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德逊河也是河

看到一个签名授权的遗嘱，高耀洁医生2016年写下的，她希望死后什么仪式都不要搞，骨灰撒到黄河里。

那时候她的状态还可以，还渴望有一天能够回到中国。另外一个视频她也说，不想死在美国，哪怕死在回去的飞机上也行。

但是如果就在几天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她是否会有不同的答案？

她有一股倔劲儿，即使在晚年也是战斗状态，又有点鲁迅那种“一个都不宽恕”的精神，或许这也影响到那些迫害她的人，让她失去了回去的机会。

坦白说，即使才过去十几年，已经是物是人非，中国很多年轻人根本不知道高耀洁是谁。她曾经帮助过的艾滋病孤儿，后来怎样了？也没人知道。

血液传播被阻断，中国媒体也不怎么关注这事儿了。高医生去世，只有几家媒体做了简单报道，没有机构媒体发怀念文章，河南媒体更是一个字都没有。

很多人都希望能够遗忘，他们最终也会如愿。

真正的不幸和压力，落在高医生本人和她的家人身上。她的子女不理解她，甚至恨她，认为她“撬了这个家”，这可以理解。

90年代后半期，高医生把一百多万积蓄都花在防艾和帮扶艾滋病孤儿上，那时郑州的房价可能才一千多块一平米。家人看到的，可能只是损失。

另一方面，她的“一意孤行”带来的打压，也会影响到孩子。后来有媒体提到她女儿因此在单位被排挤——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但是即便如此，我不同意把高医生的晚年描述成一种凄惨的“去国怀乡”或者“流亡”。流亡当然也是一种真实描述，但是对她本人来说，未必就那么凄惨。

我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去现场看了她在曼哈顿的公寓。那是廉租房大楼，但是条件也算不错。一楼大堂布置了圣诞树，里面的音乐装置循环、轻声播放着圣诞快乐歌。

去世前几年，如果护工推着她下楼，应该感受到了今年的圣诞氛围。

她去世的时候即将96岁，在老家河南，这也绝对属于高寿，有多少老人，没能熬过三年疫情。

过去几年，她身体欠佳，通常只能卧床。她在曼哈顿的十几年，有一个护工照顾她，另外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学生小组定期探望。

学生们认真负责，体现了一所藤校的风范。有小组成员毕业典礼还邀请了高奶奶参加——我想，以中国的养老标准，这也是不错的晚年了。

更重要的是，她在这里还可以写作，那是她视为自己使命的事业。曼哈顿距离黄河非常遥远，但是如果在郑州，她是否还能写作到90多岁，一定是一个疑问。

这些年有不少人到公寓看她。过去几年，光是我认识的，就有三位女性朋友去探望她，和她聊天。她也很喜欢她们，送书给她们——我认为这就是一种传承。

如果在郑州，这是否有可能呢？

可以说，高医生在曼哈顿的生活，尽管孤身一人，仍然是一个知识分子理想的晚年。让人尊敬，并保有自由、独立和思考的能力，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

我更愿意相信她是一个觉醒者，而不是流亡者。一个幸福的人，而不是孤寂幽愤。

她的公寓距离哈德逊河很近。我认为哈德逊河是一条好河，纽约的母亲河，并不比我们河南人的母亲河差。

我甚至想起几年前在郑州去寻找黄河的情景，走了半天根本看不到黄河——断流了，河床里种满了庄稼。在花园口，我盯着那张决堤地图看了很久，它造了多少苦难呀。

来纽约的第一顿饭，朋友就说会带我去看望高医生。可惜终究是错过了，但是我现在想用河南话对高医生说：谢谢您，咱河南人走远了，就别再回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