英伸案毁了2个家庭，夺走了4条人命，这起案件究竟是谁之过呢？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

著名作家詹宏志说，这是「一桩大型的、复杂的、抽象意义的体制犯罪」。

艺术家林惺岳说「惨杀三条人命的凶手，被正法了。千夫齐指、罪该万死之际，有没有人想到，多少无形的手参与这件凶杀，把一个充满朝气的年轻人逼到暴戾的深渊，也逼到了枪口下。」

当汤保富得知儿子死刑将近时，他曾带着妻子和孩子们匆匆前往台北监狱， 与汤英伸做最后的团聚。

当人们忙于向蒋经国上书时， 汤保富拖着疲惫的身体， 往返医院， 只为完成汤英伸捐赠器官的遗愿。

当时有人提议，集体到立法院前请愿，但汤保富拒绝了，他说「我爱英伸， 但我不能不为苦主的悲哀着想…」

汤英伸伏法后，汤保富取回了儿子手中握着的、还残存着余温的十字架，也许是受刑时太过痛苦，耶稣的头像已被扭曲了。

汤保富看着这个小小的 十字架， 喃喃地说： 「耶稣是他受刑时唯一的亲人」。

汤英伸告别人世2个月后，蒋经国发布命令，自7月15日零时起，解除台湾本岛和澎湖地区的戒严令。

持续了近40年的戒严白色恐怖时期宣告结束，长期受到压制和隐忍的社会力量全面爆发。1988 年，原住民族运动者开始推动「还我土地运动」。

同年，一群原住民族青年拆毁了嘉义车站前的吴凤铜像，象征着吴凤神话的破灭。

1989年，吴凤乡被正名为「阿里山乡」。深受乡民爱戴的汤保富当选阿里山乡乡长，此后获得了2次连任。

90年代，官方取消了「山胞」、「山地人」等歧视性称呼，引入了「原住民」这一正式称呼。

在此之前，阿里山下的原住民其实一直是被称为「曹族」的，90年代后，才被正名为了「邹族」。

2005年，台湾又通过了「原住民族基本法」，确认了原住民族自治权的法定程序。

说句可能会被炎上的话，是汤英伸的死亡，而不是获救， 召唤出了「弥补族群裂痕」的社会反省。

是汤保富和汤英伸以邹族人的尊严和基督信仰中对罪与罚的担当，震动了人心， 开启了社会对汤英伸案更深层面的思考。

如今原住民的权益在逐渐得到完善，只是汤英伸和那三名受害者注定缺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