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一年了,吴作栋脑海中一直盘桓着一个极其冒险的想法。1991年当他决定举行闪电大选时,在野阵营的政坛老将惹耶勒南因 较早前涉案定罪,失去参选资格而错过大选;当时,这位工人党党魁指总理提早两年举行大选是极不寻常之举,全因为怕了他,刻意要将他排除在外。吴作栋当下许下承诺,要在惹耶勒南禁令解除后办一场补选。虽然当时并未透露选战会设定在哪一个选区,吴作栋心中其实一直在盘算着,是不是就把战线拉到自家门前,在自己的政治大本营马林百列下战书。总理押上自己作为政治诱饵,这不可不说是一场豪赌。但吴作栋可没打算把自己当祭品。1981年的安顺区补选让他沦为惹耶勒南的手下败将,如今他只想要再战一回,一雪前耻。
李光耀却是对这个决定感到很不自在。他再三询问吴作栋是否真要下这一步棋。对李光耀来说,一想到自己的接班人可能在区区一场补选中输掉一切,坏了他多年来精心策划的领导层交接计划,哪怕风险再小也会让他如坐针毡。何况人民行动党自安顺区补选落败以来, 这十年来的得票率都在持续下滑。“他一直问我,确定能赢吗?”吴作栋咧嘴笑着说道。“换作其他任何一个选区吧,风险都会很大。” 考虑到惹耶勒南贵为在野阵营龙头老大的江湖地位,吴作栋并不想把党内其他同僚推上刀锋浪口。“我不能提出要举行补选,然后指派其他人出征。那个人可能赢不了。如果补选在单选区举行,人民行动党 候选人胜算不大。换作是集选区,就有得一博。”他所说的“集选区”,是个集合好几个议席一并竞逐的大规模选区。“自己提出补选却让其他伙伴代为牺牲,这可不是领导人该有的风范。”
李光耀知道自己无法劝服吴作栋改变主意,只好转而向这位接班人保证,他绝不会袖手旁观,任由选民恣意妄为地把在任总理淘汰出局。李光耀随即进入一贯的斗士状态,他告诉吴作栋,党会无休止地发动选战,确保吴作栋继续担任总理。“他对我说:‘万一你输了,大不了我们在其他选区再办一场补选。’他说,必得让新加坡选民明白政权交接有多么重要!换句话说,他绝不接受我败选的任何可能。我既是他的接班人,他势必全力以赴支持我。”
可是吴作栋有信心自己绝不是一只待宰的羔羊,反而会是一头猛狮。1992年12月初,他宣布在辖区马林百列四人集选区举行一场补选。不过两个月前,他才刚向全国披露了两位副总理双双患癌的消息。吴作栋正在玩一场致命游戏,而他也不忌讳如此形容这场补选。他在记者会上说:“补选课题再清楚不过。赌注非常之高,事关吴作栋政府能否继续执政。而赌上的是19日(投票日)之后会出现什么 样的局面——我们这个政府是不是还能持续稳定,又或者我们即将进入一个什么都不确定的时期......如果我输了,也许行动党政府还会继续执政,但肯定不会再有吴作栋政府。换一个人上台,我的观点、我的政策、我的理念、我的价值观,就不一定还能延续下去。”
这个论述是他战略布局中的一招,是他打从1991年大选栽在在野党“补选效应”策略下就开始筹划的,要把在野党喊出的“大选当补选”口号扭转过来反向操作。眼下这场补选,不再只是一场地方选举而已,让选民可以随意投票而不必承担改朝换代的风险。他巧妙地翻转了棋局,喊出了“补选当大选”口号;既把自己推上了断头台, 双手却也牢牢地握住了悬着刀刃的绳索。吴作栋绝非冲动莽撞的政治领袖,他的谋划正在漂亮上演。1992年,在马林百列自家地盘上, 他蜕变为一位足智多谋的政治谋略家;却也同时与政坛一名在野党后起之秀展开了长达十年的激烈缠斗。
提名日当天,惹耶勒南在这场原为他而设的补选中,却让自己的政党沦为了闹剧。工人党的其中一名候选人没有现身,此人还是工人党主席;结果惹耶勒南率领的候选团队因人员不齐整而无法登记参选。记者出身的政治观察家契连·乔治在他的著作《新加坡:空调国 度》一书中写道:“这位在野党沙场老将起初显得非常焦躁,可最终却是笑着离开提名中心,在场的目击者全都摸不透究竟是党内同志辜负了他,还是这根本就是他本人为临阵退缩而自编自导的一场戏。”人民行动党的判断倒是一点也不含糊,它在选后检讨报告中确指工人 党“怯战”了。报告也指出,惹耶勒南不再是一位可怕的政治对手了。“这场补选成功地为惹耶勒南的政治生涯写下了终章。即使他将来再出面参选,也恐怕难有作为。”
取代工人党与惹耶勒南前来挑战的反而是新加坡民主党,新加坡政治也在此刻翻开了新篇章,迎来了民主党新进明星候选人徐顺全。巧的是,吴作栋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将多次与徐顺全狭路相逢。尽管两人的政治分量由始至终都远远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在此后长达十几二十年里,徐顺全就像一根拔不掉的眼中钉,反复招惹着吴作栋; 惟更多时候尽是些场外花絮,却无一出是棚内主戏。
而两人这种彼此厌恶的关系,就是从马林百列开始的。徐顺全以新加坡国立大学心理学讲师的身份投入补选,首次在选举舞台上亮相。一所国立大学的学者居然加入在野党,让许多人哗然,却也成功吸引了媒体和大众的目光。可是吴作栋毫无意外地对此人全然无感, 甚至毫不掩饰对他的轻蔑。问起他对徐顺全的第一印象,他仅仅一 语带过:“他就是个不可信的人。为了赢得选举,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徐顺全祭出其贫寒出身背景,借此与行动党团队新候选人张志贤的富家子弟背景形成对比,以社会阶级分化的论述直击民心。民主党群众大会的出席人数从竞选首日的5000人膨胀到竞选中期的1万5000人。连人民行动党的选后检讨报告也不得不承认:“徐顺全大受欢迎。”坊间开始议论,徐顺全若单挑张志贤,必胜无疑。报告还记载,竞选活动来到中期时,卜基开出的赌盘几乎全认定人民行动党得票率会跌破60%。“迹象显示,即使是在马林百列区,民情也开始躁动。”
选前民意调查让行动党很担忧。一年前举行的全国大选中,吴作栋领导的行动党团队在马林百列集选区赢得77.25%有效票。这一回的支持率如果真如所料跌破60%,那会是非常糟糕的局面,形同选民对吴作栋这位总理投下了不信任票。更糟的是,人民行动党甚至有可能输掉这场补选。随着民间风向势头渐猛,新加坡民主党也更加大胆了,他们开始相信真有机会偷得一场胜仗,改写历史。
面对吴作栋抛出的“补选当大选”策略,民主党在竞选初期原本谨慎应战,不敢公然以胜选为目标,惟恐被视为野心过大想要推翻吴作栋政府,或会引起选民反感。只是,眼看民间支持度愈发高涨,民主党在党魁詹时中的领导下也丢失了战略纪律。民主党开始辩称,吴作栋并非不可取代,没了吴作栋,一切仍会如常运作。他们嘲讽吴作栋只不过是李光耀接班人退而求其次的第二人选,戏称他如果败选, 反而能迎来原本的第一人选陈庆炎执掌政府。詹时中说:“不把票 投给吴作栋,就是为新加坡做了件好事。你就是在为原来的第一人选投票。新加坡不会没了吴作栋就垮了。所有关于局势不稳定的说法全是一派胡言。”民主党团队候选人萧泉福进一步补充说,李光耀还在内阁效力,所以即使吴作栋输了,新加坡也绝不会陷入混局。他说: “没了吴作栋,人民行动党也死不了。”
这股迅速膨胀的政治野心,却正符合了吴作栋的棋盘布局。他要的就是冲高这场地方补选的赌注,将它拉升到全国大选层级,而詹时中和其团队正好就加大了这场选举的筹码。正如人民行动党选后检讨报告所言:“选情出现了出乎意料的逆转,在公众眼中,民主党才是那个狂妄自大的政党。”吴作栋借着这股竞选势头,再次提醒选民这不只是一场补选。他如果败选,则意味着换政府,甚至警告说这个国家的下一任总理可能会是詹时中。
媒体也谈到万一吴作栋败选,新加坡可能又将举行另一场闪电大选。有读者投函《海峡时报》交流版,描绘吴作栋落选后陈庆炎接替总理一职的可能局面,而民主党也势必在来届大选强力出击挑战执政党。这名读者写道:“直截了当地说,马林百列集选区的选民将在明天决定他们是否要改变现有政府。”吴作栋呼吁选民切勿为了一时的异想天开而将自己的前途当儿戏。他在一场群众大会上说:“这可不是在打弹珠。”
吴作栋还有另一个杀手锏。政治生涯里头一次,他全程用福建话(闽南语)发表演说。福建话是他自小在家中常说的语言,也是许多老一辈新加坡人的共通语。在这么一个全国由上而下提倡“讲华语运动”的社会,华族方言已然在官方渠道上绝迹好几十年了;一国总理突然一反常态之举,立刻予人耳目一新之感,却也带点儿颠覆权威的意味。吴作栋接受本书访问时说,当时在这场补选的第一场群众大会上,他看到现场来了不少年长者,于是心血来潮,把事先准备好的 华语讲稿搁在一边,改而用福建话即兴演说。“我讲华语不能没有讲稿。可是福建话是我的母语啊,我完全可以用简单的福建话脱稿演说。”他忆述起当天晚上群众大会上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当我记不起或不懂得某些词汇怎么说,我会向现场的群众求助,大家都很热情地在台下用福建话大声回答我。与群众的互动很热络。大家都乐在其中。”
民间反应出奇地好。媒体为之惊叹,竞相报道宣传吴作栋从权 力最顶端发动的这场语言叛变。《商业时报》标题是:〈作栋以福 建话冲锋陷阵〉4。消息很快不胫而走,更多群众纷纷前来亲眼见证 这项罕见的“壮举”。吴作栋忆述:“我听说德士司机议论纷纷,说 ‘总理讲福建话啊’。所以,好多人来听。”可是李光耀不吃这一 套,他提醒吴作栋,用福建话演讲与官方倡导的讲华语运动精神背道 而驰。“我等于是在向人民发出信号:福建话并没有被禁。电视上确 实禁止使用福建话,如果我身为总理都可以公开说福建话,那政府要怎么禁止民间说福建话?”5 吴作栋分享着他的前任给自己的提醒, 一边暗自发笑。“可是我先得跟选民沟通,引起共鸣啊。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愿意让我上电视说福建话。但这是一场选举;我说,你先得建立联系,抓住群众的心,才可能胜选。必要的话,不得不说福建话。他明白的。”
前后两任领导人之间的默契,进一步化为动力,让人民行动党在这场补选中势如破竹。恩师两度现身行动党群众大会现场,为徒弟站台打气。其中一场,群众大会进入尾声时下起了毛毛细雨,李光耀为吴作栋撑着伞,两人在台上并肩而坐。此情此景定格为历史性的新闻照片,隔天见诸各大报章,其象征意义再清楚不过——哪怕风雨再飘摇,李光耀和整个人民行动党都愿意充当吴作栋最坚实的后盾。
问:您在这场补选不久前刚升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正式接过党领导权。升任党魁对这场补选有多大帮助?
答:没什么关系。我在无惊无喜的情况下接任总理,又在无惊无喜的情况下成为行动党党魁。这就是李光耀的作风,我也吸收了:政治从来不需要制造惊喜。
问:这对报章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答:李光耀在我们的一次例常的午餐会上告诉我,他准备在下一次中委会议上卸下秘书长职务。他已经把国家领导棒子交了给我,接下来是党的领导权。我也不觉得特别兴奋。我说好。之后的中委会就确定了权力交接。
问: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他认为是时候交棒了?
答:他之前告诉过我,他打算留任党秘书长“多一届”,而他果然说到做到。他想必是观察我一段时候了,也作出了结论, 知道我不是一个会为权力昏了头的人,也是个足以胜任的领 导。要是他延迟交棒,就会显得恋栈,或者对我缺乏信心。
问:《纽约客》1992年1月刊一篇关于新加坡的文章一度引起很 大的关注,文章引述一名欧洲外交官的话,说您“可能是全 世界唯一不掌管自己所属政党的政府首脑”。面对这些犀利 评论,您有什么感受?
答:《纽约客》那篇文章要说的是,我还不算是领导人。李光耀 才是真正的领导人,我“只不过”是总理而已。我完全不受影响,因为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李光耀也很清楚他在做什 么。他领导这个政府这么多年了,为新加坡建立起完善的体 制。他不会认为接班人可以就这么接过棒子,在一夜间就有 能力治理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政党,都是他一手形塑的, 也依循着他的思维、他的方向发展。要交棒给一位新总理, 总需要一段过渡期,这也是很合理的。
问:可是接任秘书长不会至少让您感觉政权交接总算圆满完成 吗?
答:是不是“圆满完成”,我不是太在乎。我是总理却不是党秘书长,日子还是一样过。再说了,李光耀还在内阁。这就是我们的作业方式。重点是确保内阁有效运作、政府有所表现、国家继续发展。
问:可是正如您在传记第一辑说过的,您接任总理的第一年,因为他还是行动党秘书长,所以他可以随时把您换掉。后来您终于接过党领导权了,这是否意味着他就不再有这个权力?
答:他还是可以把我换掉,只要发动党员集体反对我掌权。任何人都可以这么做。他只需知会助理秘书长李显龙和党主席王鼎昌,以我能力不足或其他什么原因为理由,要求党中委把 我换掉。但他要真是那么做的话,就意味着他还不愿意放手,而所谓的政权交接全是一场骗局。当然,除非我的确是无能,或是滥用职权,那又另当别论。
问:可是当上党秘书长会不会起码让您觉得地位稍稍变得更稳固 了?
答:我从上任第一天起就没有担心过。外界对我的种种非议影响 不了我,我了解李光耀和李显龙的立场。我们相互信任。跟你说,这可不是一场游戏。这攸关的是世代之间的权力交接。是非常严肃的大事。关系到新加坡的前途。显龙知道自己有一天很可能会是我的接班人。可是他一点儿也不急着上 位。所以我们三人,“圣三一”:“圣父、圣子、圣吴”, 组成了一个合作无间的团队。就是那样的相互理解,非常舒服的状态。外面的人也许有其他解读。我不怪他们。
问:那种相互理解的舒服自在的状态,您会认为是无可复制的 吗?
答:我觉得不太可能。先是,你在未来怎么还可能找到老李小李和老吴组合!认真来说,你不可能再找个父子档,中间再夹个其他人。这是永远不会再有的情况。
问:您就那么肯定不会再出现其他李家人?答:从目前看得到的情况来说,我是相当肯定的。也许还会再有其他李家人,可是不会是来自李光耀家族。
问:可能需要您再多加说明一点,就是,外界都认为行动党领导 权交接是您政治生涯的一件大事,因为政权交替程序总算是 完成了。可是对您本身来说,您却觉得根本没什么大不了?
答: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当时就是全神贯注地在跑着自己的第二棒。我已经是总理了。我和李光耀都刻意把这事当作再自然不过的事,而不是什么值得大肆宣扬的大事。
虽是这么说,可是这终究还是我人生中不可能轻易忘记的时刻。后来在我将总理一职交棒给显龙时,我刻意留任党秘书长,直至他宣誓就职几个月后才召开的党大会上,才正式交出党领导权。沿用这一先例,是因为这么做很明智,也 将会是新加坡的常态。
当你经历了这么些年,无论是党内、政府,或是其他方面;到了交棒的时候,继续短暂留任党秘书长,我相信会是件好事,能暗中观察,尽全力帮助你的接班人取得成功。
就我的情况说,其实我完全可以马上卸下党秘书长职 权。显龙当我的副总理已经14年了,而我在更早以前就已认 识他。他不太可能还会改变。可是在未来,总理接班人可能 只当过几年副总理,就得接过领导棒子。这个人掌权后,性 情很可能会转变,也或者他暴露了自己的能力还不够。这种 时候前任领导不妨退一步多留任一些时候来观察自己的接班 人。理应有个过渡期,确保事态发展不会出错。
我并不是在说李显龙总理交接给第四代领导班子的过渡情况。我要说的是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新加坡,我们的每一步都要走得安全稳妥。这样的惯常作业是重要的,才可以确保政权交接顺利进行,不至于造成任何干扰。审慎处理 政治交接,才是“新加坡之道”。
问:万一未来有谁说,我就是偏要占据党领导权不放,说好两年 交棒,变成四年,再变成五年呢?那我们不就会陷入某些共 产国家的处境,执政党党魁和国家领导人不是同一人?
答:那这位新总理就会是一个“管不住自己所属政党的政府领导 人”。(大笑)我们没法排除任何可能性。政治这回事,一切都取决于掌权的人。
问:移交政府领导权而不移交政党领导权的做法也许不是您开始的,但您选择延续这个传统,也鼓励这个作风继续下去?
答:我认为李光耀的做法是有道理的。他在自己的名下治理新加 坡超过30年。一个全新的人选要在一夜间接过驾驶盘并不容 易。这人能胜任吗?他会不会让权力冲昏了头?他会如何处 事待人?看看马来西亚的处境。马哈迪钦点阿都拉巴达威为 他的接班人,然后又逼退巴达威,将纳吉推上台。结果纳吉为所欲为,马哈迪只好重出江湖,把纳吉拉下台。
权力足以改变一个人。最好是可以在头一两年里考验接 班人的表现。可是我得承认政治通常不是这么一回事。在其他地方,政治往往关系到权力斗争。而很多时候这个权力为的是自己或政党,并不是为了国家。
新加坡领导层更替的最理想方式是什么?我们在设法建立一个体制,从中发掘并栽培可造可信之才,好让他们能无缝隙地接管政权,无风无浪、无惊无喜。接力换人时,你可不会想让棒子落地。
问:您的回应是不是也反映了人民行动党的一些特质?这个宁愿一切风平浪静的立场是新加坡非常特殊的一点,政党政治在这里不像其他许多国家一般精彩。政党几乎退隐到幕后,直至大选期间才活跃起来?
答:你发现了吗?人民行动党党徽并不是处处可见的。如今由你执政,你就是静静地把工作做好。如果你在新加坡走到哪里 都大声嚷嚷着行动党这个那个的,说行动党前行动党后,人民会觉得处处受限。也可能会有些党员仗势欺人,说,我是人民行动党干部,所以你得为我效劳。我们想让人民在没有政治滥权、避免过度强调政党存在的情况下,如常地过生活。
曾有位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到新加坡访问。他对我说, 人民行动党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这恰恰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境界。换句话说,你不会让人们觉得不自在,而又无所不在地做着事,默默地、勤恳地,改善人民的生活。
到了补选投票日当晚,开票结果几乎超出所有人的期许,包括吴作栋本人。他领导的团队赢得了72.9%得票率,而新加坡民主党则只能争取到24.5%得票率。这场四角战的另两个小党各自的得票率都 未达1.5%门槛,竞选按柜金被没收。许多观察家预测吴作栋会获得大概65%至70%支持率。他自己的目标则是得票率要高于1991年全国大选行动党61%的总得票率。他说:“任何比61%更高的得票率, 都会是对我的领导作风的认可。万一不达标,就会动摇我的领导地 位。”
这最后的结果对他来说简直是太美好了。他补充说,这正是他在 一年前举行闪电大选时所要寻求的民意委托。他想要的认可也许迟了整整15个月,但终究还是让他等到了。问及这场补选对他的领导地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回答:“补选成绩给了我信心。我知道人民接受了我,接受了我的领导作风。”
这场补选成了吴作栋总理生涯的转捩点。正如《白衣人》书中 所言:“吴作栋犹如脱胎换骨,成了一位斗士,一位大师级的政治谋略家。”更重要的是,补选成绩加上李光耀交出党领导权,意味着吴作栋已全权在握,毋庸置疑。选后第三天,《海峡时报》标题写着: 〈观察家:毫无疑问,吴作栋主政正式定调〉。 他准备就绪,摩拳擦掌,要全面推动自己的执政议程。
本文收录于《登高望远·吴作栋传》一书中,本书为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个人传记,由作家白胜晖撰写。通过情节铺设,将吴作栋描述得绘声绘色。
领导人造就国家,而不可预测的时势则造就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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