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文/杨国英

一个悲怆的、甚至残酷的时代已经到来，许多人却浑然不知。

是的，我一度也浑然不知。

是的，每一个太平时代出生成长的人，即便当下全球超级动荡，即便当下经济和资产价格异乎寻常，但是，又有谁能够因此认为一个异常残酷时代的到来呢？

这需要走出去进行体认。

这需要必要的全球观和大历史观的逻辑自觉。

今年7月，是我疫情之后再一次前往海外进行调研，之后10月又再一次前往海外调研——7月海外调研最大的感触，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在去年和前年事实已经加速完成了在华产业链的对外迁移。

发达经济体加速完成在华产业链的对外迁移，其趋势大家是知道的，从2018年特朗普时代就已经开始。

但是，最近两年，发达经济体在华产业链的对外迁移的速度之快和尺度之大，如果没有海外深度调研的确认，我相信，几乎所有人都不敢如此想象，这种迁移简直就是脱钩性的迁移。

而在海外调研确认之后，我终于理解今年我国经济和人民币资产的超预期承压，这事实源于发达经济体产业链迁移的超预期。

发达经济体产业链迁移的超预期，会直接导致两个后果，一是我国经济增长、贸易出口和相关就业的中期内承压，二是人民币汇率的中期内承压，发达经济体产业链的迁移，无论是苹果链，还是三星链、抑或是耐克链、阿迪链，每一个产业链的迁移都对应相关规模的外资撤离。

当然，人民币汇率的中期内承压，决策层为了相对保汇率，中期内又必然会导致人民币资产价格的结构性承压。

所以，在确认上述逻辑之后，从今年7月开始，我就呼吁大家进行适度跨品类和合法跨区域的全域资产配置，我自己也较大幅度降低了风险资产的配置占比，相应增加了逆周期的资产配置（比如黄金），局部提升了固定收益债券的配置，并相对增加了合法海外资产配置（新兴市场ETF）。

正是在结构性调低风险资产配置比例之后，截止目前，我今年的资产收益率，才没有因为股市低迷而整体产生负收益。

发达经济体加速在华产业链的迁移，加速与我们的事实脱钩，其背后的终极诉求到底是什么？

是减少对华贸易的持续逆差？是压制中国势能的上升？这些因素当然是存在的，尤其是之于美国而言，这些因素更是事实存在的。

但是，存在这些因素，并不表明这些因素是美国主导下发达经济体的终极诉求。

美国、以及美国主导下的发达经济体，如此加速在华产业链的迁移，如此加速与中国的事实脱钩，如此加速全方位尤其是高科技对中国的打压，其终极诉求是——希望借机完成全球秩序（重点是经济秩序和产业秩序）的再平衡，并且希望一这全球秩序的再平衡，其庞大的历史成本由中国最终买单。

因为，今天的全球，其供需失衡和贫富失衡，整体上，已经到达100年内的顶点。

全球供需失衡，在半智能化、智能化生产的赋能之下，今天的生产力同样到达一个顶点，今天超过95%的商品供给同样严重过剩。

同时，全球不同区域的贫富差距、以及全球阶层的贫富差距，在过去三四十年，事实的悬殊在疯狂拉大，仅以不同区域为例，过去三四十年，就大型经济体而言，只有中国和美国享受到过去三四十年全球化增值的最大红利，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整体红利效应相对有限，包括不限于日本、南美、东南亚、南亚、非洲、以及欧洲的多个国家，日本和南美洲甚至还陷入到漫长的增长停滞。

另外，今天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其宏观负债率基本都高达260%以上，居民负债率几乎都高达60%以上，也就是说，经济的杠杆，需求的杠杆，今天整体已经到达一个无以复加的临界点。

从大历史周期看，上一次全球的两大结构性失衡（全球供需失衡和全球贫富失衡）到达如此一个高度，应该还是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

当时的全球，是资本主义列强主导的全球，当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生产力上升之后，也同样面临95%的商品供给严重过剩的难题，也同样面临托拉斯寡头经济主导一切的难题，也同样面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宏观负债率急速攀升的难题。

以美国为例，1930年代初期，美国的宏观负债率高达240%（比现在还是低一些），居民负债率高达50%（这个也比现在低一些），但是，这之于90多年前而言，无论是宏观负债率、还是居民负债率，其整体之高，还是超级惊人的。

同样，在资本主义列强陷入供需失衡和贫富失衡之下，彼此之间迅速进入搏杀区间，美国一度将进口税率提升到50%以上，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几乎全部启动限制进口叠加高关税的政策。

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其恢复正常，其最终实现全球供需和全球贫富的再平衡，一般认为是在1935前后，但是，事实上，却是1945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事实才真正宣告了大萧条的全面结束。

如果没有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即便在1935年前后有所缓和，之后也还会持续不间断的爆发。

因为，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全球经济和产业秩序才真正得已重构，德国日本意大利以及相关仆从国，最终承担了当时全球再平衡和全球秩序重构的绝大多数代价。

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传统殖民强国，屈服于美国的全面崛起，不得不响应美国门户开放的政策，从而不得不认可被殖民国家的独立，而被殖民国家的独立，事实又结构性放大了对工业品的需求，大萧条期间的供给严重过剩得已相对缓和。

当然，二战之后，伴随着航空航天、电子电器的全面发展，新商品供给又刺激了新商品需求。

所以，今天这个时代，与1929年的全球大萧条，其历史背景（两大结构性失衡），其动荡信号（战争和冲突），以及其经济和金融信号（贸易和高科技扼制、全球高负债率），事实又是何等的相似。

当然，这种相似性，被注入了太多的悲怆甚至残酷的底色。

当然，这种相似性，基于今天人类的文明，我相信，应该不会再选择全球超大规模战争，以实现今天全球两大失衡的再平衡和全球秩序的重构。

但是，全球再平衡和全球秩序重构，总得有人支付代价。

而且，这一代价支付对象，至少中期内是确认的，是被对手死死锚定的，是无法全面转移到第三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