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首州”治所，先后设在3地，今天有2个仅是镇、1个仅是区

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面积仅918平方公里。但是如果把“冀州”放在两汉和魏晋时期，它却相当于今天一个省，不但如此，最早的“冀州”办公场所也并不在今天的冀州，而是距离它有近100公里的地方。那么这些都是怎么变化的呢？

衡水市冀州区

“冀州”是如何从一省之地，到现在却管辖不足1000平方公里？

今天，在我国各个名字里带有“州”字的地名，大部分来源于古代、特别是唐朝以来的行政区划。

但是这并不是“州”的最早起源，“州”作为行政区域来说，最早是汉武帝面对国家越来越大的面积、越来越多的郡，为了进行有效管理，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参考传说中大禹所置的“九州”始置，分全国为十三部州，每部置刺史一人，但没有治所，仅奉诏对二千石的长吏和强宗豪右进行监察。

《禹贡》九州图

“州”到了东汉，刺史始有属吏，有从事史、假佐，也有了固定治所，成为比郡高一级的地方行政长官，除监察权外，又有选举、劾奏之权，有权干预地方行政，又拥有领兵之权。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国和势力滥置州郡过多，隋文帝废除了管县的“郡”一级，以“州”直接管县，此时的“州”和之前“郡”的权力和层级是一样的。唐朝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说这件事：“以州治民，职同郡守”，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评价为：“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职废”。

唐、宋、元，在管县的“州”之上，又分别采用了道、路、行省制度，取代了汉朝以来高层政区、省级的“州”。

明朝，从唐宋兴起并慢慢增多的“府”，成了省以下普遍管县的一级，“州”管辖的县大大减少。清朝雍正之后，一般的“州”成为和县一样的政区，除了行政长官“知州”的级别稍高一些，和一般的县没什么两样，只有少数几个“直隶州”还可以像“府”一样管辖寥寥几个县。

由于汉朝最初分十三州是按照《尚书·禹贡》的记载，是大禹根据地形特征将天下分为冀州等九州，以各州为界因地制宜治理水患。按照治水的先后，“冀州”是第一个被治理的州，所以被认为是“九州”之首。

清朝的冀州直隶州

但是即便是这样的“首州”，也摆脱不了历史的变化，从相当于现在“省级”，到清代演变成了管辖几县的“直隶州”。民国初年，废州为县，冀州成为冀县，也不管其他县了。

“冀州”开始有治所时，并非在今天的现址，而是在100公里之外的河北省柏乡县一个镇

对于“州”，或者说是州刺史有固定治所的时间，均认为是在东汉。但是至于究竟出现在哪一年，却没有定论。只是在《资治通鉴》光武帝刘秀建武十八年（42年）中有一段记载：

是岁，罢州牧，置刺史。

或许可以认为就是东汉州刺史有固定治所之始。

东汉的冀州，治所在高邑

而“冀州”刺史治所所在地最终确定在“鄗”，也是有“讲究”的。

鄗，是春秋晋邑，战国为赵邑，在今河北柏乡县北21里固城店镇。西汉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封赵敬肃王子舟为部侯，后为县。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征战河北时，在这里即皇帝位，《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记载：建武元年（25年），光武行至鄗，“命有司设坛场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 即皇帝位。因此，鄗在东汉被改名为高邑县。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卫星图，固城镇周围仍有明显的城池轮廓

不但修改了县名，相信东汉的官员们在为“冀州”选择治所时，也考虑了皇帝登基之地这个因素，把高邑县治确定为了冀州治。

东汉末年，冀州迁治，但其首次迁徙并非到今天的冀州，而是位于冀州最南端的邺（今河北省临漳县邺城镇）。

古代确定治所，除了考虑经济、政治因素之外，还考虑路途的远近，设置治所尽量位于中间，高邑县虽然不算在最中间，但也是中间稍偏一些的位置。

但是邺，却是位于冀州最南端魏郡的治所，为何在东汉末年迁到了那里呢。

这和朝廷的大形势，以及对冀州等河北之地的争夺有关系。

东汉末年的州刺史，因为需要剿灭黄巾军起义的需要，被赋予了更大的权限，成为“州牧”。冀州牧韩馥是权臣董卓在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任命的，按说应该是董卓的人。但是韩馥没什么才干，没什么主意，还特别胆小。在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关东州郡皆起兵讨伐董卓之时，他的手下、渤海太守袁绍派人把他说服，遵袁绍为盟主起兵讨董。后来袁绍听从了谋士的建议，逼韩馥自杀，而夺得了冀州之地，并自领为“冀州牧”。

东汉的冀州治，显示由高邑迁到邺

那么韩馥和袁绍的“冀州牧”治所，是一个地方吗？

很可能不是，据《魏书·卷一百六上·志第五·地形二上》记载的冀州治：

冀州，后汉治高邑；袁绍、曹操为冀州，治邺；魏、晋治信都。

韩馥任冀州牧时，治所可能仍在高邑，当袁绍夺取冀州之后，才把治所迁徙到了“邺”的。

据记载，关东州郡于初平元年（190年）起兵讨伐董卓时，交给韩馥的任务是“留邺，给其军粮”，因为“邺”是冀州最南部魏郡的治所，再向南就是另一个相当于今天省级机构的“司隶校尉部”，所以“邺”就成为了讨伐董卓的后方大本营，这也是“邺”城在此时的基本作用，而不是说它已是冀州治所了。

三国时期的邺城，及冀州治信都

此外袁绍在谋夺了冀州之后，谋士沮授劝他迎天子迁都到邺城时，曾说：“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州城“粗”定，大概是刚由高邑把各个衙署迁过来之意吧。

高邑作为冀州治所150余年，形成了一大批忠于汉室的高官士人等人群，对于胸无皇室的袁绍来说，这些人无疑是自己前进路上的障碍，但是当时他既要“讨董”，还要考虑和众多势力对抗，顾不上这些人，把治所迁走无疑是最好的应对策略。

另外，袁绍的对手都在南方，“邺”所处的位置进可攻，退可守，还拥有河北粮草和人力资源，无疑最佳的基地，如果还在高邑，距离战场就太远了。

但是袁绍最终在“官渡之战”中败给了曹操，其苦心经营的邺城，最终成为曹操的“王霸之基”。曹丕称帝之后，邺城已是大后方，虽然他把邺和长安、洛阳、谯、许昌放在一起，成为了“魏”五都之一，但也避免不了邺在冀州最南方的、不便于对全州进行管理的缺点，于是就把州治于黄初元年（220年）迁徙到信都（今衡水市冀州区）。

清朝乾隆冀州城池图

至于为何不再迁回到高邑，想来高邑是刘秀成为皇帝之地，东汉王朝把州治设在那里，天经地义，而魏国时期，冀州已姓“曹”而不姓“刘”，也就没必要再考虑这一因素再把治所设到高邑，最终选择最接近行政区域中心的信都。冀州治所在邺城的时间仅30年左右。

在“鄗”的高邑县城于北齐天保七年（556年），移治到了今天的高邑县。自那之后，延续150年的州治、近600年的县治陆续离开了这座古老的城邑，沉寂了下来，成为一个普通的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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