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大案录：时间跨度长达39年的“潘汉年案”始末

1955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最后一天，主席发表讲话：
“凡历史上有问题没有向党交代清楚的高级干部，都应当主动地把问题向中央讲清楚。会上还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写成材料嘛，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中央一律采取欢迎态度。”

主席的这个讲话，让随同上海市长陈毅一同赴京参会的上海常务副市长潘汉年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12年前的南京。

在潘汉年心中藏了12年的一桩心病，此刻该是向中央说清楚的时候了……

战争年代的潘汉年，是我党隐蔽战线和统一战线上的杰出领导者。

早在1931年，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顾顺章背叛革命后，重建后的中央特科便由陈云、康生和潘汉年共同负责，潘汉年同时兼任特科情报科长，主要负责情报收集工作。

抗战时期，潘汉年先后在上海、香港、淮南、苏北等地统一负责南方地区我党隐蔽战线和统一战线工作，与我党另一位“谍王”，负责北方情报系统的王石坚，合称中共情报系统的“南潘北王”。

潘汉年虽然长期从事情报工作，但其身份却是公开的，因其另一工作重心是统一战线，因此无论是重庆的蒋介石政府，还是南京的汪精卫政权，甚至是日军情报机关，都与潘汉年有着特殊的秘密渠道进行联系。

因此，到了抗战中后期，眼见日本人大势已去，汪伪政府里面的高官们都在各自盘算，都想通过各种手段为自己多留一条后路。

汪伪“江苏省主席”、汪伪特工总部“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便是其中之一。

李士群一边通过俘获的军统上海站特工与重庆的戴笠搭上了关系，一边又通过游走在日伪、重庆政府、延安中共三方的多面间谍胡均鹤，与潘汉年建立了秘密渠道。

老奸巨滑的李士群作为一个典型的墙头草，此时多方押注，就是为了将来在日本人战败后，无论国共哪一方得势，自己都能够进退自如，不至于无路可走。

负责为李士群向潘汉年牵线的胡均鹤，曾是我党早期党员，1928年还作为少共国际支部的代表去莫斯科参加了少共国际代表大会，受到过斯大林接见。

回国以后，胡均鹤在团中央局担任团中央书记。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职务，他的前任博古，便是在担任团中央书记的这个位子上一步登天，成为了中共最高负责人。

1932年冬，胡均鹤在位于上海租界的白区中央局团中央机关被巡捕抓获，随后被巡捕房移交给了中统上海区区长史济美。在史济美的劝降下，胡均鹤叛变。

由于胡均鹤的叛变，中统上海区区长史济美凭借其供述，大规模展开抓捕，使得中共上海地下党遭受到严重破坏，因此胡均鹤被史济美收入麾下，成为心腹。

胡均鹤叛变后，中共特科负责人康生下令锄奸。由于史济美对胡均鹤加强了警卫措施，且行踪不定，故特科红队锄奸行动始终无法下手。

当时还置身于中统的李士群、丁默邨就是在这一时期认识了胡均鹤，并且在共事中与胡均鹤和史济美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因此，丁默邨和李士群共同策划，由李士群通过秘密渠道将胡均鹤和史济美的日程和行踪传递给了中共特科，意图借刀杀人。

而此时的潘汉年，正是中共特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并兼任特科情报科长。潘汉年得到情报后，迅速派人核实情报。通过对史济美和胡均鹤的数日跟踪，确定了情报的真实性。

1933年6月14日晚，中共特科红队队员邝惠安、孟华亭、欧志光、袁友芳等人在上海新闸路斯文里弄口设伏，一举击毙国民党中统上海区区长史济美等一行人。

而本应与史济美一同出现的胡均鹤，却因为临时有事而未能随行，从而避过了这次狙杀。

得知史济美被狙杀的消息，吓慌了胡均鹤，遂向国民党中统总部提出调离上海的申请，随后被中统局长徐恩曾委任为中统南京区的副区长兼情报股长，调往南京赴任。

抗战爆发后，胡均鹤被国民党中统局委任为苏沪区副区长兼情报股长，奉命潜回已被日军占领的上海，秘密潜伏下来发展组织。

而此时，原先在中统的老对头，李士群和丁默邨已经投靠汪伪，并于1939年3月组建了汪伪特工总部“76号”。

由于李士群、丁默邨都曾是中统的骨干，谙熟中统组织的运作模式，不久便将潜伏在上海的中统组织破获，除中统苏沪区区长徐兆麟外，包括两位副区长胡均鹤、苏成德在内的大部分中统潜伏人员尽皆被捕。

随后，胡均鹤再次叛变，投靠了汪伪，成为了李士群的下属。

但是，胡均鹤也有所保留，始终没有供出中统苏沪区区长徐兆麟的住处，为日后留下了一条退路。

胡均鹤叛变后，虽之前在中统时与丁默邨、李士群素有嫌隙，但凭借其为人精明强干，且娴熟的业务能力，很快便受到“76号”重用。

先后被委任为汪伪特工总部南京区的副区长兼情报科长，不久又调到上海担任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专门对付在上海潜伏的国民党中统、军统和中共地下组织。

但是，重返上海后的胡均鹤很快就被中统特工设计擒获，因之前胡均鹤背叛中统时死活不肯向李士群供出中统苏沪区区长徐兆麟的下落，使得这次被中统擒获后得以留下了一条性命。

但徐兆麟要求胡均鹤重返中统，并继续秘密潜伏在汪伪“76号”，为中统提供汪伪特务组织的情报。

胡均鹤只得顺从，从此，胡均鹤一只脚“踩”在国民党中统，另一只脚“踩”在汪伪“76号”，成为一名双面间谍。

1939年秋，延安社会部决定在华东、华南成立情报局，潘汉年奉中央命令亲赴一线领导筹建工作。

就在潘汉年在苏北地区撒网布点组建各个情报站的时候，中共南京地下党秘密传来一份情报：汪伪“江苏省主席”、汪伪特工总部“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想与我党建立秘密联系渠道。

战争年代的情报工作非常复杂，尽管阵营不同，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并不鲜见。

有些特殊人物甚至与日伪、重庆政府、延安中共都明里暗里互有联系，身份几乎都已经摆在了明面上，但各方势力都不会动他，只因为情报工作本来就是具有这样的特殊性。

而李士群、胡均鹤都是这样的特殊人物。

潘汉年得知这一情报，报请延安批准后，遂与李士群建立了联系渠道。

而李士群与潘汉年之间的牵线人和联系人，就是胡均鹤。

这位既当过共产党，又当过国民党，现为汪伪特工总部效力的多面间谍，确实也是当下最最合适的人选。

此后，潘汉年往来南京、上海都住在胡均鹤的寓所，并由李士群派人保护，确保潘汉年的安全。

同时，李士群通过奉蒋介石密令故意“归顺”汪精卫政府的前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唐生明中将的关系，搭上了重庆政府，从而成为了国民政府在册的“潜伏人员”。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士群向潘汉年提供了大量的日军情报。当然，这样的情报，李士群也通过胡均鹤提供给了国民党中统和军统。

1942年4月，日伪即将对我苏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的军事计划，就是李士群提供给潘汉年的。这一重要情报使得新四军得以迅速作出部署，避免了重大损失。

1942年6月，新四军从香港重金秘密购进一批药品及医疗器材，在上海港被日军查获。李士群从中斡旋未果，遂让胡均鹤拿了一张上海储备银行的支票送给潘汉年。

胡均鹤告诉潘汉年，李士群对这次没能帮上忙感到抱歉，说这些钱是表达歉意的，潘汉年可以随时支取，重新为新四军购买药品及医疗器材。

潘汉年百般推辞未果，最终只得收下了这张支票，并将这笔钱转交新四军军部。

1942年9月，新四军地下联络站的一部电台被日军破获。为安全起见，一批地下党员将从上海撤往新四军根据地。

潘汉年亲赴南京秘密与李士群见面，询问李士群，能否沿途提供帮助？

李士群爽快地答应下来，并亲自规划撤离路线，由胡均鹤提前协调沿途各个卡点，确保安全放行。从而使得我上海地下党的这次大撤离，圆满完成。

1943年夏，鉴于日军再次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为了获得日伪的详细兵力部署，潘汉年奉华中局书记饶漱石的命令，与李士群约定在胡均鹤位于上海的寓所见面详谈。

但是，潘汉年经镇江抵达上海后，当晚住进胡均鹤的寓所，却并未见到李士群。

胡均鹤告诉潘汉年，李士群被汪精卫留在南京参加“清乡”会议，无法脱身来沪。并表示次日陪同潘汉年一起去南京，等待机会与李士群见面。

第二天，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来到南京，但奇怪的是，胡均鹤并未像以往一样将潘汉年带回自己家中，而是将其安排在一间高级酒店住了下来。

接下来的几天，潘汉年都没有见到李士群，凭着多年隐蔽战线积累的警觉和经验，潘汉年预感到一定会有大事发生。

事后证明，潘汉年的预感是对的。

正在潘汉年揣测李士群的意图时，一天上午，李士群突然来到酒店向潘汉年表明：

此番是受汪精卫委托，邀请潘汉年赴官邸与汪精卫见面。

其实对于李士群与潘汉年的来往，汪精卫一直都是知道的，并采取默许态度。

汪精卫的算盘打得精明，已经投靠了日本人，成为南京伪政府代表的汪精卫，妄图以“中华民国正统自居，取蒋介石的重庆政府而代之”，幻想通过潘汉年，从而与延安建立正式联系，确立其“合法政府”的地位，想以此获得延安的承认。

此时的潘汉年身处敌营，根本无法向上级请示和汇报，在李士群和胡均鹤的软硬兼施下，终于被胁迫至汪精卫官邸，在根本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与汪精卫见面了。

关于这次见面的细节，现存的史料几乎没有记载。唯有尹骐撰写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中，有过如下描述：

汪精卫与潘汉年握了下手，坐下后汪精卫讲：“我认识你们的毛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要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取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回答：“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上海的共产党更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告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参议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解救中国。”

见面结束后，李士群、胡均鹤将潘汉年接到李士群家中。为表歉意，李士群将日军即将开始的“清乡扫荡”计划详尽地告诉了潘汉年。

第二天一大早，胡均鹤陪同潘汉年返回上海，并在当晚设下家宴向潘汉年谢罪。

席间，日本华中派遣军参谋本部谋略课长都甲大佐突然来访，胡均鹤称潘汉年为“胡先生”，并介绍“胡先生”与都甲大佐认识，说“胡先生”在苏北做着大生意，是汪精卫先生的好朋友。

几天后，潘汉年在胡均鹤的护送下安全返回了新四军华中根据地。

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潘汉年向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汇报此次与李士群见面的详细情况时，竟然隐瞒了与汪精卫见面的整个过程。甚至与都甲大佐见面一事，都一字不提。

然而就在此时，国民党《中央日报》却公开报道“中共要员潘汉年亲赴南京与汪逆会面”。

延安新华社随即发表声明“此为日伪泡制谣言，是妄图破坏国共统一战线，破坏国共联合抗日的卑鄙伎俩。”

不久，潘汉年奉命返回延安。

主席在潘汉年抵达延安当日，面询潘汉年是否与汪精卫会面？

潘汉年否认，称并无此事。

潘汉年后来回忆道：

“时逢延安整风，且新华社已作出辟谣，在华中时我也未向饶漱石汇报过这件事。至此，只能否认到底了，所谓一步错，步步错。”

潘汉年与汪精卫的这次见面，虽然谈话过程很短，形式大于内容，谈话中也没有讲起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但潘汉年身为党的高级干部对党隐瞒此事，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而潘汉年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个事件，不仅隐瞒了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在面对主席亲自询问时，仍然矢口否认。

本来，潘汉年还有一次机会向中央讲清楚这件事情……

1945年，潘汉年前往延安参加七大，当时有部分同志对白区工作有一些议论，认为统战统过了头，有些十恶不赦的坏人是不应该列入统战名单中去的。

潘汉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面见主席，讲清楚当年发生的事情。

但是，在谈话过程中，因为紧张，潘汉年说话吞吞吐吐，磕磕巴巴，以至于主席误以为潘汉年这次来，是为了解释同志们对于白区统战工作的批评和议论。

因此，在潘汉年还没有进入正题时，主席就笑着打断了他的说话。

主席对潘汉年讲，说你不用紧张嘛，你这些年的白区工作，中央又不是不了解。组织对你是完全信任的，外边的谣传我们都不相信，中央一定会为你做主澄清的。

主席这样一讲，潘汉年就又把想要说出来的话咽了回去。

这一咽，终于在日后为自己酿成了大祸！

抗战胜利后，胡均鹤被国民党当局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幸好原先的老上级，中统上海区区长徐兆麟替他说了好话，3年后便被放了出来，之后一直在苏州老家闲居。

1949年4月28日，中央电召潘汉年赶赴北平接受重要任务。

匆匆赶到北平的潘汉年被中央任命为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兼上海军管会秘书长，协助上海市长陈毅，对刚刚解放的上海进行维稳工作，并对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进行摸排和抓捕。

配合潘汉年做这项工作的，是时任华东局情报部长兼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扬帆。

众所周知，国民党在撤离大陆前，在各个大中城市都潜伏下大量特务。这些特务有军统的，有中统的，更有很多是被收买来的地痞流氓，以及众多鸡鸣狗盗之徒。

他们搞情报，搞暗杀，搞破坏，搞爆炸，到处兴风作浪，总之就是不遗余力的与新生的革命政权对抗，妄图搞垮大上海的社会稳定，借此破坏本就被国民党金圆券折腾得民生凋敝的金融秩序。

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潘汉年决定启用一批原国民党各个特务系统的旧人，把这些人作为“特情人员”来使用，就能够快速有效地挖出隐藏在社会方方面面，各行各业中的国民党潜伏特务，以及被这些特务用金钱收卖来的众多破坏分子。

于是，在家闲居的胡均鹤再一次与潘汉年发生了交集。

在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的主持下，组建了一个名为“情报委员会”的机构。

其成员多是原国民党特务系统的骨干分子，这些人过去在中统、军统中的职务都不低，非常熟悉中统、军统的行事风格。

因为有了这个“情报委员会”，上海市公安局在很短的时间便破获了多起敌特大案要案，受到了市政府和中央的嘉许和表彰。

而这个“情报委员会”的主任，就是潘汉年的老相识——胡均鹤。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类似胡均鹤这样的或自首、或投诚、或投降，主动争取立功赎罪的敌特人员非常多。

而这些人往往又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就能为社会产生很大的贡献，用不好，也会给新生的革命政权带来极大的危害。

因为这些人在政治立场上历来摇摆不定，历史上就曾叛来叛去，一会儿投靠日本人，一会儿投靠国民党，最后又来投靠共产党。所以，在政治上是很难相信他们的“忠诚”的。

果不其然，1950年2月6日，蒋军飞机对上海进行大规模空袭时，对上海电力公司等一大批工厂企业，以及新建粮储仓库的轰炸都非常准确，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人员及财产损失。

事后查明，这次的轰炸目标，是一个被我方控制的“逆用电台”向敌人提供的情报。

所谓“逆用电台”，就是被我方招入的“特情人员”，重新打入敌特内部，为敌人潜伏的电台收发电报，以此能够让我方及时掌握到更多的敌人信息。

但这部“逆用电台”却在关键时候再次叛变，再次反水，为蒋军空军提供了多处轰炸目标，并造成了整个上海市的大规模停电。

而且，这样的案例还不仅仅发生一起……

1950年冬，广州公安机关抓获了几名携带大量机密文件准备偷渡香港的武装特务，一查之下才发现，这几人竟然是上海“情报委员会”使用的“特勤人员”。

这几名“特勤人员”借工作之便，收集了大量军事、经济情报，并与境外国民党特务勾结，如果这次偷渡香港成功，将会造成国家不可换回的损失。

情况迅速上报中央，引起了最高层的震怒，下令由公安部牵头，联合华东局彻查这一案件。

1951年初，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赴上海，亲自牵头联合华东局、上海市委市政府对“特情案”进行调查。

几个月后，公安部向中央呈送了一份调査报告：

“经过一段时间的检查，发现上海市政府、上海公安局存在以下三大问题：
一是重用了一批起义投诚或自首立功的“特情”人员。特别是对于“情报委员会”的工作过于放手、使用不当、内外不分的现象，任命胡均鹤为主任更是原则性错误。
二是让一大批投诚自首的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继续留在社会上当作“工作关系”加以使用，所采取的控制措施又并不很得力，致使其中的一些并未真正洗心革面、改恶从善分子钻了空子，干了一些坏事，造成了不良影响。
三是对于被控制的“敌台”（逆用电台）掌握不力，运用不当，安全隐患极为突出。

这三大问题呈报中央后，上海市公安局主管副局长扬帆当然逃脱不了直接责任，常务副市长潘汉年自然也负有领导责任。

潘汉年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扬帆则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

1953年初，扬帆患上脑肿瘤，国内医疗条件无法进行手术，组织上决定送他去苏联治疗，直至1954年才返回国内，之后一直在家休养。

1954年末，因“任命胡均鹤为情报委员会主任”，以及受“高饶事件”的牵连，长年在家休养的原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被专案组登门强制扣押，随后被送往北京接受隔离审查。

眼见扬帆如此结局，经过这次风波后的潘汉年，在随后的工作中如履薄冰，再也没有了从前雷厉风行，敢打敢拼的工作作风了，从此变得谨言慎行，处处谨小慎微。

1955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尾声，主席发表讲话：

“凡历史上有问题没有向党交代清楚的高级干部，都应当主动地把问题向中央讲清楚。会上还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写成材料嘛，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中央一律采取欢迎态度。”

潘汉年权衡再三，于4月1日找到一同赴京参会，与他一起下榻于北京饭店的上海市长陈毅，将12年前自己私会汪精卫的事情向陈毅做了详细的汇报。

陈毅听完大吃一惊，认为这件事情太大了，让潘汉年连夜写一个详细的情况说明。第二天一大早，陈毅赶到中南海，向主席进行汇报，并转交了潘汉年所写的书面材料。

由于两年前发生的上海“特情事件”中，“情报委员会”主任胡均鹤又正好是当年李士群和潘汉年的牵线人和联系人。这其中阴差阳错的人物关系，一时间实在是掰扯不清……

主席听完陈毅的汇报后，面色严肃地说道：

“此人不可信用。”

1955年4月3日晚上20时，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自己的房间里突然接到前台服务员打来的电话，说楼下有人找他，请他下楼一叙。

当毫无思想准备，穿着拖鞋的潘汉年来到楼下时，几名公安部的领导正在大堂的沙发上等着他。

潘汉年的“罪名”有二：

其一、在抗日时期秘密会见过汪精卫而又长期没有向组织报告。
其二、“二六轰炸”，是其重用、包庇和掩护胡均鹤等特务分子所造成的结果，负有直接责任。

据此，潘汉年被认定是隐藏在党内的“内奸”，连夜被塞进一辆小车直接驶往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监狱。

潘汉年在这里被一直关押到1960年3月，之后又被转往刚刚落成的秦城监狱。

潘汉年案于1955年4月定性，其后的侦查审理工作却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和反复的过程。

1957年秋，经过了两年多的侦查，“潘汉年案”的卷宗里正式列入了三顶罪名：

一、暗藏在党内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内奸二、国民党特务
三、日本特务

但是，案件的侦查结束，并不意味着审判开始，此案的审判工作一直被搁置着，潘汉年也就一直被关押着。

1963年1月，也就是潘汉年被逮捕关押了8年后，由最高人民法院结案，潘汉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结书下达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又先后下达了《执行书》、《刑事裁定书》，宣布：

“鉴于潘汉年在押期间认罪伏法、确有悔改之表现，而且服刑期已超过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宣布将潘汉年予以假释，交公安机关管制。”

但是，仅仅4年后，1967年春，特殊年代的那场为期10年的大风暴开始后，已经出狱4年的潘汉年又被重新收监关押。

1970年，在没有发现任何新材料、新问题的情况下，潘汉年被改判无期徒刑，随后被移送湖南洣江劳改农场“监督改造”。

1976年10月，那场为期十年的大风暴终于结束了，拨乱反正的年代来到了。但是，潘汉年却不能亲眼看到平反昭雪的日子了……

重病缠身的潘汉年，于1977年4月离开了人世。

1981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对“潘汉年案”进行全面复查。

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文件宣布：

“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恢复名誉。”

这份文件对潘汉年同志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文件指出：

“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至此，这件从1943年开始，至1982年结束的“潘汉年案”，历经39年，终于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