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史：1948年夏，惨烈残酷的长春围城战

1948年5月底，东北野战军以钟伟的12纵和5个独立师组成的围城部队，按预定计划各自进入指定地域，对长春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形成了合围。
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以及他麾下的10万国民党官兵和几十万长春市民，此时还不知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

时任长春市长的尚传道在城破后被俘，1975年获得特赦后被安排在北京市政协工作，专司文史资料撰写汇编。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1948年4月，中央在西柏坡收到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部以“林、罗、刘、谭”署名的一封电封，电报上写道：

“由于大军南下作战困难较多，东总在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虑后，决定先攻打长春。”

“先攻打长春”这个计划，与中央欲将国民党军关在东北全面歼灭的战略方针是背道而驰的。

虽然中央最终同意了东北野战军的这个作战计划，但是，主席在回电中批评了东北野战军在战略上甘于被动。

主席在回电中讲道：

“同意你们先打长春，是因为先打长春较为有利，而不是因为南下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不应该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

当时的东北野战军加上地方部队，已经拥兵百万，占据了东北地区大部分地盘。而国民党军队则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大城市，惶惶如惊弓之鸟。

中央的战略本来是先攻锦州，拿下锦州便能从根本上掐断东北国民党军退入关内的陆上交通，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但林彪的首选，却是距离东北野战军北满根据地最近的长春。

这样的打法，极易引起东北国民党军的恐慌，极有可能造成敌人放弃锦州、沈阳，全线回撤退入关内，从而在战略上使我军丧失聚歼东北地区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

虽然林彪深知中央批准他先打长春的态度极为勉强，但是，在得到主席的批复后，却极为坚决地、迅速地命令部署在长春周围的5个独立师开始行动，准备封锁长春大房山机场，切断敌人的空中补给线。

得知东北野战军在长春周围活动频繁，驻守长春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判断东野大军的大举进攻即将到来。

此刻他能做的只有督促城内的国民党守军新编第7军和第60军加强构筑工事，做好死守长春的准备。

郑洞国深知，想要困守孤城，当务之急便是尽可能多地储备粮食，补充弹药，而依靠沈阳的空投补给是唯一的选项。

5月21日，为了保证大房山机场的安全，郑洞国命令新7军新38师和暂61师由西门突击，沿飞机场以北向西北方向攻击前进。

看到郑洞国主动出击，林彪立即命令1纵、6纵夺取大房山机场，并试图切断新7军新38师和暂61师的退路。

林彪对此战极为乐观，他对罗荣桓和刘亚楼说道：

“两个纵队围歼敌人两个师，甚有把握，问题不大。”

但是，这次短兵相接的外围战，尽管东北野战军1纵、6纵成功夺取了大房山机场，但新1军战斗力之强悍却让林彪大吃一惊。

1纵、6纵合6个师的兵力竟然未能在新7军新38师和暂61师身上占到任何便宜，敌军以少打多不仅未被歼灭，还顺利突出重围撤回长春城内。

这使得林彪强攻长春的决心和信心，受到了严重动摇。

双方的这场遭遇战，彻底改变了长春这座孤城未来几个月的命运，它不仅使长春国民党守军失去了唯一的空中补给线，也给准备强攻长春的林彪以极大的震动，使他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夺取长春。

关于这场遭遇战，林彪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这样写道：

“根据敌之战力、兵力、工事综合来看，则我军攻长春，即会付出牺牲最大的伤亡，最后仍可能无法解决战斗。因此我们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一部分兵力久困长围，准备趁其撤退时在途中追歼该敌。”

1948年5月底，林彪决定，遵照中央先攻锦州的战略计划，将战略重点转向锦州，正式确定了对长春围而不攻的策略，由萧劲光和萧华负责，组成了东北野战军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

指挥所组建伊始，便下达了第一道命令：

“围城部队不得使一人一物进出长春城。”

东北野战军以钟伟的12纵和5个独立师组成的围城部队，按预定计划各自进入指定地域，对长春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形成了合围，由此揭开了惨烈残酷的长春围城战的序幕。

此刻，粮食成了这场战役中，攻守双方的核心焦点。

林彪计划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容一人一物进出长春城。

郑洞国则不遗余力搜集存储粮食，能多坚持一天便是一天。

战前，尽管郑洞国已有所准备，在长春城尚未合围之时储备了不少粮食，但按当时统计的市内人口和存粮数，最多只能维持到7月份。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郑洞国和国民党长春市长尚传道拟定了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规定城内老百姓存粮的限量，买卖粮食必须按照政府定价，不许哄抬物价。

但是，这一法令不仅未能解决粮食匮乏的根本状况，非但没有控制住局面，反而造成城内军民人心惶惶，物价迅速飙升。

孙延平，长春市地方志编委会主任，他的父母是当年长春围城的亲历者，对于这段历史，他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正式对长春开始围城的时候，就是里不出，外不进的时候，是从5月底开始，整个长春被全部围死了。
一开始的时候呢，城里边还可以买到一些吃的，就是高粱米什么的可以买到，但到了7月份，唉，城里边就根本没有粮食了。”

战后，围城部队在长春城内拾获的一封尚未寄出的家信上这样写道：

“敏姐，市内天天听到大炮的响声，物价昂贵，黑市高粱米一斤4万元，折合法币50万。买一斤粮，钱都不用数了，用秤称，因为数不过来。”

当时的长春城，不要说老百姓，就连军队都买不到粮食。

由于大房山机场失守，补给全靠空投。而在解放军炮火的干扰下，从沈阳飞来的飞机很难完成空投任务。

飞低了挨打，飞高了投不准，从三四千米高空抛下的粮食，晃晃悠悠往下落，很多都随风飘到了城外，落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

而落到城里的粮食，遭到新7军和第60军的哄抢，两支部队为此多次火拼，每次都造成死伤，就连郑洞国派去的宪兵都弹压不住。

原长春市长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

“装粮食的大袋子，里头有很多20斤一个的小袋子，有不少大袋子飘到了居民区，落下来把老百姓的房子都砸塌了。军队赶来之前，老百姓就撕开大袋子，哄抢里面的小袋子。

场面非常混乱，军队制止不了就开枪，先对空鸣枪，不管用，就对人群开枪。好多米袋子都被鲜血浸透，很惨！

有限的空投，对于长春城内数十万军民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围城两个月后，长春的粮食越发紧张，政府只能优先保证供应军粮，挨饿的必然是城内的老百姓了。”

8月初，蒋介石电令郑洞国：

“疏散城内居民，减轻守军粮食压力，实行驱民养军政策。”

于是，郑洞国下令，凡是家中存粮不足一个月的，通通驱赶到城外。而此时的长春城内，哪里还找得到一户存粮一月有余的老百姓……

照片上这座在原址上重建的大桥，当年叫作南关大桥，现属长春市二道河子区。当年，在这条河的周边地区设有很多卡哨。这些卡哨就是国共双方军队在长春城内、城外各自架设的两道封锁线。

城内一道是国民党军的封锁线，城外一道是东北野战军的封锁线。双方都筑有非常坚固的工事，包括堑壕、碉堡、雷区、铁丝网等等。

1948年8月初，郑洞国接蒋介石电令后，执行“驱民养军”政策，放开卡哨，把市内的老百姓分批往城外驱赶，并严格实行“只出不进”的规定。

老百姓一旦被长春守军驱赶至封锁线外，就不允许再行返回，对于强行返回者则予以当场射杀。

这样一来，大量的出城难民被困在了国共两军的两条封锁线之间的真空地带，在这一地带内，根本没有食物和水源。

随着源源不断被国民党军从城内赶出来的难民愈聚愈多，这里变成了一座真正的人间地狱。

从城内涌出的大量难民给东北野战军的围城部队造成了很大压力。如果一次性把老百姓全部放出去，城内的粮荒就会减轻，敌人就能够坚持更长时间。

但是，围城部队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老百姓在国共两军两道封锁线之间的这个真空地带中被活活冻死、饿死，这就令围城部队的指挥官感到左右为难。

经请示林彪同意后，9月11日起，围城部队每天放一部分难民离开封锁线，并在封锁线外按放行人数准备了定量的食品及衣物对这些老百姓予以救助。

长春围城战亲历者，一位长春市民面对记者采访时回忆道：

“尽管解放军打开封锁线让老百姓离开，但长春城内的饥荒一点儿都没有缓解，城内的树皮全被扒光，就连野草都被争抢。
红旗街，道旁的那个草，都让老百姓拔起来吃掉，我3岁的姑娘就是那个时候饿死的。
一个大饼子就能换一个黄花大姑娘，一个大饼子就能换一个金戒指，就那个程度。”

当时的郑洞国已经全然顾不上城内的民间惨状，他要面对的是10万守军的吃饭问题，以及新7军和第60军由于供给上的嫡庶之分所产生的，日益加深的矛盾。这些事情，让他整日焦头烂额。

国民党新编第7军是由原来新1军的新编第38师扩编来的，这支部队曾由孙立人率领远征缅甸，在仁安江战役中重创日军，扬威异域，是国民党嫡系部队中的精锐。

但自从陈诚主政东北实施扩军之后，孙立人与陈诚和杜聿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最终孙立人被调离了东北，以新1军新编第38师为基础扩建而成的新7军，由新38师师长李鸿升任军长，部署在长春。

梁振奋，当年是新38师谍报队的队长，曾经随新1军参加了中国远征军的入缅作战，老人回忆道：

“有个说法啊，就是长春围城的时候呢，孙立人请求蒋介石把他空降到长春，他请求蒋介石，他说你让我去，你把我空降到长春，我要把新38师带出来，我要把李鸿和那些老部下带着突出来。

我们那时候年轻啊，热血军人嘛，打过日本人，但确实也不懂得什么是政治，头脑简单，吃国民党的饭，就为国民党打仗。

那时候我们新38师的官兵确实还是很有荣誉感的，还想要去拼一拼，没有人想过要投降。在我接触过的新38师的官兵中，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投降的想法。”

新7军是蒋介石的嫡系，装备优良，待遇优厚，官兵们有这个想法也不奇怪，而60军就不同了。

第60军出自滇军，从军长曾泽生到基层士兵都是云南人，该军抗战时在台儿庄战役中功勋卓著，曾泽生也由一名团长一路升至军长。

1948年4月，60军自吉林退守长春后，和新7军共同负责长春的防务。与嫡系部队新7军相比，60军不仅在装备、弹药、军饷等各个方面都大打折扣，就连填饱肚子也成了问题。

郑洞国在空投物资的分配上虽尽量做到平衡，但飞机空投下来的物资却因为风向问题，大多时候都飘到了新7军位于城西的阵地上。

因此，在郑洞国收拢物资重新分配前，新7军往往都私藏下一小半。而得不到充足补给，饥肠漉漉的60军官兵就只好在城中百姓的家中搜刮食物。

到了1948年8月下旬，长春城中老百姓的家中已无粮可搜了，这时的60军官兵已经靠扒树皮、挖野菜活命了。而此时的新7军，竟然还能吃上大米和美国罐头。

一样是出生入死，却要忍受嫡庶待遇之不公，这就激起了60军官兵的强烈不满。

围城部队了解到城内的情况后，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政治宣传，瓦解国民党军的士气。

围城战亲历者，长春市民秦女士回忆道：

“我们家那时候住在八道街，解放军在城外对60军喊话，我们都听到了，说你们60军投降吧，投降了愿意回家的给你发路费，不愿回家的可以留下来参军，留下来的军官还原样可以当官。”

60军官兵由于无法忍受嫡庶待遇不公，再加上饥饿的折磨，每天都有许多官兵放下武器，从城东的防区出逃，向解放军投诚。

而此时，比逃跑和投降更为大胆的一个军事行动，正在军长曾泽生和他的部下中秘密地计划着。

1948年10月16日一早，郑洞国突然电话通知曾泽生到指挥部有要事面谈。这个电话让曾泽生十分紧张。

原来，早在9月22日，不堪重负的曾泽生就向部下透露了起义的想法。他向部下指出：

60军目前有三条路面临抉择：
一是死守长春，结果必然是城破被歼。第二是向沈阳突围，也难逃在途中被消灭。
第三，只有起义才是唯一的活路。

会上大家一拍即合，与会的主要军官全都赞同战场起义。近一个月，60军军部天天都在商量起义的事宜，并与城外的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取得了联系。

郑洞国的电话让曾泽生怀疑起义计划泄露，但是又没有理由推脱，只能勉强前往。到了司令部，曾泽生发现这是虚惊一场。

郑洞国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要新7军和第60军立刻从长春突围。虽然明知突围未必能够成功，但是此时的郑洞国已别无选择了，他命令曾泽生即刻做好突围准备，

曾泽生返回军部后，马上召集连以上军官到军部开会，宣布起义。会上，部下的反应让曾泽生大感欣慰，军官们全体同意立即实施起义。

原60军机枪连士兵容开业，后来回忆道：

“连长开会回来了，集合全连讲话，我们连全是云南人，抱团抱得紧。连长说，兄弟们，我一定带领你们找一条好出路，去一个好地方，保证有前途，有光明前途。

我的副班长，他悄悄跟我说，可能是要带我们起义，这不像是投降，也不像是突围，我看是要起义。

我们班里有个兵叫许汉文，他问副班长，起义跟投降不一样吗？
副班长告诉他，那可不一样，投降是打白旗，起义是打红旗，掉转枪口帮共产党打国民党。

许汉文笑着跟我说，这个兵也当得真是奇怪，今天当国军，明天当共军，还帮着共军打国军，真有意思。”

1948年10月17日上午，驻守长春西半城的新7军惊骇地发现，对面东半城的守军60军竟然对他们布设防线，街道上堆起了沙袋，黑洞洞的枪口指向了新7军。

与此同时，郑洞国也接到了曾泽生的一封亲笔信，信上写道：

“公乃长春军政首长，为长市军民不做无畏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共襄义举，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

在军长曾泽生的带领下，60军成功地实施了战场起义。

围城战亲历者，长春市民秦女士回忆道：

“17号早上，我妈一开门就看到八道街派出所就变了，没有人站岗了。老百姓都跑去里面，拆东西，搬东西往自己家里扛呢。

我妈还自言自语叨咕，瞧他们那小体格，饿成那样了，还能扛东西呢。我妈就找我大哥，说你起来看看去吧，好像是有点变化，城外解放军也不喊话了，站岗的人都跑光了。”

60军起义后，新7军上下大乱，人心惶惶。郑洞国知道大势已去，城破只在顷刻。但作为一名黄埔学生，他实在无法把自己和投降两个字联系起来。

郑洞国把自己的司令部转移到了市中心的中央银行的地下室，表示要在这座堡垒里面坚守到底，宁愿战死也不投降。

到了此时，虽然将领们能够理解郑洞国的坚持，但谁都清楚，这种形势下，新7军的出路只有一条：投诚！

除此，别无生路。

1948年10月18日晚，新7军与解放军取得联系，达成次日投诚的协议。

1948年10月19日，新7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解放军承认新7军投诚，并承诺投诚部队享受应有的待遇。

新7军军长李鸿因病被送往哈尔滨治疗，身体好转后，东北野战军政治部给出两个选择：

一是继续留在部队中，跟随东野大军入关，南下作战。
二是转入地方工作，或是回家休养。

本来就不愿打内战的李鸿，直接选择了回到湖南老家休养。

原新7军新38师谍报队队长，梁振奋回忆道：

“团长宣布投诚命令，要我们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时，他那眼眶是红的，应该是刚才哭过了。

按照我的理解，投诚是主动的，投降是被动的。尽管投诚有比较好的政治待遇，但作为军人，主动放下武器，心里面还是很难受的，团长哭了，我也哭了，好多人都哭了。

毕竟呀，我们新38师这个部队，毕竟曾经跟日本人打过，我们在缅甸真枪真刀地跟日本人干过，打败了他们。那个时候的我们，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我们也会被别人打败，向别人投诚……”

1948年10月21日凌晨4点，郑洞国的指挥部，银行大楼外枪声四起，这是一场安排好的“仪式性”的战斗，所有的子弹都射向了天空。

在象征性的抵抗后，几个卫兵紧紧抱住了准备自杀的郑洞国，将他交给了在门外等候多时的解放军。

这张珍贵的照片是郑洞国被解放军护送去哈尔滨时拍摄的。作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中将的尊严得到了体面的维护。

至此，历时近5个月的长春围城战正式宣告结束，东北解放军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佳方式取得了胜利，长春获得解放。

长春守军在投诚后的当晚，萧劲光和萧华宴请了郑洞国。席间，郑洞国神情沮丧，全程闷头喝酒，一言不发。

坚持了近5个月的10万大军，包括武器精良、骁勇善战的新编第38师，就这么窝窝囊囊的失败了。对于一个将军来说，这比战死还要难受千百倍。

宴会结束时，郑洞国终于开口了，他表示：

自己投诚后，不去电台广播，更不会登报发表声明，也不参加公开的宴会，从此只想当个普通百姓。

后来，郑洞国被送往哈尔滨接受学习，建国后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

起义将领曾泽生及其部队则受到了萧劲光和萧华的热情接待。60军撤出长春后，在九台地区休整。

1949年1月2日，中央军委授予这支起义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番号，曾泽生仍然担任军长，隶属东北军区。1949年6月，第50军转隶第四野战军建制。

1950年10月，该部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入朝参战。在第四次战役中，在汉江两岸顽强抗敌50昼夜，保证了志愿军主力休整、集结和粮弹补充，为准备实施战役反击争取了时间，受到了志愿军总部表彰。

1955年4月，第50军凯旋回国，军长曾泽生受到了主席的亲切接见。

1955年9月，曾泽生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

1979年，第50军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50军除149师划归西线攻击集团外，其余各部被拆分开，配属东线各部队作战。

第50军共歼敌2128人，其中毙敌1789人，伤敌331人，俘敌8人。

共有2个单位和3名个人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

时任长春市长的尚传道，特赦后被安排在北京市政协工作，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辽沈战役国共两军双方阵亡人数的总和。”

长春市地方志编委会主任孙延平，在参与编撰地方志的过程中，对这场惨烈残酷的围城战曾这样评价道：

“长春人民为和平解放长春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长春老百姓都非常希望能为解放长春这个过程中死难的长春人民搞一些纪念活动，因为毕竟人民的牺牲是巨大的！”

1988年10月18日，长春解放纪念碑在长春解放40周年之际正式竣工。纪念碑碑身背面刻有长春市政府所做的碑文——

向为解放长春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表示深切的悼念。向为解放长春、建设长春做出贡献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