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摆在我案头的是郁达夫致王映霞的书信95封……

现在摆在我案头的是郁达夫致王映霞的书信95封，附录了郁达夫的《寻人启事》《道歉启事》和《毁家诗纪》；也附录了王映霞致郁达夫信十封，《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两篇文章，以及回忆录《郁达夫和我的婚变经过》。有关郁王之恋的经过和双方陈述，已经客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情书中，郁达夫的情书是很有卖点的一种。早在1935年7月,《达夫日记集》已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其中就包括了跟王映霞相识相恋的《日记九种》。

郁达夫与王映霞在福州

1938年7月郁王关系恶化，郁达夫先后发表《寻人启事》与《道歉启事》，1939年3月又发表《毁家诗纪》，被报刊广为转载，吸引了不少读者的眼球。但是，光读郁达夫情书，并不能了解郁达夫的全人全貌，甚至会误导读者，把他仅仅视为一位作风浪漫、性格变态的颓废文人。所以，必须对郁达夫其人作一全面介绍，否则这部严肃读物就会沦为一部“八卦”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到底应该如何给郁达夫定位？这曾经是一个评价分歧而目前已经日趋统一的问题。

1930年11月16日，在郑伯奇主持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第四次全体大会”上，做出了“肃清一切投机和反对分子——并当场表决开 除郁达夫”的决定。因为郁达夫表示不能经常参加“左联”的会议，拒绝参加散发传单、飞行集会一类的活动，又对美国记者史沐特莱说过：“I am a writer, not a tighter。”(我是文人，不是战士。)郁达夫的本意，是说他不适合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

郁达夫是文人，这当然是不争的事实。作为文人，郁达夫身上当然也明显表现出文人的性格与气质。根据同时代人的回忆，郁达夫最为人称道的特质是天性仁爱，为人狷介，纯真坦白，不随流俗。而性格的缺陷则是有时过敏多疑，做事冲动。

坦白是优点，但他有时坦白得过于天真；自谦是优点，但他有时发展到自我作践；率性是优点，但他有时过于冲动，不深思熟虑。 创造社作家李初梨对郁达夫的评价是： “摩拟的颓废派，本质的清教徒。 ”女作家白薇对郁达夫的评价是简单的两个字： “好人！ ”

当然，文人立足于文坛，靠的主要不是人缘，而是作品。郁达夫的创作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众所周知，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郁达夫十分推崇鲁迅。他在《对于社会的态度》一文中写道：“我总认为，以作品的深刻老练而论，他总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我从前这样想，现在也这样想，将来总也不会变的。”此外，郁达夫还专门肯定鲁迅“在文坛上具有凌驾于一切的人格”。 （ 《今日之中华文学》）

虽然鲁迅的小说比郁达夫的作品忧愤深广、技巧圆熟，也更具实验性，但郁达夫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同样占据一席无可替代的地位。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出版于1923年8月，而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出版于1921年7月，脍炙人口，不胫而走，对那个特定时代的青年一代尤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 居留上海时期，郁达夫享有的稿酬标准跟鲁迅一样，也是千字五至十块大洋。

郁达夫的中短篇小说约有四十余篇，实可谓毁誉交加、褒贬并存。其令人诟病之处，主要是“肉”的气息压倒了“灵”的馨香；此外，关于贫穷、潦倒、失业、酒精、鸦片、疾病等内容，也让读者感受到一种颓唐气息。

现在经过时光的流逝、研究的深入，人们基本上 已取得两点共识： 一、郁达夫笔下的情色描写跟“邪狭小说”有本质区别， 主人公表现的性苦闷乃至性变态，是跟当时那个畸形变态的社会紧密相连的，因此这种苦闷也同时折射出时代的苦闷，具有不容否定的社会意义。 二、郁达夫小说的内容和风格也受到外国文学的明显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谈到《沉沦》的创作背景，郁达夫在《忏余集·忏余独白》中写道：“我的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残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故国的陆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力气，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

郁达夫的上述回忆，道出了《沉沦》中伤感情绪和苦闷心情产生的时代背景，坦陈了这些早期作品的社会反响和历史局限，并证实了变态心理学的一条原理：性生活方面的心理异常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不是单纯的大脑生理生化功能障碍。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他开笔写《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

而郁达夫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留学的四年中，所读的俄、德、英、日、法小说至少有一千部，所受的影响十分庞杂，其中既有高尔基的底层关怀、屠格涅夫的抒情风格，也有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自虐与变态、佐藤春夫的孤独与忧郁、德国施蒂纳的“自述式小说”、英国作家斯特恩的伤感主义、法国作家卢梭的“自我暴露”“返归自然”——以致有人将郁达夫径称为“中国的卢梭”。这种小说创作倾向，直到1923年之后才有所改变，但基本风格一直未变。

郁达夫是一位创作的多面手。除了擅长小说创作之外，他还留下了五百多首诗词。据初步统计现存诗作494 首，词11阙。他写旧体诗得力于清代黄仲则、龚定庵和清末民国初年苏曼殊诸人，对唐代诗人则酷爱白居易、刘禹锡。

他的诗作意酣词健、新丽工巧，常以口语 入诗，而少用僻典。 诗中洋溢的激越至情，尤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画家 刘海粟曾对郭沫若说：“你才高气壮，写新诗是一代巨匠，但说到旧体诗词，就深情和熟练而言，稍逊达夫一筹。 ”郭沫若点头而笑，心悦诚服。（ 刘海粟：《<郁达夫传〉序》）郭沫若还承认，除了旧体诗，郁达夫的天资、学识、外文修养都比他高，小说成就更比他高。

郁达夫还是一位散文家。 他的散文如行云流水，云蒸霞蔚。 尤以游记擅长，一山一水，一枝一叶，一岩一石，皆独具灵性，常怀忧时忧国之心。 其游记《屐痕处处》更是扛鼎之作，影响不亚于小说。

当然，他的日记书信也是一种散文，朴质自然，毫无藻饰，读来如听友人倾诉，表达的是真人真性情。 郁达夫还常写政论，仅在旅居新加坡三年中写的时评已发表的就有一百余篇，痛斥反共投降派，宣传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令人鼓舞。

笔者不知教育家的头衔应该如何准确界定，但教学确是郁达夫职业生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任教的时间长达12年，前后任职的学校有安庆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武昌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上海法科大学、安徽省立大学、杭州之江文理学院等，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学识渊博、关爱学生。

他开设的课程有欧洲革命史、统计学、戏剧、公共英语、艺术概论、文学概论、小说论、戏剧论、德文、比较文学等。这决不是一般教师所能做到的。贫穷是郁达夫作品的一大主题，他个人生活也十分清苦。据说，同事曾集资买了一件棉袄送他过冬，他却转身送给了一个更穷的学生，自己冻得无法出门，诗人徐志摩只好又买了一件送他。

作为文人，郁达夫除了拥有著名作家的身份外，还是一位编辑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两个风格流派有所差异的著名文学团体：一个是文学研究会，另一个是创造社；而郁达夫就是创造社的元老之一。他为人忠厚，自比为刘备，而把讲义气的郭沫若比成关羽，把好打笔仗的成仿吾比作张飞。

创造社的社名和《创造》季刊的刊名 都是郁达夫倡议的。 1921年上半年，他曾参与编订小型的同人刊物《格林》，同年9月具体负责《创造》季刊的编辑事宜。 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终于出版，并于同年5月正式发行。 1923年4月，他重返上海，专任创造社各刊物(如《创造日》《创造周报》《洪水》《创造月刊》)的编辑工作。

1928年6月，他跟鲁迅共同创办了以刊登创作、翻译、评论为主的文艺刊物《奔流》。 1938年12月至1942年2月，郁达夫在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早刊《晨星》和晚刊《繁星》的编辑，兼编《星槟日报》的《文艺》双周刊，后来又编辑了《星洲日报》半月刊的《星洲文艺》专栏、《星光画报》文艺栏和《星洲日报星期刊》的《教育》周刊。 1940年8月至10月下旬，曾短暂接任《星洲日报》的主笔。 1941年4月，又主编英当局情报部出版的《华侨周报》。

郁达夫编辑这些刊物的宗旨，“是希望与祖国取联络，在星洲建树一文化站，作为抗战建国的一翼，奋向前进的。 凡与这条宗旨不相违背，而能发扬光大我国文化及民族意识的文艺作品，都在欢迎之列。 ”(《星洲文艺》发刊的旨趣)

郁达夫的作品虽然形式多样，但有一个高昂的基调，那就是鲜明炽烈的爱国主义。这跟郁达夫生活的时代有关，也跟他的亲身经历和所受教养有关。

1896年12月7日，郁达夫诞在浙江富阳一个破落的乡绅家庭。他在自传中回忆道：“光绪的二十二年丙申，是中国正和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年；朝廷日日在那里下罪己诏，办官书局，修铁路，讲时务，和各国缔结条约。东方的睡狮，受了这当头的一棒，似乎要醒转来了；可是在酣梦的中间，消化不良的内脏，早经发生了腐溃，任你是如何的国手，也有点不容易下药的征兆，却久已流布在上下各地的设施之中。败战后的国民一一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是神经质的。”

后来阅读了无名氏编的《庚子拳匪始末记》和署名曲阜鲁阳生孔氏编定的《普天忠愤集》，郁达夫感慨自己出世太迟，不曾躬逢在甲午庚子两战中冲锋陷阵的滋味。

1913年9月到1921年9月，郁达夫陆续在日本度过了8年留学 生涯。 在异国他乡，郁达夫深切感受到“国际地位不平等”和“弱国 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

他在《雪夜》一文中写道：“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龄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 ”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郁达夫在次日的日记中写道：“故国日削，予复何颜再生于此世！今与日人约：二十年后必须还我河山，否则予将哭诉秦庭求报复也！”令郁达夫想象不到的是，“二十年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妄图鲸吞中国。 郁达夫的老母死于战乱之中，长兄郁曼陀因得罪了汪精卫系统的汉奸而惨遭杀害。 所以，郁达夫具有鲜明的爱国立场和民族意识不是偶然的。

说文人郁达夫同时是一名“战士”，这决非溢美之词。因为他虽非“完人”，却比一般文人具有更加清晰的政治头脑。自1921年9月初从日本归国之后，郁达夫经历了大革命、国共分裂、抗日战争等重要历史关头。除了1933年4月至1936年2月移居杭州那段岁月相对低沉，抒发过“避嫌逃故里，装病过新秋”“伤乱久嫌文字狱，偷安新学武陵渔”一类消极情绪之外，其他时期可圈可点之处甚多。

1926年10月，郁达夫满怀文人的激情，奔赴当时的“革命策源地”广州，目睹了投机分子的卑鄙污浊，尤其憎恶制造国共分裂的新军阀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他就在政论《在方向转换的途中》斥责蒋介石实行“独裁高压政策”，并预言这种专制手段不能“持续几何时”。

郁达夫不仅撰文欢呼过上海工人三次起义，而且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冒险营救了上海总工会政治部的三名革命者。郁达夫1927年5月26日日记有相关记载：“回来接到许幸之自狱里的来书，就上上海县衙的监狱里去看他。他见我几乎要放声哭了。我答应他设法营救，教他再静候几天。”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郁达夫在《新生日记》中揭露国民党右派屠戮无辜良民的暴行，斥责他们为毫无心肝的“狗彘”。他在1927年4月22日的日记中更直白地写 道： “买了一张外国报来读，蒋介石居然和左派分裂了，南京成立了他个人的政府，有李石曾吴稚晖等在帮他忙。 可恨的右派，使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得不中途停止了。 ”这表达了他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热烈的爱憎情感。 他清醒地看到国民党执政当局想实行高压政策，组织一个“中央帝党”，“玩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钓台的春昼》)。

阿雨上世纪三十年代，郁达夫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个外围团体。1930年2月13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郁达夫为领衔发起人，名列第一。同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在筹备期间，他曾充当鲁迅跟上海文化界地下党之间的联系人；被左联除名之后，他仍营救过后期创造社成员李初梨和“左联五烈士”。

1933年3月13日，他以最高票数当选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这个团体的宗旨就是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郁达夫的表现更为突出。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郁达夫在同年1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近因日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一步不让，弄得中国上下，举国若狂。然预料此事必无好结果，因中央政府已与日帝国主义者签有密约也。大约民众运动除广州、上海闸北两处已被压迫屠杀之外，将来恐有更厉害的流血悲剧发生。总之，无产者的专制时期不到，帝国主义是无从打倒的。”

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了郁达夫的预见。一般读者恐怕难以料到郁达夫还能有如此的政治见解。

1932年2月4日，郁达夫与鲁迅、茅盾等人联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中国政府的对日妥协，以及压迫革命的民众”。同年2月8日，郁达夫出任中国著作家抗日会的编辑委员和国际宣传委员会成员。

同年4月16日，郁达夫发表《悼罗佩脱·孝脱义士》一文，公开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同一时期，他还通过长兄营救了从事工人抗日运动的沪西区委廖书记和太阳社元老孟超。1933年3月，郁达夫撰文抗议日本当局杀害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的暴行，并领衔为其家属募捐。

1936年2月，郁达天应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之邀，赴福建任省政府参议。在此期间，他做了两件最有意义的事情：一是利用编辑报刊进行抗日宣传，二是促成郭沫若归国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关于郭沫若从日本归国参加抗战的背景，时任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之女陈文瑛是这样回忆的：“抗战爆发，我父亲接到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字淬廉，安徽人）电报说，蒋介石要郭沫若回国，此事须问郁达夫，知郁达夫在福建特打电报询问。我父亲派秘书蒋授谦持电到达夫先生住处相告。达夫先生正一杯在手看诗集，怡然自得。蒋以电报示之，他毫无犹豫，随口就说：可以的，但要取消‘通缉令’，汇给旅费。当时根据他的意见拟就电文复何廉。我父亲还电请驻日大使许世英照料协助郭沫若回国。”（《郁达夫与先父陈仪》）

郭沫若回国一事的情节比较曲折，虽不是郁达夫的倡议和直接策划，但他亲自出面促成其事则是毫无疑义的。为此，南京政府还专拨给郁达夫两百元作为置装费。

作为一个赤诚的爱国主义战士，郁达夫一生最重要的是1938年12月至1942年2月这一时期。

1939年4月9日，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经常发动侨胞捐助离乱中的内地贫困作家，及募款捐助经费匮乏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 1941年1月，蒋介石为了巩固其在苏北的反共阵地，发动了进攻华中新四军的皖南事变，掀起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皖南事变后，郁达夫领衔发表了由星华文艺工作者三十余人签名的《反对投降妥协坚持团结抗战致侨胞书》，指出：“不幸的是，时至今日，正当抗战接近胜利之际，尚有一部分封建残余、顽固败类，躲藏在抗战的阵营里，而且把握着相当大的权力与地位。他们为了一己的利益，遂不惜昧杀天良，实行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甚至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他们妥协投降的诡计。他们视抗日最力的军队为眼中钉，视真正地唤起民众的集团为心脏病，千方百计，势必把进步的力量消灭，把抗战建国的力量削弱，以遂他们的主子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宿愿。近来关于国 共摩擦的事件，与忠心为国的进步分子，如杜重远、马寅初等的被拘被陷，以及最近轰动中外的解散新四军的惨痛血案，就都是这些汪派汉奸、无耻败类所一手捏造出来的阴谋毒计！这阴谋毒计实足以亡国有余！”

1941年12月，郁达夫被推选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敌动员委员会执行委员，兼任该会文艺组负责人。 1942年1月，星华文艺界抗敌联合会正式成立，郁达夫被选为理事、常务理事和主席。

当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但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当局还关押着几百名“政治犯”，其中大部分是新加坡、吉隆坡和马来亚各地的马共党员和进步人士。 郁达夫、胡愈之等以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的名义跟当地英国总督交涉，使这批“政治犯”全部获释。

1942年2月，日军逼近新加坡，郁达夫与王任叔等进步文化人士在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的安排下，转移到苏门答腊西部高原小市镇——“巴爷公务”，化名赵廉，以经营酒厂、肥皂厂谋生并作为掩护。 因不慎被日军发现他会日语，被迫到当地日军宪兵部当过七个月“通译”。 郁达夫利用“通译”的身份掩护资助了一些南渡的爱国进步文化人士，也为当地印尼人做了不少好事。

由于郁达夫了解一些日本宪兵的罪行，1945年8月29日晚，被福建籍汉奸洪培根告密。 日本宪兵在无条件投降之后秘密逮捕了郁达夫，并于9月17日枪杀了他，遗骸埋在距武吉丁宜七公里的丹戎革岱(Tondjong Gedai)。

就这样，50岁的郁达夫用自己的热血谱写了一部悲壮的史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郁达夫被追认为烈士。 他富阳故居所在的小弄被命名为“达夫弄”，在他原籍富阳鹳山之旁修建了“双烈祠”。

只要谈郁达夫，就无法回避他的婚恋史。这原本是个人隐私，但郁达夫是公众人物，又以自我暴露闻名，读他的情书，不可能不涉及他的婚恋。

郁达夫自幼多病，性格孤僻，在异性面前常有自惭形秽之感。 但由于早熟，留学日本时期性苦闷发展到难以抑制的地步。 他的 初恋应始于13岁那年，暗恋的对象是当地一名富商赵某的侄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 留学日本时期，他深受民族歧视，尤其是日本女性的歧视，便用醇酒妇人的变态方式进行发泄和反抗。 他曾结交过几位日本旅店的侍女，也曾与一位日本军人的前妻短暂同居，甚至以狎妓的方式排忧解闷。

1920年7月，郁达夫奉母命跟一位“不能爱又不得不爱的女人”孙荃结婚，生二子二女，其中一子夭折。 1923年4月，郁达夫写作了小说《茑萝行》，作品中“我”的所做所思虽然不能跟现实生活中的郁达夫一一对号，但其中的很多细节和心理描写都取材于郁达夫跟孙荃的夫妻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孙荃的确是一位性格柔顺的旧式女性。 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偶尔也能跟郁达夫写诗唱和。 不能说郁达夫对孙荃毫无亲情，但郁达夫真正恋爱的体验却是在1927年1月14日结识杭州王映霞女士之后才产生的。

当年1月15日，孙荃来信，嘱咐郁达夫谨慎为人，殊不知前一天郁达夫的心已被王映霞搅乱，并希望借这一段爱情激发他今后的创作灵感。

这一年郁达夫已经32岁，但他见到王映霞之后却心乱如麻、似火中烧，心情跟13岁初恋时一样恍惚。 在得不到王映霞时，郁达夫甚至颓唐到“去马路边打野鸡”，“去燕子窠吸鸦片”。 作为有妇之夫，郁达夫的内心并非没有矛盾。 他在1927年2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时时刻刻忘不了映霞，也时时刻刻忘不了北京的儿女。 一想起荃君的那种孤独怀远的悲哀，我就要流眼泪。 但映霞的丰肥的体质和澄美的瞳神，又一步也不离地在追迫我。 ”

结识郁达夫时，王映霞虚岁20岁，跟郁达夫相差12岁。郁达夫在3月6日的日记中介绍：“她本姓金，寄养在外祖家，所以姓王，老母还在，父亲已经没有了。她的祖父王二南先生，是杭州的名士。”当时王映霞刚辞去温州第十中学附属幼儿园的工作，暂住在朋友家。王映霞敬佩郁达夫的才华，郁达夫痴迷王映霞的美貌，同年3月7日俩人陷入热恋之中。

据郁达夫1927年2月25日信，王映霞曾谎称她跟郁达夫留日时的同学徐钓溪有过婚约，郁达夫反对她成为“家庭的奴隶"，希望她成为“一个自由的女王”。 在同年3月4日致王映霞信中，郁达夫承认他们之间“年龄相差太远”，“自己的风采不扬”，“没有千万的家财，没有盖世的声誉"，但是，他现在最重视的“是热烈的爱，是盲目的爱，是可以牺牲一切、朝不能待夕的爱”。 为了王映霞，他“情愿把家庭、名誉、地位，甚而至于生命，也可以丢弃”。

但王映霞害怕别人议论，一度避免与郁达夫接触。 郁达夫走火入魔的追求，使王映霞无招架之力。 经过犹豫、困惑、烦恼之后，王映霞感到郁达夫对他的情感是真的。 同年6月5日，王映霞在取得祖父的宽容和母亲的勉强同意之后，终于决定跟郁达夫订婚。 郁达夫与原配夫人孙荃分居。

1928年2月初，郁达夫跟王映霞正式同居，也印发了请帖，办了两桌喜筵，在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现称“慈厚里”）880号营造了一处爱巢。不过郁达夫也无法跟原配孙荃正式离婚。用当时的俗语来讲，就是王映霞争到了一个“两头大”（家里有结发妻子，外面有实际上的夫人）的位置。

令人遗憾的是，王映霞并未成为西湖的月色，郁达夫也未成为富春江上的云霞，双方没有织出一幅爱的屏风。同居10年之后，郁达夫跟王映霞的关系恶化。

1938年7月5日，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刊出“寻人启事”，指责王映霞携去“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离家出走，将夫妻矛盾向社会公开。后经友人调解，郁达夫又于7月10日在《大公报》刊出“道歉启事”，说明他对王映霞的指责是“诬指”，“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深致歉意”。

此后王映霞经湖南汉寿转抵福建福州，1938年12月28日，跟郁达夫携子郁飞同抵新加坡。

不料，1939年3月5日，郁达夫又在香港出版的《大风》旬刊特大号发表了《毁家诗纪》，用诗文结合的方式说王映霞曾与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之间“形迹不检”，并在丽水同居。后来因为许绍棣新恋一未婚女士，才与王映霞渐渐有了疏远之意。

他指责王映霞“最 佩服居官的人”，贪图享乐，“行则须汽车，住则非洋楼不适意"。 他因“鸣鸠已占凤凰巢”而悲愤，不择言辞地将王映霞骂作“下堂妾”，认为“纵齐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

郁达夫这篇奇特的诗记被中国和日本的一些报刊转载，一时轰动了国内外。 王映霞读完《毁家诗纪》之后，当晚就写了《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这两篇文章，投寄《大风》的主编陆丹林。

王映霞声明，她从未收受过许绍棣三十七万元港币的馈赠，并明确表示：“与许君的友情，我并不否认，但对天发誓，亦止于友情而已！”由于郁达夫先骂王映霞为“下堂妾”，所以王映霞斥责郁达夫是“神经错乱者”“包了人皮的走兽"，“只求肉欲，不解情意”。 王映霞还揭发郁达夫跟她结婚之后，曾偷了她的“五百元存折”，重回原配孙荃身边，同住了多日，并揭出郁达夫曾“嫖过妓院，睡过燕子窠”的旧伤疤。 夫妻反目到如此程度，离婚就成为唯一的选择。

1940年3月，郁达夫与王映霞协议离婚。王映霞未提出任何要求，郁达夫坚决要求拥有三个孩子的抚养权。同年5月，王映霞孑然一身从新加坡乘海轮回国，并分别在《星岛日报》和《东南日报》上刊登了单独署名的离婚启事。归国的川资，是由郁达夫所在的报社支付的二百元。

同年5月31日，香港《星岛日报》也发表了郁达夫单独署名的离婚启事。十二年的夫妻，从此劳燕分飞。

郁达夫跟王映霞离异之后的主要感情经历，是1941年3月在新加坡爱上了一位才貌双全的李莜英小姐。其时郁达夫46岁，李莜英26岁，刚刚离婚。李小姐在英国情报部担任联军播音员，郁达夫则主编该部主办的一份《华侨周报》。

当时他们负责的“情报”，即抗日宣传，并非军事机密。郁达夫在《乱离杂诗》中表达了他对这位李小姐的深情：“却喜长空播玉音，灵犀一点此传心。凤凰浪迹成凡鸟，精卫临渊是怨禽。满地月明思故国，穷途裘敝感黄金。茫茫大难愁来日，剩把微情付苦吟。”

1942年初，李小姐随英军撤往印度，郁达夫则在新加坡沦陷前夕逃往苏门答腊西部高原的一个小市镇——“巴爷 公务”。 1943年9月15日，郁达夫跟一位只会说马来话的华侨少女何丽有结婚。 其时郁达夫48岁，而何丽有只有20岁，所以郁达夫在结婚证上隐瞒了八岁年龄，谎称自己刚满40岁。 后来两人育有一子一女。 儿子名大雅(亚)，含讽刺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大东亚共荣圈”之意。 次女美兰（梅兰），诞生于郁达夫失踪的次日。

1942年4月4日，经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介绍，王映霞跟重庆华中航业局的经理钟贤道结婚。两人共同生活了38年。建国后，钟贤道在上海航联保险公司工作。王映霞做了很长时期的家庭主妇，1956年在上海六合路的一所小学当教师。1980年11月19日,73岁的钟贤道去世。王映霞于1987年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于2000年逝世，终年92岁。

在郁达夫跟王映霞的婚变过程中有一位关键人物，那就是许绍棣。 郁达夫认定王映霞跟许绍棣有染，而王映霞发誓说她跟许之间没有超越朋友界限，所谓“丽水同居”之事纯属造谣。 王映霞说，她之所以跟许绍棣交往，主要是为了给女画家孙多慈介绍对象。

许绍棣出生于1900年，当时38岁，妻子因肺病去世两年，留下了三个女儿，因此很想续弦。孙多慈则是上世纪30年代即在画坛崭露头角的女画家，在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旁听时即成为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学生。两人之间闹过一场沸沸扬扬的师生恋，还合作创作了一幅《台城夜月》图。

但是徐悲鸿当时已跟蒋碧薇结婚，因此遭到了孙多慈父亲的坚决反对。孙多慈只好离开南京，到浙江丽水的一所中学任教。郁达夫朋友李立民的女儿李家应是孙多慈的同学，跟郁达夫、王映霞一道从武汉乘火车回浙江丽水的途中就开始撮合孙与许的婚事。

1940年许绍棣跟孙多慈结婚，生有两个儿子。孙多慈1975年去世，许绍棣1980年去世。两人合葬于台湾阳明山。

笔者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即多次采访过王映霞女士。1990年王映霞女士由女儿钟嘉利陪伴访问台湾时，又几次跟笔者在台 湾《传记文学》杂志社的宴会上相遇并合影。

笔者对历经坎坷的王映霞老人怀着应有的敬重，并且不认为应该把郁王婚变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女方。 但必须承认，王映霞当年十分活跃，结交了一些达官贵人，而且让郁达夫也同时卷入了这一社交圈，引起了一些进步人士的反感和忧虑。

比如，孙用先生在1936年2月8日致鲁迅信中就曾写道：“我并不希望郁君做完人，做道学家。 我只以为像郁君那样有人知道姓名的人，至少不要太使人失望……譬如，他所发表的日记中，有借坐市长的汽车，有某君的唱和、某长的宴会，有丝绸某同人的聚会，有打牌，有喝酒……”孙用还特意从报上剪下了郁达夫的三篇文章作为凭证。

鲁迅对孙用是爱护和支持的，但他并未对这封告状信进行回应，在沉默中保护着这位脸上没有“创造气”的旧友。 不过，鲁迅在给王映霞题写的那首七言律诗中，明确表示了反对他们夫妇迁居杭州的态度，所以后来有人将这首诗称之为《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对于许绍棣其人，鲁迅不仅反感，而且可以说是憎恶。

许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生，曾编辑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后来走上了仕途，1927年出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同时担任杭州《民国日报》社社长。

1928年8月，鲁迅主编的《语丝》杂志发表了署名冯珧（徐诗荃）的《谈谈复旦大学》一文，揭露了该校的一些阴暗面，许绍棣即以浙江省党部指导委员会名义禁止《语丝》在浙江发行。

1930年2月，郁达夫、鲁迅等领衔发起中国自由大同盟，许绍棣又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鲁迅的《二心集》（后删节为《拾零集》）出版之后，许绍棣仍禁止该书在杭州发行。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揭露了许绍棣的行径，并写道：“但至今还没有呈请发掘祖坟，总算党恩高厚。”由于许绍棣在文化控制上十分卖力，所以在官场中节节高升。

1934年2月他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41年4月任浙江图书杂志审查处长；1945年5月任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11月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任国民党立法院委员；1949年去台湾，因信奉基督教，被推 选为基督教长老会长老。

作为晚辈，作为郁达夫文化业绩的崇敬者，笔者对郁王之恋不敢妄评，但想征引郁达夫同时代人及其亲属的一些回忆和评价，聊供关注此事的读者参考。

郁达夫的老友、创造社元老郭沫若说：“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在作祟吧？”（《论郁达夫》）“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爱人呢？这爱人假使是旧式的无知的女性，或许可无问题，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问题弄得来不及收拾了。”（同上）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说：“他和王映霞终于同居了，在赫德路嘉禾里安了家。亲人、朋友、两方面的家庭自然都不赞同。听母亲说，父亲在北京知道后非常生气，不知写过多少信去告诫三叔。作为法官的父亲首先就指出，这是要犯重婚罪的。然而既成事实终究是既成事实。”（《三叔达夫——一个真正的“文人”》）

“王映霞给我的印象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年轻，说一口杭州话，很会应酬，口齿伶俐，开起玩笑来也绝不会吃亏。……她的确很会烧菜，也很会管家……”（同上）“在武汉，他和王映霞所谓‘乱世男女’的婚变闹得满城风雨。三叔用尽了弱者的报复手段，用最恶毒的字眼公开地宣扬‘家丑’，甚至是饥不择食地拿起腐朽的封建武器掷向王映霞(如称她为‘下堂妾’)。同情他的朋友们也觉得他做得太过分了。”(同上)

著名作家盛成说：“不料到了(1939年)7月初，他的家庭矛盾公开化了。当时有许多朋友责备王映霞女士。我与他们夫妇都是好朋友，也从中做过调解。我觉得夫妻间的事很复杂。达夫的性格孤独、浪漫，不同于一般人，做他的爱人很不容易。一味责备王映霞是于事无补的。”（《与达夫一起去台儿庄劳军》）

在著名作家唐弢眼中，郁达夫很有点名士风流的气派，而王映霞举止大方，很有风度。但郁达夫为人冲动，而王映霞又过于单纯，爱好虚荣。乱世男女，有此弱点，遂不免给人以可乘之机。（《记郁达夫》）

郁达夫居杭时期的友人朱渊明回忆说：“……达夫发表《毁家诗纪》，写得哀感顽艳、异常动人。不过似觉过火，亦夹有不尽符实的想象处。恐怕达夫当初猛写小说，创造新思想时的自我暴露之作风又复炽了。”（《怀念郁达夫》）

与郁达夫在福州相识的陈觉民回忆：“王映霞在福州曾住过短短的一段时间，我也见过她几次。据她的诉说：为文人的妻子，也有说不尽的苦楚。郁先生为人坦白率真到任何事都会毫无遮拦地当着她的面对友人们一五一十地说，使她难堪。这是她的说法。”（《郁达夫在福州》）

郁达夫新加坡时期的同事姚楠回忆：“达夫先生的《毁家诗纪》十九首，缠绵悱恻，主要是写他与前妻王映霞之间的一场悲剧。他的朋友许绍棣竟与他最心爱的人有暧昧关系，所以他认为毁了他的家。但是王映霞听到达夫先生要南渡，竟也跟到星洲，重圆旧梦。她对达夫先生的生活，尤其是纵酒，很不满意，终于在星洲协议离婚。《星洲日报》总编辑关楚璞先生是见证人，后来对我说，他们离婚之后，短期内仍住在一起。据说达夫认为不做夫妻，做朋友也好，足见他对王映霞不能忘情。在王回国前夕，他还发表诗作送别。王回国后，他又写了一首七律，倾诉离衷，其中后面四句是：‘纵无七子为哀社，犹有三春各恋晖。愁听灯前谈笑语，阿娘真个几时归。’这首诗虽表达诸儿思母，其实是夫子自道，痴情一片。”（《缅怀郁达夫》）

王映霞也表示，随着历史长河的流逝，已经淌平了她心头对郁达夫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总之，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异的爱国作家。对于中国文艺的未来，他充满了乐观的信念。他说：“对于中国将来的 文艺复兴，抱有坚定的希望。 中华民族，决然复兴无异。 哪有新兴的民族，而无更灿烂的新兴文化文艺的道理！……耶稣之前，众先知预言：光明将来自东方。 抗战是光明的起点。 ”今年，正值郁达夫诞辰124周年，牺牲75周年。 中华民族正行进在伟大复兴的光明而艰苦的征途之中。 中国新兴文化更加灿烂的一天必将到来，郁达夫的预言必将实现。

陈漱渝

2020年3月

节选自《郁达夫情书全集 》 一书。

《郁达夫情书全集》

中 国青年出版社

郁达夫 王映霞 /著

陈漱渝 张瑞霞/编

《郁达夫情书全集（图文珍藏本）》1927年初，郁达夫在上海留日同窗孙百刚家里见到了年轻貌美的王映霞，立即被迷住了。《郁达夫情书全集（图文珍藏本）》此时他的心被王映霞深深吸引，全然不顾家中妻儿，对王映霞展开了疯狂追求。《郁达夫情书全集（图文珍藏本）》得知郁达夫已有家室，出身名门书香世家的王映霞避而不见。《郁达夫情书全集（图文珍藏本）》郁达夫不死心，将各种肉麻情书如雪片般寄给王映霞，还从上海追到杭州王映霞老家。《郁达夫情书全集（图文珍藏本）》面对这个情场高手的猛烈攻势，懵懂未经世事的王映霞沦陷了。《郁达夫情书全集（图文珍藏本）》1927年6月，他们在杭州订婚。得知消息的原配，对此无可奈何。《郁达夫情书全集（图文珍藏本）》1928年2月，郁达夫和王映霞正式同居。时年郁达夫32岁，王映霞20岁。这被誉为“现代文学目前的有名情事”。《郁达夫情书全集（图文珍藏本）》1933年，他们在杭州建起“风雨茅庐”，被人称为“富春江上神仙侣”。《郁达夫情书全集（图文珍藏本）》然再浪漫的爱情也抵不过现实生活的柴米油盐。同居10年后，他们关系开始恶化。《郁达夫情书全集（图文珍藏本）》1938年7月，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刊出“寻人启事”，把夫妻矛盾公之于众。《郁达夫情书全集（图文珍藏本）》1939年3月，郁达夫在香港《大风》旬刊特大号发表《毁家诗纪》，痛斥王映霞“红杏出墙”，并骂她“下堂妾”。此文一出，顿时轰动海内外。《郁达夫情书全集（图文珍藏本）》王映霞发文反击，至此夫妻反目。《郁达夫情书全集（图文珍藏本）》1940年3月，郁达夫与王映霞协议离婚。十二年的夫妻，从此劳燕分飞。《郁达夫情书全集（图文珍藏本）》本书收入郁达夫写给王映霞的情书95封、获王映霞后人授权的1938年间王映霞写给郁达夫的书信10封，以及王映霞关于这段感情的部分回忆材料。本书通过这些详细的资料，让我们客观地了解这段有名的传奇爱情和情感纠葛。

【作者简介】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有名作家，也是争议的作家之一；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散文家和诗人。日本留学回国后曾执教于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代表作有小说《沉沦》《她是一个弱女子》《迟桂花》，散文《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日记集《日记九种》，等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评价他为“亚洲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

他也是一名革命烈士，积极参加抗日运动，先后在海内外从事反帝抗日宣传活动。

王映霞（1908-2000），浙江杭州人，生于名门望族。当年人称“杭州美女”，毕业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因为与郁达夫的婚恋而被世人知晓。晚年著有口述回忆录《王映霞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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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中国青年出版社 梁晓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