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张作霖的二把手，却秘密送儿子入红军，后来儿子成为我军名将

提起中国近代的军阀，那么割据东北三省的“王爷”张作霖必然是个难以绕过的名字。

这位大爷虽然是匪帮出身，但赤手空拳创下偌大的家业，倒也算是一个人物，然而在他的身后，其实一直有着另外一个人的影子。

此人虽然也出身卑微，但却如同张作霖的反面，他重感情、重义气，改革土地、管理金融，对于整片东北地区的稳定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也有着“辅帅”的美誉，他便是张作相。

1881年2月，张作相出生于东北盛京义州的杂木林子村，他家境十分贫寒，也是当年那一批闯关东的后人，祖辈从河北一路迁徙到这里，属于正儿八经的贫农。

但经济虽然困难，父母却还是努力供养张作相读了几年私塾，即便在无奈辍学以后，他的母亲也常常以传统的孔孟之道教育他，这对张作相的一生有着巨大的影响。

辍学在家的张作相长期帮父亲干活，有时也会外出打工挣钱养家，他肯吃苦、愿意学，如果不出意外，他或许能在当地安稳地生活。

可是那会儿辽西一带已经非常混乱，张作相的族兄张作正被害后，他实忍无可忍，便挺身而出带着几个兄弟直接冲上门杀了仇人。

随后的张作相自然受到官府通缉，无奈之下便逃入山中落草为寇，拉起了自己的小山头。

不过因为只有几十人的小势力，张作相知道这样长久不了，恰逢当时张作霖在东北江湖已经大有名气，1901年的时候，张作霖便带着全部兄弟来到新民府投靠了张作霖。

张作霖、张作相，这两个名字听起来如同一家，实际上并无任何血缘关系，但他们却又奇迹般的相似，不但都是闯关东后人、而且一见如故。

在后来的作战之中，张作相曾先后两次舍命救下张作霖，后者直接与他拜为结义兄弟，纵观他们此后的一生，实则比亲兄弟有过之而无不及。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清政府在东北进行招安以后，张作霖摇身一变成了官家人，地位极速上升，一步一步逐渐走上了“东北王”的宝座。

而张作相虽然入伙的时间并不算早，马龙潭、吴俊升、孙烈臣等人辈分比他都高，但他却很快成为了奉系集团的二号人物，而且口碑极佳，历任27师骑兵团长、炮兵团长、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谋长等职。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当奉系成为东北的统治者，张作霖曾经的老部下们纷纷割据一方开始争权夺利时，张作相却依旧视金钱名利如粪土。

他地位高官位却不高的原因其实是他自己接连好几次拒绝了张作霖的任命，转而推荐了其他几位资历更长的人。

因此在奉系内部，张作相的威望可以说仅次于张作霖，没有人不服他，后来一直到1924年，原吉林督军孙烈臣去世，留下遗愿指定要求张作相接班，他才不得不走马上任，而吉林也就此迎来了最爱民的一位长官。

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张作相毕竟出身贫寒，然而其能力却很高，而且是全方面的，入主吉林以后，他首先便主抓经济。

在军阀统治下，各级官员向来都是以中饱私囊为主，个个往自己兜里捞钱，所以每年财政都要亏空，但张作相上任之初便开始严禁贪污，减免了各种苛捐杂税，在各方面实行经济改革，自他上任后第二年一直到他卸任，吉林财政每年都有不少盈余。

军事方面更是张作相的老本行，他一直亲自管理，先后花钱升级几次装备，而且对这些人员良莠不齐的队伍日常整顿，还开办了专门的陆军训练学校，同时还有着一个在当时“很不合理”的严格规定：军队绝不许扰民，对于军阀治下的部队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

除了这两点以外，张作相对吉林民生的关照堪称事无巨细。

教育上；他大力支持建校办校；在金融上，他大刀阔斧改革，牢牢控制货币发行，在奉票因为通货膨胀而疯狂贬值的时候，吉林省的货币却十分稳定；在市政上，他甚至亲自督办街道、自来水等问题，并一一解决，引得市民们交口称赞......

还有一点非常难得，身为张作霖的部下和亲信，张作相虽然一直忠心耿耿，但他却绝不盲目跟从，比如当时的军阀们为了战争资金，无一不疯狂种植鸦片这种来钱最快的东西，张作霖自然也不可能避免。

但张作相却不同意，他一开始规劝过自己的大哥，眼看无可奈何之下，他的态度仍然坚决：吉林省绝不会种植一株鸦片，但那笔烟草税的钱，吉林依旧会如数缴纳。

这样的说法张作霖当然也没法拒绝，而张作相不仅靠着出色的财政成绩拿出了这笔钱上交，而且同时在自己的治下依旧严禁鸦片，大力搜捕毒贩，对全体百姓、官员、军人一律禁毒，绝不允许吸食，仅这一件事，张作相都不枉被吉林人民一直怀念。

不过就在张作相安稳主政吉林时，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大变局却到来了。

1928年的皇姑屯，由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爆炸案直接当场炸死黑龙江省督办吴俊升、重伤东北王张作霖，此后洞张作霖去世，张学良代理大元帅职务，整个东三省瞬间陷入混乱。

许多人可能对此间的事情了解不多，以为张学良身为少帅，理所当然地接过了父亲的职务。

但其实年仅29岁的他受到了不少东北军老将的压力，认为他太过年轻，尤其是那些资历深厚的“老派”奉系成员，只有少部分青年将领组成的“新派”大力支持张学良。

权力的交接从来不是容易的事情，而当时其实张学良自己也觉得不能服众，因为资历太浅，所以他甚至主动提出让张作相上台，这不仅仅是对父亲的信任，也是对张作相品格的认可以及两人之间同样深厚的感情所致。

而张作相之所以能众望所归，除了他品行好、能力强、资历深，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1925年时奉系内部的郭松龄发动了一场叛乱，最后被镇压，郭是新派的代表，所以在他死后，新派受到了老派的全面清算。

眼看着就要掀起一场腥风血雨，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明明是十足老派的张作相却为了奉系内部团结，哭着恳求在座众人，结果硬是将新派保了下来。

正因如此，在奉系的两派当中，张作相都无疑是有着最高声望的那一个人，他如今担当大帅，那简直就是实至名归，然而张作相拒绝了。

在古往今来的权力斗争中，亲父子、亲兄弟手足相残都毫不稀奇，张作相和张学良甚至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他们眼看着东北最高统治者的位子就在眼前，却始终彼此谦让。

而这种谦让不是虚伪的——张学良最后甚至已经把东三省议会公推张作相上台的文书和大帅的帅印都送到了张作相府上，他还是坚决不肯收下，这种感情大于争权夺位的故事，在历史上堪称是一份奇迹。

到了最后，在东北三省议会联合会议上，张作相当着所有人的面给出了自己的态度：认定张学良子承父业，担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所有人都要像对待老帅一样对待少帅，算是以自己的身份地位替张学良打了包票，也彻底确定了未来东北的局势。

在这之后，张学良和张作相实际上同为东北的最高统治者，因为当少帅留在东北时，许多大小事务都由张作相来操持，而当他后来率军入关之后，张作相更是以留守大臣的身份代为统领了全东北的一切事务。

但突如其来的变故发生在1931年，当众所周知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作相恰好因为父亲病逝回了锦州奔丧，吉林的事情都交给了参谋长熙洽，然而这个熙洽十分丑恶，在日本鬼子的铁蹄面前没有坚持分毫便投了降。

等张作相接到消息紧急赶回吉林时已经迟了，眼看着自己安身立命的东北一步步沦陷，心灰意冷的张作相直接退出了政界，一路抵达天津，从此隐居了起来，不问世事。

等到后来日本全面侵占东北，并以此当作自己发家的基地后，对于张作相这位曾经在东三省举足轻重的人，当然也先后多次全力拉拢，但他毫无疑问都严词拒绝，甚至连自己父亲的坟被日本人炸毁都俨然不为所动。

虽然进入了隐居阶段，但张作相的眼光依旧十分尖锐，就在西安事变之前，他托人去看望张学良，虽然这位少帅传话说一切都好，但在听了信使口述的一些西安当时的情况后，他竟然直接下了结论：“西安可能要出大乱子了。”

而当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后，张作相又立即派人向张学良传话：“最好勿杀蒋介石。杀了，内战又起，对抗战不利”，这话不仅十分正确，而且深谙民族大义。

所谓虎父无犬子，张作相的二儿子张廷枢在父亲的教导下，从东北讲武堂毕业后迅速投身军政界，年纪轻轻便深明大义，先率部镇守古北口抗击日寇，后坚决抵制蒋介石分裂国家拒不内战。

在面对国民党消极态度无可奈何时，张廷枢更是直接带领几位旧部远赴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在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亲自接见后，从此投身共产主义队伍，长期活跃在抗日游击阵线上，还曾担任赫赫有名的“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司令员。

老蒋为了拉拢张廷枢，答应给他中将军衔，但被张廷枢直接拒绝了。

而另一方面的张作相虽然隐退，但威望犹在，老蒋多次威逼利诱不能动摇，直到1948年国民党全面败退时，蒋介石也已经准备出逃，还派人三次来请张作相一道去台湾，机票、船票都送上门来，但张作相非但不去，而且严令家人绝不许离开。

可惜到了1949年4月，仍然留在天津的张作相不幸因脑溢血而过世，享年六十八岁。而听闻消息的周总理也万分遗憾，表示正准备请老先生出来主持工作。

张作相的离世，也给本就重病在身的张廷枢带来巨大打击，百日之后的7月份，张廷枢病情急剧恶化，在北平去世，年仅45岁。

父子二人都没能活到亲眼见证新中国建立的那一天。

张廷枢公馆

张作相在旧时代的军阀中可谓是个异类，他出身贫寒没什么文化，也没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但却有涵养、有气节、有头脑，更难得的是爱民如子、严禁毒品，对外则具有极高的民族气节，实乃一介英雄人物。