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解放后，一女子来到总统府对哨兵说：请通报政委，陈修良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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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京解放那一天清晨，我军35军军部门口来了一位穿着旗袍的女人，说要见何克希政委。

哨兵不知这女人是何来历，只把她拦在门外，然后速去通报。

很快，何克希政委跑着赶来，与女人握手拥抱，饱含喜悦地说着：

“修良同志，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原来她就是那个率领着一支秘密力量，把南京城搅得天翻地覆的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

富家千金，投身革命

1907年，陈修良出生于浙江宁波，一个富庶的商人家庭。

年幼时父亲去世，而母亲是一位有思想有智慧的新女性，宁波党组织在建立之初，没少得到陈修良母亲陈馥的经济支持。

陈修良和母亲一样，小时候就是一个“叛逆”的孩子，反封建的意识非常强。

虽然生在旧式商贾之家，生活条件优渥，但在母亲的悉心教育下，她完全不像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

她思想独立进步，性格坚韧，生活俭朴，学习刻苦。

以她的家庭条件，完全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或是选择出国留学，到海外躲避当时混乱动荡的时局。

但是陈修良受到革命思潮的感染，走上了这条注定要舍生忘死的革命之路。

在宁波女子中学读书时，她就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还因一篇《救世刍议》被学校打成“赤化分子”。

被学校开除后，她没有因此而怯懦，而是转到了风气开放的杭州女中继续读书。

1926年她又随着大革命的浪潮奔赴广州大学，积极组织参与学生运动。

在广州，陈修良是共青团宣传部委员，是《少年先锋》的编辑。

1927年在长沙，她还担任过向警予的秘书，后又经向警予介绍入党。

不久之后，她被派往莫斯科进修学习，回国后工作没多长时间，就因白色恐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无奈之下，陈修良和丈夫沙文汉流亡海外，终于通过在日本的远东国际情报组织，与上海特科取得了联系。

1935年，远东情报机构被破坏，两人又一次与组织失联。

但是夫妻二人心中革命的火焰并没有被这些挫折浇灭，回国之后，他们在进步刊物上写文章宣传抗日，积极参与爱国救亡运动。

直到1937年，陈修良与恢复后的上海党组织重新取得了联系。

虎穴之地，危机重重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内的形势有了很大的改变。

1946年，国共两党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和平之后，兵戎相见已是必然，解放战争一触即发。

那时的陈修良正在中共华中局工作，3月份时，她突然接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陈修良是了解当时形势的，国民党已从重庆“还都”南京，南京是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其特殊地位使得任何一方在这里取得控制，都能对整个形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可陈修良也知道，从蒋介石的“清党运动”开始，南京就成为了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大规模的逮捕、镇压政治异见、实施酷刑、政治清洗……

在这种高压政治环境下，南京的地下组织屡遭摧残，形势十分严峻。

连续八次的打击，每一次都带来了严重的人员和组织损失，在连续的挫折中，南京地下组织几近覆灭。

八任市委书记都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就义，成为敌人屠刀下的牺牲品。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还都”南京，南京又成为了特务活动的重要据点。

不计外围组织，仅军统、中统和国防部二厅的专职特工就达到上万人。

明岗暗哨遍布南京城各处，形成了一张广泛而深入的监控网，使得南京成为了危机四伏的城市。

政治异议、地下组织、甚至一般市民都可能成为特务监视和打压的对象。

尽管我党在南京的地下党组织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但党员数量也仅有220多人。

面对被国民党紧紧箍制、宛若铁桶一般的南京，这样的力量实在太微弱了。

而陈修良的任务，就是深入这样一个虎穴之地，犹如步入饿虎之蹊，危险重重。

她深刻地意识到此次任务的凶险和艰难，也清楚地知道，每一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此行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但陈修良自投身革命开始，就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于是她毫不犹豫地脱去了灰色军服，久违地换上旗袍，乘火车前往南京。

饿虎之蹊，搅动风雨

初到南京，陈修良在两位市委委员家中生活，假称是他们的“姑妈”，以此作为身份掩护。

“姑妈”张太太是位精致讲究的贵妇人，出门一定是旗袍墨镜精心打扮，闲来无事就喜欢打打麻将。

任谁也想不到，这样的女子，竟然就是中共在南京地下组织的领导者。

蒋介石破坏和谈，发动内战，此后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急剧上涨，市场混乱。

民间流传的打油诗道出了人们的不满：

去年盼望今年好，今年人人喊苦恼，没人要的鬼钞票，打什么仗吃不饱。

1947年，南京城里虽是一派和平景象，但社会的不满情绪高涨，矛盾一触即发。

陈修良长期在国统区工作，对时机的判断非常敏锐。

在她的领导下，各界群众以“反内战”和“反饥饿”为口号开始了游行活动，数千名南京大学生走上了街头。

新华社评论，此次学生运动的影响，不亚于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也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南京期间，陈修良也十分重视军政情报工作。

南京地下市委方休的妻弟，是军统的特务，刚从重庆回来，现在暂住姐姐家中。

一次接头时，方休汇报了此事，并表示为了陈修良的安全，他考虑搬到外面住，这样更方便联系。

但陈修良却不这样想，她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经验丰富，胆识过人。

在她看来，地下市委的首要任务当然是隐蔽身份以作长期斗争。

但如果一直是被动防守，不主动进行谍斗活动，那么地下工作就失去了意义。

因此她指示方休不要搬走，先按兵不动，多观察几日，或许能有获取情报的机会。

几日后二人再次见面，方休果然得到了重要的情报。

趁妻弟出门不在家的时候，方休翻查了他的手提包，在里面发现了一份军事密码，正是党中央急需的。

就是这份密码，帮助我军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因此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嘉奖。

还有一次，陈修良无意中在诸暨县的一份老党员名册上看见了“汪维恒”这个名字。

她忽然想到最近有情报称，国民党联勤总部从三十四集团军调来了一个副署长，他的名字刚巧也是汪维恒。

我党早期失联的同志有许多，陈修良自己也经历过几次与组织失去联系。

她不由地猜测，有没有可能这位汪副署长就是曾经在诸暨县委工作过的汪维恒呢？

经过核实，果然不出她所料，汪维恒曾在诸暨县委工作过，是当时的组织部长。

“诸暨暴动”失败后，他奉命混进了国民党军队，可惜后来又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陈修良因此兴奋不已，在她的安排下，这位与党组织失联十几年的同志，终于重新接上了关系。

汪维恒也激动地表示，自己还想要为“家里”做些事。

他很快就整理出了自己手上掌握的一些重要情报，包括国民党一些部队的指挥官、兵力与装备配置，以及军队的调动情况。

这份情报被秘密送至延安，毛主席亲自过目后，当即就让李克农发电表扬南京市委的工作。

后来经战场实际情况证明，这份绝密情报的内容十分准确，贡献很大。

据说战后国民党一次会议上，顾祝同还问陈诚：

“怎么我军的番号人数，延安比我们还清楚？”

虎口拔牙，虎门洞开

南京地下党组织在陈修良的带领下快速成长，三年的时间，地下党员就从原来的二百多人发展到两千余人。

他们分布于各行各业以及国民党军政机关当中，对南京的成功解放起到了重大作用。

解放南京前夕，南京地下市委的工作重心放到了策反工作上。

从那时开始，陈修良就经常拿着花名册，一遍一遍地筛选有机会争取的对象。

陈修良将南京空军轰炸大队的飞行员俞渤视为首要策反对象。

当时国民党军队中，陆军将领投诚起义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可空军起义还从没有过。

如果策反成功，那么一定会大大削弱国军士气，其政治价值不亚于策反一个陆军师。

俞渤早就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腐败风气感到厌恶，自从解放军攻占锦州之后，也对战局持悲观态度。

面对南京市委同志的游说，俞渤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且表示同机组的四个伙伴也有投诚的意愿。

但是他也提出了要求，就是希望能在起义之前批准他们五人加入共产党。

前去策反的同志因此犯了难，上报到陈修良那里时，她却毫不犹豫：

“人家同意驾机起义，就是经受住了党的考验，为什么不能入党？”

陈修良行事果敢，雷厉风行，在这种关键时刻，她总是能给犹豫不决的同志们送来定心丸。

1948年12月16日晚，五架轰炸机盘旋于南京总统府上空，扔下了三颗炸弹。

而后五位已经加入了共产党的飞行员，在夜色之中飞向了我军在石家庄的机场。

这三枚炮弹没能精准炸掉总统府，但是对国民党军队以及蒋介石等人的震慑不小。

中央军委很快发来嘉奖电，表扬南京市委的策反行动。

而这一次空军起义的消息传开后，也带动了上海、西安等地的不少飞行员纷纷效法。

完成了对空军的策反，陈修良又将目光投向国民党海军。

“重庆号”上的年轻水兵大多都是学生出身，与很多只为升官发财的职业军人不一样。

他们已经对国民党和此次战争失去了信心，组织起了“秘密起义小组”，舰长邓兆祥也早有起义的念头。

陈修良得知情况，又一次毫不迟疑地果断出击，安排起义计划。

1949年3月4日，“重庆号”抵达葫芦岛，受到我党军民的欢迎。

从空军到海军，这一次，陈修良又把目光锁定在了蒋介石的“御林军”身上。

首都警卫师的王晏清师长，在国民党军界颇有影响力，将他定为策反目标，足见陈修良的胆识和魄力。

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王晏清已对当局失去信心，也因国民党内部乌烟瘴气的氛围而渐渐放弃了对蒋介石的“愚忠”。

这一次，陈修良亲自上阵，作为南京地下组织领导直接与王晏清见面。

一番密谈后，王晏清被其诚意感动，下定决心率兵起义。

这一次起义，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国民党的军心。

蒋介石心痛不已，命卫戍总司令迅速消灭共产党的地下市委。

可是在陈修良的领导下，南京地下市委甚至敢在蒋介石眼皮底下虎口拔牙，撬走他的“御林军”，怎么可能被轻易摧垮呢？

不仅如此，南京解放之前，陈修良和市委的同志们又获取了一大批重要的军事情报。

他们化装成商人，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些情报送到了我军在合肥的司令部。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重要情报，长江的布防，南京的城防工事，对我军几乎没有秘密可言。

南京城“虎门洞开”，给大部队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利条件。

解放军攻占南京之后，35军驻扎在“励志社”，军政委何克希当年和陈修良一起在赣南打过游击，是她的老朋友了。

老友见面，又是在这样一场大胜利后，二人都欣喜不已。

在何克希的介绍下，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也十分激动地握住陈修良的手：

“真没想到，帮助我大军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党负责人，原来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小女子呀！”

还记得当年陈修良毅然踏上前往南京的列车，临别之际，沙文汉写诗赠她：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欲得虎儿须入穴，如今虎穴是金陵！”

巾帼不让须眉的陈修良果然如诗中所言，凭着过人胆识和智慧，深入饿虎之蹊，虎口拔牙。

她在南京城内与敌人展开谍斗，宛如一柄直插敌人心脏的利刃。

参考文献

[1]汪文忠.红色特工陈修良的传奇人生[J].党员干部之友,2023(08).

[1]王毅. 陈修良：“巾帼岂无翻海鲸”[N]. 学习时报,2021-01-04(005).

[1]王泰栋,沙尚之.陈修良与南京地下党[J].同舟共进,2017(05):5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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