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则秦文化动物纹瓦当图案，来解读秦瓦当文化

导语：

秦文化瓦当图案多样、内涵丰富，自春秋时期在雍城遗址就已发现大量瓦当，到战国中晚期的秦咸阳宫、始皇陵及各处宫殿建筑遗址都发现不同图案瓦当，在其中有一类较为特殊的瓦当——“兽纹瓦当”，兽纹瓦当的定名一般以当面所绘动物为准，如常见的马、鹿、鱼、鸟、虎、豹等；如果是组合图案则先叙述主要动物，再叙述次要动物，如猪鹿纹瓦当，或是对动物形象与动态进行简单描述，如豹逐雁纹瓦当。

除常见的可辨识动物外，还有一些难以辨识的动物，当前学术界或对其动物种属存在争议、或般冠以“四兽纹”或“兽纹”进行指代。随着研究深入，结合文献及动物学特征来看，或可将这些之前难以辨识的“兽”进行分析归类，辩清种属。本文选取两枚前人定名为“兽纹”的瓦当进行研究，结合文献、出土时间和同时期相似瓦当图案进行推断，试图辩清动物种属，并对图案内涵进行解读。

四（怪）兽纹瓦当

四（怪）兽纹瓦当

该瓦当当面直径14cm，当厚3-4cm。瓦当中心装饰植物纹，植物纹由圆形外框环绕，外框向四周延伸出四条直线与瓦当边轮相接，将当面分割成四个界格，每界格内分饰一兽。整体上看，四兽首尾相接呈逆时针排列。

（一）、“四兽”为虎豹形象辨疑

在《陕西地区秦汉云纹、动物纹瓦当纹样研究》中将其定为“四兽纹”瓦当，也有学者认为是四兽是“虎豹”类动物，认为瓦当图案描绘了虎（或豹）穿行于山林间。但有以下两点矛盾之处：一是画面形象与秦文化传统瓦当“虎”、“豹”相差巨大。

在今发现的秦文化动物纹瓦当中，不乏虎豹图案，该图案盛行于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如凤翔铁沟村采集虎纹瓦当、虎噬雁瓦当、咸阳出土豹纹瓦当等，这些瓦当的当面图案特点皆为侧面形象的抽象表达——即以侧面投影的角度进行二维化处理后展现动物的主要特点，没有一例采用“俯视图”来进行艺术表现。

二是该图案与今所见的秦文化中虎豹纹图案形象相去甚远，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出土铜虎纹金箔片、虎形青铜器，其形象与该瓦当上的“四兽”没有共同之处。

秦文化瓦当“虎噬燕纹瓦当”中的虎形象

三是该俯视动物的形态与虎豹行走的动态形象不符，从正面向下看，一种动物的投影。身躯呈S形，行走时顺侧一边足向前，随后另一侧的顺侧足再向前，显然不是猫科哺乳动物的走路形态，猫科哺乳动物行走时一般前右侧与左后侧足同时运动，奔跑时则前、后双足交替跳跃。

秦人对常见动物观察仔细，瓦当图案虽然抽象简化，但描绘精确，如双鹿马雁龟纹瓦当中俯视角度的乌龟图案前两足向前后两足向后，这与乌龟划水运动的状态一致，所以推知此图案并非是猫科动物中虎豹图案。

“龟鹿燕马”纹瓦当，左下角为龟形象

（二）、“树纹”图像辨疑

原报告认为中间是“树纹”。迄今所见的秦文化瓦当图案中有许多树纹图案，如雍城出土鹿雁蛇树纹瓦当、树纹瓦当等，其最大特征就是“顶小底大”呈三角形，抽象的表现出枝繁叶茂的树木形态。但从未有于此相似的“树纹”图案。此外，关中关中植被丰富、树木众多，其名木有栗、檀、柘、竹等，《史记·货值列传》：“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汉书·地理志》：“﹝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但从未有上下粗细相同的树木存在，所以初步推测该瓦当图案中间的“树纹”并非是某一种“树”。

树鹿纹瓦当中心为树纹

（三）、图案应为“鼍”在水中的形象

现从俯视动物身躯呈S形、行走时左侧足与右侧足交错划行前进的状态来看，当为一种两栖或爬行类动物的特点；而瓦当中心植物纹上下一样粗细且叶对生，这符合水生植物特征，所以这是一种水中动物的行走状态。《礼记·月令》：“命渔师伐蛟取鼍，登龟取鼋。命泽人纳材苇。”

《吕氏春秋》载：“地大则有常祥、不庭、岐母、群抵、天翟、不周，山大则有虎豹熊螇蛆，水大则有蛟龙、鼋鼍、鳝鲔。”对应文献可知瓦当中心的图案当为“材苇”一类水生植物，而周边四条水生爬行动物当为“鼍”，即鳄鱼，爬行动物，吻短，体长二米多，背部、尾部均有麟甲。穴居江河岸边，古人曾经圈养鳄鱼，并利用皮蒙鼓。鳄鱼与古人生活息息相关，所以瓦当图案绘制“鼍”的图案合情合理，应定名“鼍纹”瓦当。

四（豹）兽纹瓦当

四（豹）兽纹瓦当

该瓦当出土于宝鸡地区，当面呈圆形（残），直径14厘米，当厚3厘米。当心为一不规则图案，四周环绕四兽，呈顺时针排列。有边轮，四兽向下伸出一爪，爪抓边轮。《周秦汉瓦当》一书中将其定为“四兽纹瓦当”，而毛磊《陕西地区秦汉云纹、动物纹瓦当纹样研究》一文中将其定名四豹纹瓦当。

（一）、“豹纹”图像辨疑

原文中将该图案定为“豹”纹，主要是依据卷曲的尾部和攀附瓦当边轮的爪，但该图案与迄今已发现的秦文化“豹纹”瓦当图案相去甚远，且缺乏最重要的皮毛特征——花斑；其次，图案描绘的该种动物只展现出一爪，如缺乏四足（爪），秦人对虎豹图案描绘准确，一般都会有四（或）二足，所以该图案不应该是豹纹。

秦文化瓦当中花斑豹图案

（二）、兽纹图案分解辨析

现将这四个图案单体进行研究，每一个“兽”都可分辨出头、身、尾、足四部分。当是一种鸟类。其中顶部不规则形状为头与冠、向前突出的三角形为嘴，中部向后卷曲部分为卷尾，下部独立图案为爪，爪形图案又可辨清有四趾，其中三趾向前、一趾向后。与雉鸡类休憩时呈现出独脚攀附（金鸡独立）树枝的状态一致，《诗经·君子于役》：“鸡栖于埘，牛羊下来。”《吕氏春秋》：“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辂，驾赤骝，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雉。”按其所载，该瓦当图案当定为“雄雉（鸡）”纹瓦当。

“雄雉（鸡）”图案

（三）、秦人与“雄雉（鸡）”

秦文化瓦当中出现“雄雉（鸡）”图案并非偶然。首先，鸡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家畜之一，鸡为古人提供肉食，《孟子》：“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其次，鸡在早晨会“打鸣”，可以用作报时，《孟子》：“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这在古人看来非常神秘，以至于对“雄雉（鸡）”产生崇拜。

在《搜神记》中，记载了一个秦穆公时关于“雉”的神异故事，“秦穆公时，陈仓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牵以献穆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为媪。常在地，食死人脑。若欲杀之，以柏插其首。媪曰：彼二童子，名为陈宝。得雄者王，得雌者伯。陈仓人舍媪逐二童子，童子化为雉，飞入平林。陈仓人告穆公，穆公发徒大猎，果得其雌。又化为石。置之汧、渭之间，至文公时，为立祠陈宝。其雄者飞至南阳。今南阳雉县，是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县。每陈仓祠时有赤光，长十余丈，从雉县来，入陈仓祠中，有声殷殷如雄雉。其后，光武起于南阳。”

故事中的雌雄双雉（鸡）名为“陈宝”，因为秦穆公得到雌雉所以才称霸中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而西汉末期汉光武帝刘秀得到“雄雉”才统一天下成为皇帝，而秦穆公因获得“若石”而设立陈宝祠到汉代仍是国家官祭的祠庙。

《史记·封禅书》:“唯雍四畤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陈宝祠作为秦文公在千渭之会建立的祠庙，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它“享祀之久，海内无二。”该瓦当或可看作是一个探寻秦汉“陈宝祠”的文物线索。

结语：

经以上两块瓦当图案分析可见，秦文化瓦当中的“怪兽”纹并非空穴来风，第一枚瓦当图案描绘的是鳄鱼的形象；第二枚瓦当则抽象描绘“雄雉（鸡）”的形象，这两种动物都与秦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也足以证明在先秦时期秦文化艺术仍遵循写实主义风格，仅仅是对某一种常见动物形象进行艺术抽象化处理，并不会凭空臆造一些本不存在“神兽”或“怪兽”图案。

直到到秦代与汉初，随着帝王追求长生，由方士主导的“求仙”活动逐渐发展，才逐渐产生自然界中本不存在“龙”、“玄武”等“神兽”，瓦当上的动物图案也才开始出现此类“怪兽”、“神兽”的艺术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