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国历史的另类视角：关原之战前，朝鲜史料丰臣政权内部博弈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明忆

字数：3471，阅读时间：约9分钟

编者按：今年大河剧《怎么办家康》，又又又将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关原之战搬上屏幕。虽说关原之战是石田阵营与德川阵营交锋的高潮，但丰臣秀吉死后的后秀吉时代，也同样是精彩绝伦。一方面当时复杂的多方博弈令人眼花缭乱，另一方面，以江户幕府时代所形成的官方通说，与当时大量的笔记、书信、家传存在的出入，以及各种野史、逸说加之现代学者所提出的种种新说，共同堆叠出一段充斥着阴谋论的波谲云诡历史。

不过这段复杂的历史，在网上已经有诸多大佬讲述了这段历史的各个版本，所以本期笔者就换个赛道，从一个未曾设想的视角来讲述这段历史。这个新视角，就是来自于日本的邻居，刚刚结束被日本侵略的朝鲜。

在万历朝鲜之役结束后，当时朝鲜通过逃回朝鲜的被掠走百姓、士人，以及双方使节，搜集到了大量详细的日本信息。这其中对于丰臣秀吉死后的这段历史，在赵庆南所著的《乱中杂录》的记载最为详实，今天就参考《乱中杂录》，一探关原之战前，日本丰臣政权内部的复杂博弈。

《乱中杂录》的记载和日本通说差别最大的，主要集中在五大佬之一的前田利家之子前田利长，与另一位五大佬毛利辉元。在通说中，前田利家死后，能力有限的前田利长虽接过了利家的领地，但并没有在丰臣政权中发挥出太多作用，接着遭到德川家康用莫须有的暗杀事业进行打压，最后只得臣服德川家，成为五大佬中第一个向德川家低头的势力。

不过在《乱中杂录》中，前田利长的形象却与通说中大不相同，或者说他在父亲前田利家死后，于丰臣政权中依旧“奉秀赖居大坂。势焰不下家康”，完全继承父亲利家的权利。而利长在处理家康问题时，表现的也远比通说中的利家更为激进，甚至演化为利长在封国内“高起门楼，与大坂内城齐”，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权力以打压家康。

在通说中，有些无厘头的暗杀家康事件，也是利长牵头“潜与景胜、政宗、佐竹、秀家、清正、越中守（细川忠兴）等，谋杀家康，共分土地，歃血同盟”。换言之，这场暗杀事件在《乱中杂录》中，并非是一次德川家康为了打压前田家和茶茶亲信的找茬，反而是除“不参其谋者，惟辉元金吾等五六人”外，日本各有力大名普遍参与的事件。

在利长的暗杀计划因“石田治部少辅者……知其谋，潜以书告家康”而事情败露后，双方之间的冲突开始白热化。家康先是“托称朝秀赖，乘虚入据大坂城”，在政治上获得和利长同样的地位。之后家康开始了一系列骚操作，首先绕过利长，向其家臣“招肥前（前田利长）麾下，使毁其门楼”。

在被利长家臣以“吾主在外。吾未闻命”为由严词拒绝。已经事实撕破脸的家康和利长都开始整军备战，家康“遂令其关东诸将，塞肥前上倭京之路，又令石田治部少辅，截守近江州要害”，作为回应，利长则“修改城隍为固守之计，间日托称田猎，领精兵数万，出没于越中越后等地，景胜等阴结盟援”。双方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

但此时家康所面临的压力，还不止来自于前田家。同样作为五大佬之一的上杉景胜，在家康和利长“肥前守与家康构隙”时，景胜”“擅归私邑，欲与肥前守连兵攻夺越后之地”。担心上杉家威胁自己在关东领地的家康“数移书劝令还京，景胜不从”，而这也引发了促使关原之战爆发的“关东中纳言景胜，据城而叛，往年六月，家康举大兵，直向关东后”的“会津征伐”事件。

不过从“会津征伐”开始，关于前田利长的作用便从《乱中杂录》中消失，所以根据《乱中杂录》的记载分析，可能前田利长的母亲芳春院，前往江户作为人质换取家康不进攻前田家，并非是发生在暗杀家康事件后，而是在“会津征伐”前夕，自觉不足以对抗德川家和组织起的东军，前田家才紧急做出的认怂卖队友行为。

说完了前田利长，再就来说说《乱中杂录》中，另一个日本重要角色——毛利辉元。在长期的通说中，毛利辉元常常是以不作为，在关原之战中又以“宅神”表现显于后世。

但是在《乱中杂录》中的记载，毛利辉元却是存在感十足。首先是辉元的地位，他在丰臣政权中“使辉元领率西诸将居伏见，以备东诸将之生事者”的“西京留镇大将”，与德川家康的“使家康领率东诸将居大坂，以捍西诸将之谋逆者”的“关东大将”相对应。换言之按照此记载，毛利辉元和德川家康两位大名，可能是在丰臣政权体系下，分别负责统帅西国和东国的“征西将军”与“征夷将军”。

除了地位外，毛利辉元在《乱中杂录》的记载中，也多次参与过后丰臣时代的重要事件。比如在“清正等领甲兵上伏见，欲攻治部” 的著名七将袭击石田三成事件中，辉元就在家臣安国寺惠琼的劝说下，“遂令安国寺往说家康，家康许之”，劝说家康以较平稳的方式解决争端。

同时，就像前田利长与“景胜等阴结盟援”，毛利辉元也与“备前中纳言（宇喜多秀家）、筑前中纳言（小早川秀秋）、石田治部、增田卫门正、常州之佐竹、奥州之政宗，及最上、出羽之景胜、长束大藏、岛津义弘及行长为一党”。之后在“会津征伐”时，辉元“据王城而叛，领西路诸将，攻破家康之城，因此直向关东迎战”，但最后在关原之战中一败涂地。

当然，与通说中形象有所差异的，还不止是这两位，包括加藤清正、石田三成等人，他们在《乱中杂录》中的形象，和日本通说中的都有所区别。不过这里就不做展开。

那么接下来，梳理一下《乱中杂录》中所描述的后丰臣时代。与网上一些爱好者认为的德川一派和石田一派的对抗不同，至少在朝鲜人的视角来看，后丰臣时代更像是一场各方势力一超多强的大乱斗。

在没有前田利家的牵制后，作为势力最强的家康“假摄政权，擅弄国柄，无异关白”，但这种强势本身引起了大量大名的不满，同时也让一些野心家蠢蠢欲动，于是产生了以前田利家、加藤清正、伊达政宗、上杉景胜为首的关东前田派，以毛利辉元、小早川秀秋、石田三成、小西行长等为首的毛利派。

当然，这两派人员相互交叠，比如宇喜多秀家和上杉景胜，既和前田一派关东大名一起歃血为盟，同时又与毛利辉元结为一党。而且最关键，就对德川态度而言，双方也并非保持一致，在“会津征伐”前，毛利一党对德川家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敌视，甚至在刺杀家康事件中，石田三成还站在了家康的一边。

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的通说分析，关原之战的爆发，有可能是德川家康利用天皇许可进行的“会津征伐”，导致关东的前田一派各成员迫于公家态度，对继续和上杉家维持盟友关系投鼠忌器，最终作鸟兽散。

感到有机可乘，或者说更有可能的，对家康的行事感到恐惧的毛利一党，因不确定自己是否会成为下一个被消灭的对象，选择先下手为强，拉开了关原之战的序幕。至于为何后来毛利辉元会选择宅在大阪城，可能也是为了对丰臣家进行彻底掌控，利用自己和德川家康对等的将军地位，抵消家康的权威从而否定东军的合法性。

说到最后，也可能是最关键的问题，《乱中杂录》中的记载准确性有多高呢？这个嘛要说的话，由于《乱中杂录》的赵庆南并没有像《日本史》的作者佛罗伊斯那样长期生活在日本，所以《乱中杂录》中，虽然对日本社会、文化、政治制度都有详实的记载，但是这些都肯定是多次转手的消息，加之信息的来源也并非专业的情报搜集者，所以其中不乏一看就是坊间谣言的说法。

比如就有德川家康想要对淀姬茶茶“又以秀吉之遗命，欲室秀赖之母”，而茶茶的拒绝理由也堪称狂野，说自己“与大野修理（大野治长）等通有身，故辞不从”，家康一怒之下，将大阪夏之阵最后才切腹的大野治长提前赐死。

但如果就这样将《乱中杂录》的记载一棍子敲死，这倒也有些矫枉过正。毕竟朝鲜人能搜集到这些信息，至少说明在当时坊间已经形成了一些较大的说法，就比如毛利辉元的地位问题，这说明当时在日本民间的观点中，是将他视为实质上和德川家康平起平坐的高家格大名。

加之江户幕府众所周知的对历史记载 “小小美化”，那么这些延续到江户幕府时代的前反德川大名，将锅全丢给摸不着头脑的石田三成，倒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尤其是其中前田利长和毛利辉元的行为，比起通说中摸鱼到难以理解的行为反而靠谱的多。

所以这个源自《乱中杂录》的版本究竟可信度有几分，就由各位读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创稿件，主编原廓、作者明忆，任何媒体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部分图片来源网络，如有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