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河洛文化的源头在这里，洛阳博物馆探索河洛文明（二）

第二部分——夏商周时期

公元前21世纪，中国第一个王权国家夏王朝在河洛地区建立，中国历史进入了建立在发达青铜器文化基础上的王国时期，而后的商和西周均以洛阳为国都。

这一时期王位继承由“禅让制”转变为“嫡长子继承制”，西周时期形成了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文明史上辉煌的青铜时代，河洛地区出土了这一时期最典型的青铜礼器，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器。

两周时期开始进入铁器时代，人们的思想开始从夏、商、西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形成了诸子百家思想争鸣的局面，儒家学说影响巨大，称为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的正统思想。

绿松石龙形器，2002年出土于偃师二里头遗址3号基址南院贵族墓，龙巨头、卷尾、龙身呈波状，以白玉为眼睛，绿松石及白玉为鼻梁。绿松石龙由2000多片绿松石嵌粘而成。绿松石龙形器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器形最大的绿松石龙，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该龙的发现被评为2004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陶鼎，偃师二里头出土的夹砂灰陶鼎，敛口、鼓腹、圜底，三个刀形扁足，通体绳纹附加堆纹，是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

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建立商朝。商朝10位帝王200余年皆以西亳为都。商代青铜器是中国青铜器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铸造的青铜器数量大、纹饰精美。商代陶器烧制技术发展为轮制、模制与手制兼有，已经相当发达，与前代相比陶器胎壁减薄，数量和种类剧增。

“子申父己”铜鼎，1958年洛阳伊川出土的“子申父己”铜鼎，敛口、折平沿、立耳、浅腹、圜底，独特的三立鸟形扁足，腹部蝉纹及斜角云纹纹饰精美，鼎内底部有“子申父己”4字铭文，是商代晚期的典型器物。

兽面纹铜方座簋，1977年出土于洛阳北窑庞家沟西周墓。侈口、鼓腹、圜底、圈足、方形底座。腹部有两对称的象鼻兽头耳，簋腹和底座四侧均饰兽面纹，圈足饰夔纹，形体方正纹样庄重，其纹饰与造型具有明显的中原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西周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水平。内底有铭文“作宝彝”3字，是西周早期典型的食器，是洛阳地区唯一的方座铜簋。

“内白”提梁铜卣，出土于洛阳老城。卣是一种器皿，属于中国古代酒器，盛行于商代跟西周时期。

召伯虎铜盨，1993年洛阳城东北窑出土的西周晚期青铜器。盖口沿和腹部口沿处装饰云雷纹衬底的变形龙纹，腹部下半部装饰四道弦纹，两侧有附耳，底部有四条柱状足，柱足的上半部装饰兽面纹。盨作为盛食器常见的是圈足，像召伯虎铜盨这样的柱状足少见，更为重要的是盨内壁有“召伯虎用作朕文考”铭文，表明这件器物是西周晚期名臣召伯虎祭祀亡父时所用器物，遂被命名为“召伯虎盨”。多说一嘴，召伯虎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召穆公，成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和历史名词“周召共和”都和他有着密切的关系。

原始青瓷罍，原始瓷已经具备了成熟瓷器的某些特征，不仅有一层极薄的石灰釉，而且烧制温度已从陶器的1000°C提高到1200°C，因为还不完全与成熟瓷器相同，被称为原始瓷。

“齐侯”铜盂，1957年洛阳中州大渠春秋墓出土，侈口、宽折沿、鼓腹、圈足，盂腹上部有四个对称的回首卷尾龙形兽耳，腹部装饰有两周宽大环带纹，圈足装饰重环纹。这是目前洛阳地区所发现最大的一件青铜器，通高43.5厘米，可称为盂中之王。腹壁铸有5行26字铭文，这件铜盂是齐侯为其次女仲姜所作的陪嫁品，对研究当时周王室与诸侯之间政治联姻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吴王夫差剑，1991年出土于洛阳东周王城战国墓，剑体上有“王夫差……作其元用”7字，这是在洛阳地区首次发现吴王夫差剑，是东周时期周王室与吴国交流的见证。

繁阳之金铜剑，1974年出土，“繁阳之金”至今保存完好，剑身有错铜纹脚书“繁阳之金”四字，意思就是繁阳铸造的青铜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