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出狱后，见到周总理哭诉：我这辈子再也没有脸去见毛主席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那天，见证他们婚礼的好友有陈赓、恽代英、彭湃、邓中夏、陈延年等人，宾客中还有一人，叫文强。

文强是受周恩来胞弟周恩寿之邀前去参加婚礼，周恩寿说：“哥哥与新娘商量好了，一切从简，是革命的婚礼。”为表达祝贺的心意，周恩寿早早备好一张红色的宣纸，邀曾在长沙艺群美术专科学校就读的文强在上面写下六个大字：“花好月圆人寿。”

婚礼当天，文强与周恩寿共同准备的这份礼物，受到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连连称赞，周恩来这位大哥的赞扬，让文强十分开心。

文强，是周恩寿的同学，也是周恩来的亲密部下。而事实上，他不仅与周家有亲密联系，更与毛主席家中有着紧密的联结。

文强与毛主席同为湖南人，毛主席的母亲文七妹是文强的姑母，毛主席、毛泽民、毛泽覃三兄弟都是他的表兄，文强只比毛泽覃小两岁，两人自幼就是玩伴，关系极好。

毛主席要比他大14岁，他幼时起就唤毛主席为“毛大哥”，毛主席年少时就很有自己的想法，文强性格也倔强，二人之间常有争辩，一争论起来就不停。许多年后文强在自传中回忆起来说：“毛泽东开始认识我时，我就跟他抬杠子，以后，我跟他抬杠子非常之多，一直跟他抬到底。”

毛泽东早年就离开家乡，走上革命之路，并用自己的革命意志影响亲人们，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等人之后都参加革命。文强也受到了影响，1924年，文强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毛主席的同学夏曦建议他报考黄埔军校。

1925年，文强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周恩寿、林彪等人成为同学。

周恩寿

文强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时，毛主席正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身份，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强与讲习所学习，与毛主席相见。毛主席笑着对文强说道：“小文长成了大文，努力吧！”

周恩寿是他的同学，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他的老师，由周恩寿牵线，文强与周恩来见面，周恩来一见到他，便亲切拉着他叫他坐下：“你父亲就是文振之先生呀，孙文、黄兴、蔡锷都是你父亲的老朋友。”周恩来的亲切态度，瞬间拉近二人的关系。

后来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文强便为座上宾客之一。也是在周恩来的介绍下，文强加入共产党，成为周恩来的部下。

在黄埔军校，文强结识了不少优秀的共产党员，这也让文强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文强跟随朱德参加北伐战争、又跟随周恩来、贺龙参加了南昌起义。

起义军孤军南下广东，力量分散，敌人各个击破，起义最终遭至失败。一部分参加起义的共产党人都在艰难的境遇下与组织失联，文强在潮州、汕头等地与敌激战被打散，身无分文，流连失所，不得不辗转各地，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还是在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的廖宗泽的帮助下，文强才重新回到党的队伍中，历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等职务。

好景不长，1931年夏，文强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好在经过党组织的营救，得以逃脱出来。当时的环境下，与敌人有过接触的人都需要重新详细了解情况，文强在这个时候遭到误解，他想去找周恩来申诉，结果没能找到，在与党组织没有联系的几年里，文强再次碰到老友廖宗泽。

只不过，这时的廖宗泽没有再次带他回到党组织，而是将他带去了另一个方向，甚至影响了他的整个后半生。

廖宗泽1926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可是在之后艰难的革命之途中，廖宗泽感到前途迷茫，在1931年党组织派遣他赴江西革命根据地参加工作时，廖宗泽叛变了革命，开始为国民党做事。

文强再遇廖宗泽时，廖宗泽已经加入了国民党军统局，经由廖宗泽引荐，文强见到了戴笠，得戴笠信赖，也成了军统局的一员，并在之后加入国民党。

想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前夕，文强义无反顾地退出国民党，保留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如今时间流转，他却又有了另一个身份。

在戴笠的扶持下，文强先后被任命为中校指导员、参谋本部上校参谋，一路扶摇直上。

周恩来得知了文强的事，想要挽回这位昔日表现很好的学生，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促成时，周恩来曾趁着机会，派人劝说文强回到党的队伍中，可文强没有答应，再次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了下去。

解放战争中，文强在战场上与昔日的共产党老友为敌，为国民党蒋介石卖命，蒋介石的命运众所周知，国民党军败仗连连，蒋氏王朝摇摇欲坠。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中，文强被俘，成为战犯。

文强（左）

文强刚被关押进功德林监狱时，依旧保留性格上的倔强，自认为再没有出狱的那天，文强拒绝悔过，拒绝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

监狱的管理人员同他沟通，文强态度强硬，大放厥词：“毛泽东是我的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的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文强初期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态度，拒不配合。随着时间过去，他在狱中的思想一步步得到转变，他努力学习，积极地表现，在监狱还成了战犯小组的学习组长，与初到监狱时的表现完全不同。

他会身体力行地与其他狱友谈心，教导他们：“大家过去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不要做些出格的事，现在到了新社会，更应该同甘苦。”

文强终于在1975年春作为最后一批特赦战犯之一，走出牢狱，恢复自由。

文强出狱后，见到周总理，距离当年周恩来邓颖超新婚已经半个世纪过去，物是人非，文强充满感慨地表示：“我这辈子再也没有脸去见我的大哥毛泽东了！”他的语气中满是懊悔。

如果当初他能顺利找到周恩来申诉，如果他没有跟从廖宗泽的话，如果在周恩来派人来劝他时他欣然应允，如果他没有一次次做出错误的选择，他的人生将完全不同！

再悔不当初，事情也已经发生。文强出狱时，已经年近七十。出狱后的他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

仅仅在文强出狱的一年后，周总理、朱老总、毛主席便相继离世，这些故友的离开让他伤悲不已。

文强晚年时回忆过去撰写文章，同时积极组织黄埔同学会，为祖国统一大业奔走。2001年，文强与世长辞，结束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右一为文强

再说那位对文强人生影响巨大的廖宗泽，也就是我党的“叛徒”，建国后，廖宗泽暗自帮蒋介石做事，伤害百姓权益，1951年被抓捕入狱，先后关押于北京功德林、抚顺战犯管理所，直至1971年在抚顺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