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地名与荆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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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荆楚文化腹地与厚土的武汉,它的许多地名,都与荆楚文化有着深厚渊源,都闪烁出楚文化的瑰丽光华。

取自楚地的经典诗赋

武汉的许多地名，直接出自楚地经典诗赋的精彩名句。其中的典型代表，当数东湖的行吟阁。“行吟”二字，是出自楚辞《渔父》一章的开篇：“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传说当年屈原放逐，的确来过此地。因而在雕梁画栋的行吟阁前，特地建造起一座三间大夫苦苦行吟的汉白玉全身塑像。人们驻足于碧波柳浪之间，仿佛听见淳朴的渔翁在问：“你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来到这里呢？”三闾大夫仰天长叹：“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足以见放。”

武汉的别称“江城”，也出自号称“楚狂人”的安陆女婿李白之口。诗人在《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上吹笛》中写道：“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上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真不愧为大文豪。这个“江城”一词可谓叫绝，它形象而贴切地体现出武昌城的滨江特色与灵秀之气。同样，也符合三镇连为一体的武汉这座城市。于是“江城”又当之无愧地成了武汉的美称。

还有“郎官湖”。据说李白从九江启程流放夜郎时，途经沔州城南，即今天的汉阳，遇见出使夏口的友人北部侍郎张谓。这张谓好讲义气也不避嫌，热情地邀请李白泛舟夜游城南的南湖。对酒高歌中，张侍郎对诗人说：“此湖古来贤豪游者非一，而枉践佳景寂寥无闻。夫子可为我标之嘉名，以传不朽。”李白也很忘情，一反此行中的“多怨望之辞”，吟咏出一首格调明朗的《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张公多逸兴，共泛沔城隅。当时秋月好，不减武昌都，四座醉清光，为喜古来无。郎官爱此水，因号郎官湖。风流若未泯，名与此山俱。”张谓听后，拍案叫绝，命人刻此诗于石碑之上，立于湖边。由此，“郎官湖”取代”南湖”为湖名。郎官湖作为湖泊已消失于明末，但它衍生出的”郎官巷”“太白巷”等地名，仍在向人们述说着李白在此”题以美名，名不虚传”的故事。

“鹦鹉洲”一名也来源于东汉末年名士祢衡的《鹦鹉赋》。祢衡本是曹操手下的一位文人。但是这位文人有点欠斯文。在曹丞相委他为鼓吏后，竟然闹情绪赤膊上阵击鼓大骂“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丞相。虽然“宰相肚里能撑船”，但此时这位曹丞相也不会宽恕祢名士的。经过几次发配，祢衡成了江夏太守黄祖手下的一名文书。一日，黄祖之子设宴，不要淑女献舞，不要剑术助兴，却指着一只突然而至的鹦鹉令祢名士吟咏调味。这祢名士竟然洋洋洒洒弄出了一篇千古名赋《鹦鹉赋》。不久，祢衡被黄祖杀死，葬于他作赋的江中沙洲。于是，人们称此洲为“鹦鹉洲”，以告慰祢名士。如今，江南江北都对“鹦鹉洲”一名兴趣正浓，但是由此引伸而来的“鹦鹉大道”倒是非汉阳莫属的。

折射楚人的价值取向

武汉地名深含着一种文化底蕴，它折射楚人的价值取向与文化观念。

如有关“黄鹤楼”的传说早已被人们烂熟于心，然而其中所蕴含着的楚人乐善好施精神未必为人注意。虽然姓费的白胡子老头喝酒后总不给酒钱，辛氏店老板照样热情不减，毫不怠慢。于是.才有了墙上的“黄鹤”，当然也有了滚滚而来的银子。更为可贵的是，当“昔人已乘黄鹤去”后，辛氏也没有“人走茶凉”，而是特意筑楼纪念。其实，黄鹤楼原本是三国的吴王孙权修建的一处军事设施，因为立足于黄鹄矶而得名。但是，千百年来，人们仍然对这个美丽的传说深信不疑。因为这个传说体现了楚人的许多美德。如今，“黄鹤楼”早已不仅仅是一座名楼的称呼了，而是一串地名的主语。透视”黄鹤楼”的传说，可见楚人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

“姑嫂树”的地名，据说来源于旧时一个哀婉凄美的故事：有位十分孝敬公婆、关爱小姑的妻子，因不堪在外做买卖的丈夫的误解与虐待，自缢于门前的树干上。明辨是非的小姑见此奇冤，感叹封建制度下妇女命运的悲惨，于是，也上吊自缢，以殉善良的嫂嫂，抗议万恶的社会制度。不难看出，“姑嫂树”这个地名，不仅包含了对妇女勤劳善良品德的赞美，而且也蕴含着对忘恩负义“大丈夫”恶行的谴责，对封建社会制度的控诉，对世人的警示劝诫。

武汉地名中的价值取向不仅体现在道德伦理方面，还反映在民族情感上。旧中国受着半封建半殖民的统治，不可避免地在地名上留下了许多斑点。尤其是汉口租界区的地名，如同那里建筑物上飘扬的万国旗，五颜六色，洋味十足。有的还含有对国人的侮辱和歧视。“梅神父路”应属此类。1923年9月初，先后任随县、安陆等地天主教总本堂司铎的意大利传教士梅占春，被曾经受到欺侮的盐工雷么抓获。湖北督军萧耀南派重兵围剿雷么，解救梅教士。战斗中梅神父被击伤医治无效而亡。罗马教廷驻华代表借此要求在汉口修建“天主堂梅神父纪念医院”。1926年1月，医院建成。医院所在路段也被命名为“梅神父路”。这样的路名，对武汉人来讲，无疑是一种耻辱。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歆生路”更名为“江汉路”，与此接壤的“梅神父路”也改称为“江汉北路”。

还有“渣甸路”。“渣甸”是个英国商人的名字，此人曾极力鼓动英国政府，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国门，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不可一世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汉口后，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这条马路。其实，这条马路早已随着殖民主义者的消遁而更名，以此为名的公交车站虽然仍被使用了一段时间，最终也从站牌中抹去。

诠释楚国先民的经典故事

楚人是华夏大家庭中的杰出者之一，在历史的长河中，曾上演了无数威武雄壮的活剧，留下了许多经典的故事与传说，最后又以地名的形式记录下来，成为对后人的一种昭示。

每当提到汉阳的“琴台”，就会让人想起钟子期与俞伯牙相遇的故事，仿佛听见了“高山流水”的音乐，领悟到“知音”“知己”的真谛。传说本来隐为樵夫的楚人音乐家钟子期，在砍柴歇脚间隙，偶遇俞伯牙抚琴弹奏。当伯牙心在想着高山弹琴时，子期便说：“峨峨兮若泰山！”当伯牙又想着流水弹琴时，子期又听出来：“洋洋乎若江河！”钟子期的赞叹，使心高气傲的俞伯牙大为感动，并视为知音，相约一年后再会。然而，一年之后，得到的消息是子期已驾鹤西去。俞伯牙悲痛欲绝，摔断了自己心爱的梧桐琴。这就是“钟家村”、“琴台”、“琴断口”这些地名所诠释的动人故事。

即使地处市区东郊鲜为人知的“鼓架山”，也埋藏着一段楚国君臣之间的血海深仇。当年楚国最有抱负的庄王领兵东征，来到东湖侧畔的九峰山下驻扎修整。正陶醉于优美的湖光山色之时，突然发生了大将斗越椒倒戈事件。楚庄王立即指挥众将还击，并且亲自登上附近的一处山岭擂鼓督战。众将士一鼓而进，大败斗越椒及其叛军。这时，庄王准备下山率兵乘胜追击，把叛军斩尽杀绝。有谋士见状，赶紧迎上前去，在小山旁边的桥上拦住了庄王进行劝谏：“叛军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受了斗越椒的蒙骗，请大王刀下留情，赦免了他们。他们定会效忠于大王。”庄王采纳了谋士的建议，除了诛杀斗越椒及其家族外，赦免了其他参与者。其他参与者果然纷纷投诚，效忠庄王，为楚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作出了积极贡献。人们为了颂扬楚庄王的功德，把他架鼓号令的小山称为“鼓架山”，把谋士向他谏言的小桥叫作“请和桥”。如今，这“请和桥”因口口相传，有人称为“清河桥”。

“雄楚大道”的来源也与楚国历史有关。吴王曾赐给伍子胥“惟楚有才”金匾。当时官府特地在武昌城内修建了一座两层木楼，专门供奉楚地才子的光荣牌匾，并将此楼命名为“楚楼”。到了清代，有位外籍巡抚到武昌巡访，看到了楼中的这块金匾，很有些不服气。于是，拟出一副上联：称直钩弯星朗朗知轻识重，邀约楚地才子应对。然而，在约定的时限内，一直没有出现令巡抚满意的下联。于是，这位巡抚忍不住嘲笑“惟楚有才”只不过徒有虚名，洋洋自得地抱起金匾乘船东去。正在这时，武昌城最有名的才子雄志刚远游归来。当他听说事情原委后，立即前去追赶巡抚。劈波斩浪间，终于追上了巡抚。雄才子不慌不忙地对上了自己的下联：磨大眼小齿楞楞吞粗吐细。巡抚一听，又惊又喜，当即将“惟楚有才”的金匾给雄志刚带回。楚人佩服雄才子的才气与胆量，又在“楚楼”前面加上了一个“雄”字。于是，“楚楼”便成了颇有意味的“雄楚楼”。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城市的发展，由此又衍生出今天的“雄楚大道”这个路名。这条气势不凡的干道，冠以“雄楚”二字，的确有种横空出世的英雄气概。

标记楚人后裔的奋斗足迹

武汉的许多地名，形象而准确地记录了楚人后来者们在这片土地上开发建设的足迹，以及改天换地的历史狂飙。

被专家们称为汉口城根的汉正街，其实原来并没有街，甚至还没有人烟。只是由于500多年前汉水改造，在入江口堆积起一片新的地域，才开始有人在这里聚居，渐渐才形成为街道集市。诸如鄂城墩、天门墩、黄家墩、王家墩等地名，更是鲜明地标示出这片土地的开拓者们的籍贯与姓氏。武昌的“八铺街”原来是清政府在白沙洲地区设立的防汛护堤“第八步”所在地。后来有人在此设铺经商，正好满足了人们生活所需，于是，逐渐发展为一条繁华的街道。

“张公堤”见证了近百年来楚人后裔与水患作斗争的历史，见证了武汉市政建设的巨大变化。“张公堤”本名“后湖堤”，1905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力主并督修。“后湖堤”的修成，有效地抵挡了府河的泛滥，使堤内逐渐淤积，陆地面积扩大，为武汉的发展拓展了地域。如今，后湖堤的防汛功能已经消退，交通功能明显凸现，历史与文化价值日益为人们重视。于是，“后湖堤”之名理所当然地为“张公堤”取代。其实，今天的人们，并不仅仅是怀念一个张之洞，而是怀念千千万万的筑堤功臣，怀念造福子孙的武汉先民。

凡是为武汉作出过卓越贡献的人们，武汉都不会忘记他们。如在抗日战争中，空军英雄陈怀民在武汉上空同敌人进行殊死博斗，虽然以身殉国，但他的英名却化作街道与我们的城市共存。

即使没名没姓的太平天国九位女英雄，也在美丽的东湖之滨留下了席位。现在这处被称为“九女墩”的地点，专门修起了陵墓，建起了纪念碑，董必武、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等人还题写了碑文与诗词。近代历史上发生在武汉的“辛亥首义”和“二七”大罢工，是震憾世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两件大事，也是楚地人民英勇奋斗的典范。因而，理所当然地产生了“首义街”、“首义路”和“二七街”、“二七路”等一系列闪光的地名。这些地名，既是历史的纪念碑，也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光荣与骄傲。

上世纪初，汉口的建设者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在旧城基上建起了汉口的第一条马路——后城马路。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后城马路”而来的“中山马路”又扩建成了“中山大道”。新中国成立后，市政建设迅猛发展，解放大道、建设大道、发展大道相继建成。这些地名，形象生动地标示出武汉城市现代化的快速进程，展示出建设者们的奋斗成果。

体现武汉人民的生活与习惯

如今，人们看到的许多地名，已经不是最原始的文字表述，而是按照武汉人的习惯，与时俱进，变化而来。

武汉人在语言上有种同音传译的习惯。因此，有些地名虽然音同，但已不能从现有的字面上看到它的本意了，“集家咀”就是一例。

“集家咀”其实原为“接驾嘴”，说的是明朝嘉靖皇帝朱厚熜在赴京登基途中，路过武汉在此换船时受到隆重接驾而得名。后来按谐音改为“薛家嘴”。这个地名当然不能反映此地日渐繁荣，于是又同音传译为“集稼嘴”。这“集稼嘴”中的“稼”与“嘴”也较繁琐，不适合急性子的武汉人。于是便成了今天的“集家咀”。

汉口江汉饭店的前身“德明饭店”中的“德明”，也是由异域文字翻译而来。1900年京汉铁路建成，终点在汉口。9年后，在火车站附近修建了具有法国建筑风格的这座豪华饭店，并用洋文取名为“TERMINUS”。这洋文并不为普通百姓接受，于是被音译为“德明”二字了。显然;这汉语“德明”不能解释为“到终点”。

书写习惯也推进了武汉地名的演变。地处武昌与青山接壤的杨园有个粤汉里，这是随着当年粤汉铁路的起点打桩而诞生的一片铁路职工住宅区，后来正式成为武汉一处颇有特色的居民里份。但是，这“粤汉里”的粤字笔划复杂，书写费时又不方便。于是，在简化汉字的启示与影响下，人们渐渐把“粤汉里”简化成了“月汉里”。

地处武昌东的“关山”这个地名，原本是“官山”二字。这“关”与那“官”相比，虽然笔划较少，但两字的更替，所体现出的是武汉人思维上的重形象习惯。事实上，此地确实是武汉通往周边地区的重要关隘。每当行至此处，总不免让人想起《木兰辞》中的诗句“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一种使命与豪情油然而生。

丰富与弘扬了楚文化的魅力

武汉地名，不仅蕴含着丰富的荆楚文化，而且对楚文化的丰富与弘扬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功效。

许多地名成为歇后语、俏皮话的主要元素，反映出楚人的睿智与机敏。“古楼洞”是武昌蛇山的一座山洞，修建于民国初期。依当时的交通能力与市政水平，有如此山洞已是首屈一指。然而，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与现代化交通的来临，这座能行人能过桥的涵洞显然太窄了。于是有人便编了一句歇后语：古楼洞里拦车子——一翘（窍）不通。这句歇后语形象而生动地道出了古楼洞的交通能力，同时，又成为对一问三不知状况的比喻，诙谐有趣。

类似的歇后语还有：木兰山的菩萨——应远不应近，江汉关的钟—— 有点有谱，集家咀的划子（小船）——跟着荡（烫）。就连汉口以作皮鼓乐器为主的万年街，也产生了一句歇后语：万年街的师傅——俏（翘）皮。因为旧时万年街的皮鼓制作，完全靠师傅们用手工把皮子蒙（翘）到木架上去，十分费力。颇具汉味特点的许多俏皮话，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如黄鹤楼上看帆船，本是以前登临黄鹤楼的一句口语。站在这千古名楼上，看到的不仅仅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姜萋鹦鹉洲”，而且还有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让人生出万千感慨。然而，武汉人却有意将“帆”字音加重，异化成“翻”。于是，“黄鹤楼上看帆船”的美景，被变成了”黄鹤楼上看翻船”，以喻那种幸灾乐祸的态度。

耸立汉口三民路的孙中山的“铜人像”，是老汉口的一处特殊标志。这座仿真铜像惟妙惟肖，如孙中山先生再世，只差不能说话。于是，有人又以“铜人像”为比喻，讽刺那些不说话或者站着不动的人。如：“你怎么像个铜人像，一言不发呢？”“他活像个三民路的铜人像，不管事。”等。

汉口的一元路、二曜路、三阳路、四维路、五福路、六合路，是与长江岸边六座编序为1~6号码头相连的六条道路，这六个路名也很有讲究，含意深刻。然而，更令人叹服的是，有书法家老先生独具匠心地将它们巧妙地结成一副对联：一元二曜三阳开泰，四维五福六合同春。对仗工整，天然成趣。

“磨山楚城”，是系统地再现楚文化的一处旅游景点。这里不仅有楚人祖先雕像，有楚人的图腾，有楚乐和楚辞，而且还有美丽的湖光山色，吸引着五洲四海宾朋的青睐。“吉庆街”和“户部巷”，则是将楚人饮食文化与市井风情巧妙相融，成为弘扬楚文化的又一品牌。

武汉地名的文化价值丰厚，耐人寻味。本文浮光掠影，权当引玉之砖，作为一个武汉市民，对自己生活的城市的一种认识与回报。

作者：汪瑞宁

来源：《武汉文史资料》2004年第9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徐和惠子

校对：朱 琪

审订：贺雨婷

责编：汪鸿琴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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