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1967年1月21日，武汉军区传出令人惊讶的消息——两位开国少将自尽了。
一位是军区副司令员唐金龙，他从红军时期开始追随贺老总，就在不久前贺老总还准备将他提拔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然而在贺老总被批后，关系亲密的唐金龙也遭到严重冲击，被定为“黑干将”，性格刚烈的唐金龙就用枪口瞄准自己，以这种方式来自证清白。
另一位是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吕炳安，他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离开人世。
但吕炳安是四野出来的干部，历史上与贺老总也没有太多的往来，为何会走到这一步呢？
吕炳安1917年出生于河北深泽，1933年入党。由于华北当时并没有大规模的红军队伍，因此他就做了几年地下工作。
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吕炳安才进入正在迅猛扩张的八路军，担任了冀中军区第三军分区连指导员。
再往后的抗战时期，他也主要是在冀中工作，历任第八军分区营教导员、冀中第31团政委等职，多次率部抗击日寇/日伪的“清乡”和“扫荡”。
待日本投降，吕炳安随冀中军区挺进东北，他带领31团一直护卫着上级机关。
1946年1月，国民党94军第五师奉命进攻药王庙一带的我热东党政军机关，形势非常危急。
关键时刻，吕炳安率31团承担起掩护任务，虽然自己这个团是普通团、敌军则是美械师，但吕炳安没有畏惧。
他们构筑层层防线，死命抵挡着敌人的狂轰滥炸，等热东机关顺利撤出，他们才结束战斗。
同年4月，31团与兄弟部队合并为辽西支队，吕炳安担任支队副政委，往后他们就一直活跃在热东、辽西，努力发展革命势力的同时，还多次去打击敌军。
随着战争局势推进，吕炳安跟着大部队入关转战，任四野十三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南下后就留在了中南地区工作。
1955年大授衔时，吕炳安被授予大校军衔，次年调到了总政工作。他虽然在总政任职时间不长（1957年就再次调动到武汉军区），但后来他被批，主要也是源于这里。
1961年，吕炳安晋升为少将，广义的开国将军指的就是，55年至65年期间被授予或晋升为少将的人，所以吕炳安也称得上开国少将。
大运动时期，许多军以上的单位搞“四大”，军队的领导机关也受到强力冲击，武汉军区属于被影响得很严重的那一批。
大大小小“造反派”整体去军区里闹，尤其是点了唐金龙和吕炳安的名。
唐金龙是贺老总的爱将，那时贺老总在军委的日子也非常不好过，是被小组重点批的对象。
上面如此，武汉军区就被迫召开常委会，要唐金龙、姚喆、杨秀山三人交代贺老总的“问题”，唐金龙很气愤，头也不回地离开会场。
在局势愈演愈烈之后，唐金龙非常悲观，似乎下了某种决心一样说过：我是个军人，就算死，也要死在军营里。
1976年1月20日，贺老总被秘密送往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他的部下都无法再与之取得联系。
也是同一天，唐金龙被小将们狠批，要求向群众做书面检查。心灰意冷的唐金龙在21日凌晨取出当年作战时用过的一把手枪，枪响之后，他的生命定格在了55岁。
唐金龙是因为跟贺老总关系匪浅而受牵连，但纵观吕炳安的经历，跟贺老总几乎没有往来，他又是为何呢？这里面就牵扯到了刘志坚。
刘志坚1952年开始到总政工作，与吕炳安共事过，大运动开始后，刘志坚兼任了总政第一副主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身上的担子非常重。
不同于那些别有用心之辈，刘志坚并不希望各界都乱起来，他为军队做出了若干特殊规定和必要限制，还扣下过几次乱命未发，因而被人当成攻击目标。
1967年1月5日，刘志坚被批后遭到关押，紧接着大会小会不断，11日又重组了“全军小组”，军队里多个机关被迫要跟着批他。
吕炳安当时兼任武汉军区“文革办”主任，又因为跟刘志坚关系不错，被新的“全军小组”要求表态，还要他承认武汉军区也执行了刘志坚的“黑线”。
对此，吕炳安很犹豫，他不想昧着良心去认下子虚乌有的问题，可这样的结果就是他也挨了批。
接连多日，吕炳安的身体和心理都承受了巨大的打击，最终他感觉难以承受，便在1967年1月21日吞服过量安眠药自尽。
说起来这一天真的太诡异，除了武汉的这两位少将外，上海的陶勇中将也莫名离世了，实在是对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的一天。
好在运动结束以后，几位将军的名誉都得到恢复，也算是告慰在天之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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