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清文宗咸丰九年（1859）四月，永州镇总兵樊燮诚惶诚恐地赶到省府长沙，拜见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
这个樊燮来头不小，不仅是正二品的武职外官，而且此人与湖广总督官文的关系也相当密切。
仗着官文的权势，樊燮在总兵任上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就这样，反而还被湖广总督上折保奏从一品的湖南提督。
只是正当樊燮做着青云直上的美梦时，不曾想，因其胡作非为被湖南巡抚骆秉章参劾——同一官员，总督保举，巡抚弹劾，督抚意见背道而驰，搞得咸丰帝疑虑丛生，只得暂时将樊燮开缺，听候发落。
而樊燮此番前来，也是受了官文的指点，明为到抚署请训，暗里却是想在骆秉章面前疏通一二。
只是当樊燮正欲从府衙大门入内时，却被一人拦住，口呼为何不上前请安（屈膝半跪之礼）。
樊燮眼见此人师爷打扮，想来应是骆府幕僚，虽有些气恼，但他此时乃是戴罪之身，又有求于人，不便发作，抱拳行礼便要入内。
岂料师爷得寸进尺，喝道：“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
眼见此人如此无礼，樊燮愤而回斥道：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品官也。
谁知这小小师爷闻听此言竟勃然大怒，开口骂道：“王八蛋，滚出去！”
不曾想，这场巡抚衙门前的口角风波，随后差点酿成滔天巨祸，而事件中那个嚣张跋扈的师爷，正是我们今天文章的主角，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
清仁宗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左宗棠降生在湖南湘阴一户普通的耕读之家。
其祖父左人锦、父亲左观澜虽满腹经纶、饱读诗书，然寒窗苦读多年，无奈时运不济，连个举人都没有考上。
屡试不第，也就意味着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跃变之路被彻底断绝，左家人口众多，又仅有薄田数亩，生活自然日渐艰难，如遇灾荒饥馑之年，甚至难以糊口。
左宗棠出生之际，适逢湘阴大旱，家中众人仅以糠屑捏饼度日，而因营养不良，母亲乳汁不足，更只能用米汤为襁褓中的幼儿充饥活命。
成年之后，左宗棠回忆童年生活，仍难掩悲伤：“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寥寥数语，道尽个中辛酸，只是其中况味，外人又如何得以体会？
但好在左家书香门第，左宗棠从小便对四书五经耳濡目染，加之天性聪颖，在祖、父的熏陶、培养之下，学业日趋长进。
道光六年，十四岁的左宗棠第一次参加“童试”，翌年五月，应府试，名列第二，但因母亲病重未参加“院试”，遗憾与“生员”擦肩而过。
母亲去世以后，服丧守孝期间，左宗棠不仅用心苦读儒家经典，更对“经世致用”之学展现了浓厚的兴趣，少时的经历与志向，也为其日后成为晚清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
家境的艰难并没有影响左宗棠发奋苦读，道光十年冬，恰逢著名的经世学者、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忧回到长沙，年轻的左宗棠既佩服贺长龄的学问和为人，更羡慕他家丰富的藏书，于是经常到贺家求教，并借阅各种典籍。
而贺长龄对这个比自己小二十七岁、求知若渴的青年人也很赏识，竟以“国士见待”，两人志趣相投，互相考订，一来二去，竟成忘年之交。贺长龄也成为了左宗棠“经世致用”之道的引路人。
但在封建时代，科举考试仍然是读书人获得社会地位，升官发财、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身处其中的左宗棠也无法免俗。
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以监生身份赴省城长沙参加乡试，初考未中，但有幸因“搜遗”（考官对未选中的试卷进行二次评选）而被补录，得以中举。
参加乡试后，未等发榜，左宗棠就匆忙赶赴湘潭周家完婚。这门亲事，是其父左观澜在世时定下，周家为湘潭富户，书香门第，而宗棠则为一介寒士，几乎一无所有，无钱操办婚事，只得选择入赘。
好在周家对这个上门女婿并未轻视嫌弃，而妻子周诒端更是一名贤内助，不仅让左宗棠婚后能够安心求学，更筹措路费让其得以赴京赶考。
只是左家似乎注定与科举无缘，道光十三年、道光十五年，左宗棠连续两年北上参加会试，均铩羽而归。
落榜南归后，为养家糊口，左宗棠于道光十七年（1837）应巡抚吴荣光之邀，到湘东醴陵主持渌江书院。
1837年，两江总督、湖南安化人陶澍返乡省墓，途经醴陵时，左宗棠为接待馆舍代写楹联以示对总督的景仰和欢迎之情。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正是这一副楹联，让封疆大吏陶澍认识了作者左宗棠，两人见面，左宗棠果然谈吐不凡，识见超群，彻夜畅谈之后，陶澍对其惊为天人。
道光十八年（1838），左宗棠第三次赴京赶考，依然名落孙山，至此对科举一途心灰意冷，南归时特意绕道两江总督署所在地江宁，拜谒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陶澍。
此次江南之行，左宗棠不仅受到陶澍的热情款待，而且主动提出希望其子陶桄与左宗棠幼女孝瑜结为秦晋之好。以一代名臣之贵求婚于会试落第的举人，也足见陶澍对左宗棠的欣赏与器重。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左宗棠正于安化开馆授学，其虽为一介布衣，却心系天下，密切关注时局，积极提出御敌、治国之策，无奈其时人微言轻，献计献策却未被当权者重视。
时局糜烂却又报国无门，左宗棠遂萌生归隐泉林之念，道光二十三年（1843），其用多年积蓄在湘阴东乡柳家冲置地七十亩，署名“柳庄”，第二年秋天，举家搬迁至此，并自称“湘上农人”。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隐居的生活也并不顺遂，湘阴连续两年大旱，1848年又发生水灾，柳庄沦为泽国，左宗棠无奈又迁居长沙开馆授课。
在此期间，得遇因病反籍途经长沙的一代名臣林则徐，二人惺惺相惜颇有相见恨晚之意，交谈之间，时政分析、人物品评、边疆屯垦、民族关系几乎无所不包，尤其是林则徐曾被流放伊犁，贬谪期间其走遍天山南北，对新疆形势、时务颇为熟悉。
也正是因为这一次的会面，让左宗棠对新疆的重要性有了清醒的认识，更对其日后创造那番“惊天动地”的大手笔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1850年，道光驾崩，咸丰登基，随即在中国南方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军由广西崇山峻岭间挥师向北，一路所向披靡，围永安、趋桂林、破全州、入湘境，1852年9月便直逼省府长沙城下。
兵危之时，主政长沙的湖南巡抚张亮基急需辅佐之人，湘军大佬胡林翼向其极力推荐左宗棠，而张亮基对这位“湘中名士”也是早有耳闻，巡抚大人求贤若渴，多次遣专人于山中礼聘左宗棠。
经再三考虑，左宗棠同意出山，投入张亮基幕下，长沙山雨欲来之际，时代的巨幕正为潜龙在渊，蛰伏多年的一代名臣左宗棠缓缓打开。
长沙一役，太平军聚兵坚城之下，鏖战二月有余，终不能更进一步，只得无奈撤军，北上岳州。
而左宗棠于长沙解严之后，又把精力放在辅佐张亮基整顿吏治、镇压会党之中，因其勤勉有加而能力出众，深受张亮基的信任，军政要务皆委于其一人之手。
此时的左宗棠，虽为幕僚，实则大权在握，运筹帷幄、纵横捭阖，然而却始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